
■問1.松明講心裡曾經說,人都有上進心,連乞丐都有。那麼為什麼還會有人要犯罪呢?
■問2.怎樣的社會會讓犯罪增加嗎?然後怎樣的社會可以減少犯罪嗎?■問3.那麼如果預估台灣目前的社會經濟狀況,你覺得未來台灣的犯罪率,會增加還是減少呢?
■問4.台灣的房價問題是否間接促進了犯罪率的上升或下降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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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1.人都有上進心,連乞丐都有。那麼為什麼還會有人要犯罪呢?
如果「連乞丐都有上進心」是成立的,那麼犯罪這件事,表面上看起來就不合邏輯。
從心理學上看,人犯罪的時候,其實往往也是在追求某種“內部的上進”。
第一層:人性的驅動不是只有「變好」,而是「讓自己覺得比較好」。
所謂「上進心」,其實是想「讓自己的狀態比現在更能滿足內心的需求」。
但「滿足感」和「道德感」是兩個系統。
例如一個人偷東西時,他的腦中確實會分泌多巴胺(快樂化學物質),因為他感覺自己終於「掌控」了命運、突破了不公平、或報復了社會。
從大腦的角度,這是一種「上進」:他讓自己脫離原本的無力與絕望。
第二層:當“上進”被扭曲成“補償”,就容易產生犯罪。
心理學上叫「補償性行為(compensatory behavior)」。
例如,有人覺得自己被羞辱或忽視,他就透過犯罪來「證明自己存在」;
有人覺得社會不公,就用犯罪來「重新平衡」那個不公。
這些行為在邏輯上是錯的,但在他們的心理模型裡,是在「恢復尊嚴」或「掌控命運」。
也就是說,他們的上進心仍在,只是方向歪掉了。
第三層:社會條件會塑形人的“上進路徑”。
一個被教育過、被看見過、知道努力有出口的人,上進的方式會是學習、創造、合作。
一個長期被忽視、被剝奪、沒有資源的人,會傾向於用破壞、奪取、操控的方式「往上爬」。
他不是沒有上進心,而是他的人生裡沒有別的上進選項。
犯罪並非缺乏上進心,而是「上進的目標」或「方法」錯亂了。
有些人不是不想變好,而是他們被世界逼到只能用錯的方式,去證明自己還有力量。
這個議題可以往更深的方向問:
上進的本質其實是「能否讓能量往外流動、往成長流」。
如果社會本身的結構不讓人流動,犯罪就變成「被堵住的上進心」的反彈。
■問2.關於「社會結構的流動」,怎樣的社會會讓犯罪增加嗎?然後怎樣的社會可以減少犯罪嗎?
犯罪率的高低,往往和一個社會的「流動性」高度相關。
所謂「流動性」,不是指人口在移動,而是指「一個人能不能透過正當方式改變自己命運」。
◇ 讓犯罪增加的社會條件:
1.階層封閉、努力無用
如果一個人再怎麼努力都看不到出頭機會,上進心就會「堵塞」,最後轉為憤怒或反叛。
像某些極端貧富差距的城市,偷竊、詐騙、暴力事件會高,因為人心裡有種「反正規則是假的」的感覺。
2.教育失能、沒有心理出口
當學校只教服從、不教思考,也不教如何處理情緒,社會就會堆出一堆「沒有心理煞車系統」的人。
這些人不是天生壞,而是被養成「不知道如何面對挫折」,只能用暴力或破壞來宣洩。
3.信任斷裂的社會
如果人與人之間缺乏基本信任(例如官員貪污、警察收錢、媒體亂說),那麼「守法」就變成一種傻事。
當公權力不再有威信,道德規範也會鬆動,犯罪自然上升。
◇ 能讓犯罪減少的社會:
不一定是最富的,而是「最有希望的」。
1.給人第二次機會的制度
當一個犯錯的人有途徑可以重來(像挪威的矯正制度),犯罪率會比那些「一失足成千古恨」的國家低。
因為人心如果看見出口,就不容易墜落。
2.教育能培養自我控制與共感
有研究顯示,小孩在學會「延遲滿足」(例如棉花糖實驗)與「共感能力」後,長大犯罪率顯著降低。
這說明犯罪不是道德問題,而是心理功能問題。
3.社會資源分配透明、公平
當人感受到規則真能運作——努力有用、弱者被保護——上進心就會自然導向正面的創造,而不是破壞。
✚ 簡單講:
社會若讓人「看到希望」,上進心就會變成創造力;
若讓人「感覺被堵死」,上進心就會變成破壞力。
■問3.那麼如果預估台灣目前的社會經濟狀況,你覺得未來台灣的犯罪率,會增加還是減少呢?
我的預估:犯罪率在未來可能呈「微幅上升 + 型態更替」趨勢
綜合現有資料與變數走向,我傾向於這樣的預測(但強調:是「可能性較高」的路徑,而不是必然):
未來十年,全體犯罪率可能會比目前稍微上升,或至少「持平偏上」。
但「暴力犯罪、強盜、殺人」這類嚴重犯罪不太可能大幅暴增;相反,「詐欺、網路詐騙、網路相關犯罪」的比重會拉高。
也就是說,「犯罪結構」會改變,偏向高科技、隱蔽、跨域化的型態。
為什麼我這樣估:
台灣整體經濟壓力可能會加劇:物價上升、薪資緩漲、經濟成長不穩都是潛在風險。
數位化與科技進步的雙刃劍:它讓犯罪門檻在某些方面降低(網路便利),也讓警察偵查有新工具。
從現有資料看,較容易被控制與傳統定義下的犯罪(盜竊、暴力)在長期已有下降趨勢。這代表那些「低科技 / 街頭型」犯罪空間已被壓縮。
青少年犯罪比率上升是一個警訊:如果青少年教育、心理支持、社會機會不足,未來可能累積出更多問題。
若司法 / 社會政策能做對(強化更生、提升社會安全網、科技防治犯罪、提升教育)也有可能把上升趨勢壓回來。
■問4.台灣的房價問題是否間接促進了犯罪率的上升或下降呢?
一、房價太高 → 經濟壓力上升 → 「守法」成本變高
在社會心理學裡,有個概念叫 「相對剝奪感」。
意思是:人不是因為「絕對貧窮」而暴動,而是因為「別人過得比我好太多,而且我永遠追不上」。
台灣房價長期高漲、薪資停滯,讓許多人陷入這種「被卡住的階層」感。
於是會出現這些現象:
有人轉向投機、詐騙、套利型行為:「既然努力買不到,就去找漏洞」
年輕族群的「長期目標」崩塌,導致對社會責任與規範的投入減少
企業也可能為了生存或分潤壓力,選擇灰色操作、逃稅或勞動剝削
這些都不是「暴力犯罪」,但它們會慢慢侵蝕社會信任系統——而信任一旦崩壞,犯罪率通常會上升。
二、房價太高 → 城市貧富分區化 → 犯罪機會與動機集中化
經濟學與犯罪學裡有個經典觀察:
當城市的貧富區域分化明顯時,財產犯罪(偷竊、搶劫、詐欺)會在貧區上升。
原因很簡單:
貧窮區的人生活壓力高、工作機會少,但又鄰近富裕區的誘因(奢侈品、現金流)。
房價高漲會加劇這種地理分層。像台北、新北某些區域的犯罪分布,就和房價地圖幾乎能疊合。
三、房價高 → 家庭與心理壓力累積 → 增加「內爆型犯罪」
台灣的「家庭暴力」「親密關係犯罪」其實和房價也有潛在關聯。
當夫妻、家庭長期住在壓迫性空間(高貸款、擁擠居住),加上收入焦慮、無法放鬆,就會出現心理學所說的 「空間壓力效應(crowding stress effect)」。
這會導致情緒爆發、暴力傾向、酒精濫用、甚至極端事件。
換句話說,房價壓力不一定讓你偷東西,但它可能讓你變得不理智。
四、房價高但有社會支撐 → 犯罪未必上升
不過要小心:高房價 ≠ 一定高犯罪。
例如東京、香港、蘇黎世房價都高,但犯罪率仍低。
差別在於:
政府有公共住宅與租屋支援制度
社會安全網完善
公民信任政府與司法
也就是說,如果一個社會讓人民相信「雖然買不起,但活得有尊嚴、有出路」,那麼犯罪不會因此上升。
總結一句話:
房價高不是直接的罪魁禍首,但它是一個「社會壓力放大器」。
當房價壓力超過人心可承受的程度,而社會又沒給出希望的替代方案,犯罪率就會緩慢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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