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朝鮮王朝數百年的歷史長河中，存在著一個特殊而矛盾的群體。他們是王朝的「口舌」，卻也可能是王朝的「心腹大患」；他們是維繫國家外交的齒輪，卻也利用這份權力中飽私囊，甚至遊走在叛國的邊緣。他們，就是朝鮮時代的「譯官」（Yigwan）。這場講座所揭示的，便是在一個地緣政治極度敏感的國度中，這群掌握語言密碼的「中人」階級，如何行走於忠誠與背叛、服務與自利之間的灰色地帶。
夾縫中的王朝與不可或缺的「中人」
要理解譯官的特殊地位，必須先理解朝鮮王朝的處境。朝鮮半島本身就是一個極其特殊的地緣政治舞台，它北接中國（明、清），又與女真、契丹等北方民族相鄰，東則與日本隔海相望。在這樣一個強權環伺的環境中，外交不僅是國策，更是生存的必要手段。
朝鮮王朝的外交政策主要建立在兩大基石上：對中國的「事大政策」與對日本等鄰國的「交鄰政策」。這兩者必須同時並行，缺一不可。為此，朝鮮定期派出大規模的外交使團：前往中國北京的稱為「燕行使」，前往日本的則稱為「通信使」。然而，一個尷尬的事實是，這些使團的正使、副使等高級官員，均由朝鮮的貴族階級「兩班」（Yangban）擔任。他們精通儒家經典，卻普遍不會外語。因此，無論是在北京的朝堂上，還是在前往京都的漫長旅途中，所有溝通的重擔，都落在了隨行的譯官身上。
這些譯官在社會階級上屬於「中人」（Jung-in）。在朝鮮王朝嚴格的身份制度中，他們位列於國王與兩班貴族之下，平民（常民）之上，是依靠特定技術（如醫學、法律、翻譯）服務國家的專業官僚。由於語言能力的培養極其不易，譯官這個職業往往在家族內部世代相傳，從而累積了龐大的「文化資本」與家族勢力。
國家的情報費，譯官的致富經
當一個群體壟斷了對外的溝通渠道，並掌握了國家的機密預算時，權力的天平便開始悄然傾斜。譯官的核心任務之一，是奉命搜集情報。他們會領取國家的經費，用以在中國或日本「購買」當地的書籍、地圖與各類情報。然而，這筆本應用於國家安全的「情報費」，卻成了譯官們最直接的生財之道。
講座揭示了譯官們一套近乎完美的貪腐SOP。首先是「公器私用」。譯官利用使團出訪的機會，夾帶大量朝鮮嚴禁出口的商品——尤其是人蔘——到中國販售，牟取暴利。一位名叫張炫的譯官，甚至因為走私規模龐大、目無國法而遭到彈劾。
更為隱蔽的，是與外國官吏的勾結。譯官們抵達中國後，會與當地稱為「胥班」的低階官吏建立聯繫。這些胥班會故意製作假情報，或將書籍以數倍的價格賣給譯官。這並非譯官被矇騙，而是一場雙方心照不宣的交易。例如，一本原價500的書，胥班可能以3000的價格賣出，然後再將1000回扣（kickback）分給朝鮮譯官。譯官則拿著這本天價書回去向國家報帳，使臣和王室根本無從查證，國家的情報預算就這樣流入了私人腰包。有時，中國官吏甚至會故意捏造繁瑣的外交規矩，以此為藉口向朝鮮使團索賄。
雙面間諜：國家的耳目，或敵人的幫兇？
如果說貪汙腐敗只是讓王朝「破財」，那麼情報的洩漏，則是動搖國本的「災難」。譯官作為情報的搜集者，同時也成了情報的洩漏者。
一方面，他們確實為國家執行機密任務。講座提到，在明清交替之際，朝鮮王室懷有「反清復明」的意圖，便曾命令譯官前往中國和日本，搜集有關台灣鄭成功（Koxinga）的情報。
但另一方面，譯官與中國、日本的譯官和官員建立了超越國界的「私人人脈」。這種關係「互為敵友」，極其危險。朝鮮的軍事機密，例如哪裡有駐軍、哪裡有軍營，對於中國的譯官而言竟是瞭若指掌。更令王室恐懼的是，朝鮮對日本的動向一無所知，而日本對朝鮮的內部情況卻「聊若指掌」。國王（上）對此震怒，認為這都是因為譯官與日本譯官私通，甚至下令「殺一兩個人」以儆效尤。
王室的兩難：張炫與金貴人之死
面對這樣一個既不可或缺、又難以掌控的群體，朝鮮王室陷入了深深的矛盾，具體體現在兩個極端的案例中。
第一個案例是前述的譯官張炫（Jang Hyeon）。他憑藉著走私和貪腐積累了巨額財富，甚至在家鄉建造了遠超「中人」階級規定的豪宅。當地方官員試圖制止時，他竟能動用人脈，讓事情不了了之。最終，他甚至成功地將自己的女兒送入宮中，成為了國王的後宮，其家族勢力之龐大可見一斑。張炫的「成功」，凸顯了王朝對譯官勢力失控的無奈。
第二個案例則更具戲劇性。一位名叫金貴人（Kim Gwi-in）的譯官因貪腐走私被抓，國王震怒之下，下令對其處以重刑（拷打屁股）。然而，執行官員下手過重，竟將金貴人活活打死。此時，國王的態度發生了180度大轉彎。他反過來斥責執行官員，稱「怎可將人無故打死」，並下令追究這位執行官員的責任。
金貴人之死，完美地詮釋了朝鮮王室的兩難困境：國王痛恨譯官的腐敗（想打死他），但譯官又是國王必須依賴的技術官僚（不能真的打死他）。當譯官真的被打死時，國王需要懲罰執行者，以維持這個脆弱的平衡，確保其他譯官還願意繼續為王朝效命。
從貪腐的走私者到開化的啟蒙者
譯官在朝鮮歷史上的形象是複雜多變的。在王朝的大部分時間裡，他們是貪婪的既得利益者，是遊走於法律邊緣的走私犯，是可能洩露國家機密的雙面人。
然而，歷史的弔詭之處在於，當朝鮮王朝走向末年、面臨西方列強叩關的「開化期」時，這群曾經的「麻煩製造者」卻搖身一變，成為了國家進步的推手。正是因為他們掌握著外語這項稀缺技能，他們成為了引進西方新知的唯一窗口。晚清思想家編纂的《海國圖志》、《瀛寰志略》等介紹西方地理和政治的書籍，正是透過譯官之手傳入了朝鮮，成為了朝鮮近代化改革的重要思想資源。
（本文是係紀錄政治大學韓國語文學系林侑毅教授的學術研討會演講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