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自法國國立東方語言文化學院（Inalco）的副校長暨政治學者 Delphine Allès 教授在政大外語學院舉辦的國際研討會的演講中分享，她的研究並非要為「文明」下一個精確定義，而是要反問：這種定義上的混亂與模糊，在政治上「產生了什麼作用」？她稱之為「述行效應」（effets performatifs）——一個詞彙如何透過被使用，最終創造了它所描述的現實。
一個「浮動能指」的重返
「文明」一詞正強勢回歸國際政治的舞台。Allès 教授追溯此現象，指出自 1990 年代杭廷頓（Samuel Huntington）提出「文明衝突論」以來，這個詞便被賦予了強大的政治能量。然而弔詭的是，許多試圖「反對」或「預防」文明衝突的國際行動，例如聯合國在 2005 年成立的「文明聯盟」（Alliance of Civilizations），其存在本身，反而恰恰制度化了「文明是清晰可辨、且可能相互對立的板塊」此一前提。
Allès 教授將「文明」形容為一個「浮動的能指」（signifiant flottant）。它在歷史上至少有三種截然不同、甚至相互矛盾的意涵：- 單數的「文明」 (La civilisation)： 這是 19 世紀殖民的主旋律，代表一種普世的、單一的「標準」，殖民者自詡將此標準強加於「未開化」地區。
- 複數的「文明」 (Les civilisations)： 這是如法國史學家布勞岱爾（Fernand Braudel）所描述的，一種客觀的、描述性的歷史地理概念，指涉的是在長時間、大範圍內互動演化的文化群體，例如中華文明、伊斯蘭文明等。
- 過程的「文明」 (Processus de civilisation)： 這是社會學家埃利亞斯（Norbert Elias）的概念，指涉的是一個動態過程，即國家的暴力壟斷與個人的情感自我控制（如餐桌禮儀）同步發展的社會演進。
當今政治話語的危險之處，正在於它刻意將這三種截然不同的意涵疊加、混淆，從而挪用其政治能量。
既是描述，更是規範：「厚概念」的陷阱
Allès 教授接著引入了道德哲學中的「厚概念」（concept épais）來進一步分析。所謂「厚概念」，是指一個詞彙看似在做客觀「描述」，實則隱含了強烈的「規範性」價值判斷。
「文明」正是這樣一個「厚概念」。當我們使用它時，幾乎不可避免地會喚起其對立面——「野蠻」（Barbarism）。因此，「文明」不僅僅是描述「我們是什麼」，它更是一種「規範性」的宣示，暗示「我們是優越的」，並且這種優越性「必須被捍衛」。
這種隱藏的規範性，賦予了「文明」一詞強大的「規訓性」功能（fonction prescriptive）。它不再是中性的學術分類，而是轉變為制定「文明主義政策」（civilizationist policies）的合法性基礎——無論是出於防衛，還是出於擴張。
政治敘事的演進：從防禦到進攻
Allès 教授指出，這種以「文明」為名的政治敘事（mise en récit），在近年也發生了關鍵性的轉變——從「防禦性」轉變為「進攻性」。
在 1980 至 90 年代，以「亞洲價值」（Asian Values）為代表的話語，主要扮演的是「防禦性」角色，其目的是抵禦西方世界在人權等議題上的批評。
然而，當今的「文明」話語，則越來越多地被用來主動提出「替代性的全球秩序方案」。Allès 教授列舉了幾個鮮明的例子：
- 中國的「全球文明倡議」： 試圖在「尊重文明多樣性」的話語下，提出一套有別於現行自由主義國際秩序的全球治理方案。
- 俄羅斯的「文明的文明」： 同樣強調多極化的文明共存，以此作為其地緣政治行動的合法性基礎。
- 印度的「印度教特性」 (Hindutva)： 已從內部的文化政治，轉變為其區域投射的戰略敘事。
- 歐美的極右翼政治： 則採用一種「防禦性」的文明敘事，呼籲捍衛「我們的文明」（實則指涉西方或白人文明）免受外來威脅，甚至開始尋求「文明的盟友」。
從北京到莫斯科，從新德里到華盛頓的保守派，「文明」一詞已被靈活地塑造成服務於各自政治議程的戰略工具。
當話語創造現實
演講的最後，Allès 教授回到了她的核心論點：這些模糊的能指、隱藏的規範、以及主動的政治敘事，三者交織在一起，最終產生了強大的「述行效應」——話語創造了現實。
她再次以聯合國「文明聯盟」為例。這個組織的成立，是為了「預防」文明衝突，但為了運作，它首先必須「定義」和「選拔」誰能代表各大文明？誰是伊斯蘭文明的官方代表？誰又能代表中華文明？
Allès 教授犀利地指出，這個「選拔」的政治行動本身，就將一個原本流動、多元、複雜的文明概念，強行「制度化」、「均質化」為由官方（通常是國家）背書的單一版本。這個旨在消弭衝突的機構，其運作方式卻諷刺地證實了「文明是具體且可分割的實體」這一虛構前提。
「『文明』一詞，在當下已然成為一個語意和政治的戰場。」Allès 教授總結道。它反映了全球秩序在規範層面日益加劇的緊張與碎裂。要解構這背後的權力遊戲，不能僅靠單一學科，而必須依賴語言學、社會學、數位人文學與政治科學的跨領域合作。而這一切的核心，或許正如本次研討會的主題所示，始於對「翻譯」——這個跨越邊界、也同時在創造邊界的行動——的深刻反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