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化日益加深的今日，醫療口譯已成為確保跨語言患者獲得平等醫療權利的重要基石。然而，醫療口譯的現場遠非單純的語言轉換。杏林大學外語學院的宮首弘子教授，在其深入的研究中指出，醫療口譯員面臨著三大根本性障礙：語言的障礙、文化的障礙，以及醫療制度的障礙。
長期以來，口譯的「準確性」被傳統觀念束縛於一種機械式的「忠實」，即「不增、不減、不改變」的逐字對譯。然而，宮首教授的研究挑戰了這一觀點。她提出了一個核心論題：即使譯者在語言層面達到了完全的對等，但如果醫、患、譯三方對於「語境」的詮釋（Contextual Interpretation）未能達成一致，溝通依然會失敗，甚至可能危及患者安全。
本研究的核心，即是探討譯者如何不再扮演「語言機器」的角色，而是必須發揮其「主體性」（Subjectivity），主動介入並協調語境的認知偏差，從而實現真正意義上的「醫療準確性」。第一部分：語境詮釋的理論框架
宮首教授的研究採用了著名語言學家韓禮德（Michael Halliday）的系統功能語言學（SFL）理論，將複雜的「語境」解構為三個相互關聯的維度，以此作為分析醫患溝通的工具：
- 語場（Field）： 關乎「做什麼？」這指的是溝通發生的場景、主題內容、專業活動與機構背景。在醫療口譯中，這不僅指「醫院」這個地點，更包含了背後的「醫療制度」、「疾病知識」和「治療流程」等專業領域的認知。
- 語旨（Tenor）： 關乎「是誰？」這涉及溝通參與者之間的社會角色、地位、權力關係和情感距離。例如，醫生作為權威專家與患者作為弱勢求助者之間的關係，以及雙方的情緒狀態（焦慮、同情、信賴或懷疑）。
- 語式（Mode）： 關乎「如何進行？」這指的是溝通的渠道、風格和修辭目的。例如，醫生是在進行嚴肅的「醫療告知」、使用委婉語，還是在進行安撫性的「情感支持」；是口頭對話還是書面說明。
宮首教授的假設是：當醫患雙方在這三個語境維度上出現認知「不一致」時，譯者的「主體性」就必須介入。譯者的任務不僅是翻譯語言，更是「對齊語境」。
第二部分：五個關鍵案例分析——譯者主體性的實踐
宮首教授透過五個生動且深刻的臨床口譯案例，精確地展示了語境不一致所帶來的風險，以及譯者如何透過發揮「有節制的主體性」（Controlled Subjectivity）來化解這些風險。
案例一：「保健師」—— 制度（語場）的落差
- 情境： 在日本的結核病治療諮詢中，一位醫事人員自我介紹：「我是保健所的保健師（Hoken-shi）。」
- 語境分析（語場）： 來自中國的患者，其知識體系中沒有「保健師」或「保健所」的對應概念。如果譯者將其翻譯為「公共衛生護士」，患者可能會將其類比為中國的「疾控中心（CDC）」，但日本「保健所」的職能（如結核病管理、母嬰健康）與CDC並不相同。
- 主體性實踐： 譯者意識到這層「制度語場」的差異。她沒有強行對譯，而是選擇保留「保健師」這個詞彙，並主動向患者補充解釋：「這是在日本醫療制度下，負責協助您進行結核病康復與社會支持的專業人員。」譯者在此增加了原文沒有的資訊，其目的正是為了填補制度語場的空白，確保患者對醫療體系有準確的理解。
案例二：「加油」—— 表達（語式）的衝突
- 情境： 醫生在結束診療時，習慣性地對患者說：「讓我們一起加油治療吧。」（頑張って治療していきましょう）
- 語境分析（語式）： 在日本文化中，「頑張る」（加油）是用於鼓勵的日常用語。但若將其直譯為「加油」，在中文的醫療情境中顯得極不專業且輕浮。這違背了醫患溝通應有的嚴謹「語式」。
- 主體性實踐： 譯者並未翻譯「加油」的字面意思，而是去詮釋其「語式」背後的目的——即「鼓勵患者積極參與」。因此，譯者將其轉換為：「請您積極配合治療。」這個翻譯在語言上「不忠實」，但在溝通功能上卻是高度準確的，成功地在不同文化語式之間進行了橋接。
案例三：「一瓶牛奶」—— 知識（語場）的危險
- 情境： 營養師對一位糖尿病患者進行指導：「您每天最多喝一瓶牛奶。」
- 語境分析（語場）： 「一瓶」是極度危險的模糊詞彙。在日本，「一瓶」可能默認為200cc的學校午餐規格；但在台灣，可能是500cc的便利商店規格；在其他國家，甚至可能是1公升的家庭裝。對於糖尿病患者，200cc和500cc的糖分攝入量是天壤之別。
- 主體性實踐： 譯者敏銳地意識到這個潛在的「語場」致命傷。她立即打斷對話，發揮主體性，轉向營養師提問：「請問您說的『一瓶』，具體是多少毫升（cc）？」在此，譯者的主體性表現為對患者安全的絕對捍衛，其職責超越了翻譯，進入了醫療風險管理的範疇。
案例四：「臀部」—— 委婉（語式）的誤導
- 情境： 醫生在向一位直腸癌患者說明手術方案時，出於體諒，使用了委婉語：「我們可能需要切除您的『臀部』（お尻）。」
- 語境分析（語式）： 在日語中，「お尻」是個模糊的日常詞彙，醫生使用它是為了避免「肛門」一詞帶來的直接衝擊。然而，醫療告知的「語式」目的是精確而非禮貌。如果直譯為「臀部」，患者無法得知手術的真實嚴重性（即失去肛門功能）。
- 主體性實踐： 譯者沒有翻譯這個模糊的委婉語。她暫停了對患者的翻譯，轉而向醫生確認：「醫生，您指的是『肛門』嗎？我是否可以向患者明確翻譯為『切除肛門』？」在得到醫生許可後，她才進行了準確的醫學翻譯。譯者主動戳破了委婉語的面紗，確保了患者的「知情同意權」。
案例五：「還不行」—— 關係（語旨）的修復
- 情境： 一位長期住院的患者，多次詢問何時可以回國。醫生每次都強硬且不耐煩地回答：「還不行。」（まだだめ）
- 語境分析（語旨）： 醫生的強硬態度導致醫患之間的「語旨」（人際關係與情感）極度緊張，患者感到絕望和不被尊重。如果譯者只是忠實地傳遞「還不行」，她將成為壓垮患者情緒的幫兇。
- 主體性實踐： 譯者意識到溝通的焦點已從「醫療」轉向「情感」。在醫生再次說出「還不行」時，譯者並未直接翻譯，而是發揮主體性，主動向醫生提出一個新的問題：「醫生，我們都理解目前還不能出院。但您是否可以給出一個『預計的目標』？例如，如果未來能達到什麼樣的標準，他就可以開始考慮回國了？」這個提問瞬間扭轉了「語旨」，從「拒絕」變為「協商」，給了患者希望，也讓醫患關係得以維繫。
第三部分：結論——「有節制的主體性」作為準確性的核心
宮首弘子教授的研究，透過上述五個案例，有力地證明了醫療口譯的「準確性」，絕非語言層面的逐字對譯，而是醫、患、譯三方在「語場」、「語旨」、「語式」三個維度上達成動態一致的過程。
傳統觀念中「譯者應如空氣般透明」的要求，在複雜且高風險的醫療現場中不僅不現實，而且是危險的。宮首教授的研究為譯者的「主體性」正名：譯者不是被動的傳聲筒，而是主動的「語境協調者」（Context Coordinator）。
然而，這種主體性絕非隨意的個人發揮，而是一種「有節制的」（Controlled）專業行為。譯者介入（打斷、補充、提問、轉換）的時機，必須遵循明確的準則：
- 為了確保醫療安全與資訊準確時（語場維度）。
- 為了維護患者權益與尊嚴時（語旨維度）。
- 為了確保溝通順暢、避免誤解時（語式維度）。
總而言之，宮首弘子教授的研究為醫療口譯領域提供了極具價值的洞見：真正的「準確性」是一種更高維度的準確性，它建立在譯者對複雜語境的深刻洞察和專業判斷之上。譯者的主體性不僅是允許的，更是醫療口譯專業倫理的核心要求，是確保患者在跨越語言、文化和制度障礙時，仍能獲得最高品質醫療照護的關鍵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