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對錢賓四先生不敬的意思。我花了非常多時間研讀錢先生的史觀，尤其是他在《國史大綱》中「士人社會」的刻畫。但今日再細想，愈發覺得錢賓四所提出的「士人社會」本質上仍與西歐、北歐那些從「蠻族大會」（Thing、Folkmoot）或早期「階級會議」演化而出的民主社會，有著根本差異。近日讀了許成鋼老師的《制度基因》一書，對照《自由的窄廊》，不禁在思考：究竟士人政權所嚮往的開放社會是怎麼一回事？
士人政府、科舉與社會流動
這其實相呼應的是何炳棣與艾爾曼(Benjamin Elman)教授的學術歧見。何炳棣在《明清社會史論》中認為帝制中國的社會是相對開放的，因為科舉的中榜者裡有大量的平民。艾爾曼則認為何炳棣誇大了了科舉帶來社會流動的作用，並認為科舉能中榜者的，上三代多也是科考出生，科舉更多是「菁英的輪動(Circulation of Elite)」，流動發生在菁英家族之間，而非是平民之間。
根據達特茅斯學院助理教授張耕齊的一篇論文，從CBDB（中國歷代人物傳記資料庫）的歷史科舉數據來看，明代參加科舉的人，若是出身自官人家庭，亦即上三代有中榜者，其中榜的條件機率跟排名皆為較高，而且似乎不單純跟人力資本有關，因為上三代的效果非常詭異地只出現在鄉試跟殿試。
換言之，從實際觀之，科舉更像是一種「加權出身的樂透」，其有一定程度的機率性，骰子的確是人人都可以骰，但並不完全是公平的骰子，如果家裡是朝中有人的官宦世家，這骰子的6就特別大，如果是寒身，骰子則有三面會是1。
這的確帶來了流動，帝制中國在科舉制度下，的確消融了一個固定的貴族世系，將中央集權的郡縣思維得以推廣。
聽過老一輩的人說以前運鰻魚時會在另一邊加一支螃蟹，讓鰻魚保持清醒。這樣的寓言或許能幫我們理解如何綜合何炳棣跟艾爾曼/張耕齊之間的歧見。
何炳棣發現明清時有大量的寒門參與考試，而入榜的人裡面有相當大的比例是寒門，這裡的統計概念是「非條件」的「期望值」：平均來說，上榜的人有不少是寒門。）
然而艾爾曼的看法跟張耕齊的統計，則是從「官宦之子遠比寒門更容易考上科舉」，這裡的概念是「條件機率」與「條件期望值」：相對來說，官宦之子更容易考上。
換句話說，士人政權作為一場菁英之間的遊戲，對寒門遠為不利。之於皇帝來說，如果官宦世家是一箱鰻魚，那寒門就像是螃蟹，讓鰻魚保持驚醒但維持謙卑，因為大部份的官人都很難在朝中維持數代不變的權力。
於此觀之，明清科舉的本質更像是一場皇帝由加權骰子而得出權術，而非是開放社會的制度。
開放的意義：皇權是否受到限制？
換句話說，中國的「士人社會」所稱的「開放」，其內涵其實是精英階層的開放，而不是政治秩序本身對人民的開放。
它指的是皇族與士大夫「共天下」——統治權可以在皇族之外的士大夫間移動，菁英身分也可以透過教育與選拔制度（主要是科舉）向下延伸。然而，這種「開放」只保障了一小部分能夠脫穎而出的士人；對於廣大的「被治者」，制度上並未提供實質的權利保障。這是一種低機率但存在的階級流動，而不是監督統治者的開放。
在我看來，正是這種低機率的流動性，反而成了中國皇權政治的穩定機制。因為只要存在「科舉－出仕」這條細線，社會便能維持某種期望與秩序。這使得士人階層對皇權具備臣服與競逐的意願，反過來強化了皇權的正當性。
反觀西歐，蠻族傳統所遺留的「開放」具有完全不同的含義。
在西歐漫長的政治演化中，平民未必能夠成為貴族，社會階級甚至在許多時期都高度封閉。然而，西歐政治秩序中的「開放」真正關注的是： 平民是否能夠反過來限制、監督、甚至治理「利維坦」（統治者）。
治民還是民治？
西歐發展出來的這是一種對抗式、監督式的開放，不是晉身精英的開放。其核心是 liberty（自由） ——為避免被菁英階級吞噬，平民需透過制度限制統治階層的恣意行動。於是，在長期的歷史河流中，儘管階級封閉，西歐社會卻在自由的狹窄走廊中逐步走出了「民治」（self-governance）。
換句話說，雖言「治」，但「誰治誰」的演化路向完全不同：
- 士人社會的開放＝「菁英共治」、治理人民（治民）
- 西歐的開放＝「平民制衡」、治理統治者（民治）
這構成了兩套文明根本性的政治結構差異。
中國沒有貴族的文化
由此又牽涉另一個主題：雷海宗所說的「中國沒有貴族」。
雷海宗是一個被低估的史學大家，曾被稱為「南開四大家」之一，但他的作品在共產黨那邊不討喜，因為他聽起來軍國，但在國民黨這邊也不受歡迎，因為他講話太難聽，一系列的作品〈中國的家族〉、「中國的兵」等非常精彩，他認為，中國因為沒有貴族，也因而產生了不尚武的「無兵的文化」，中國傳統的道德是不完整的所以士大夫文化畸形了起來。
中國的傳統政治秩序中，真正的「貴族」在秦漢後逐漸凋零，取而代之的是透過教育與經典而塑造的「儒官」。平民不一定能變成世襲貴族，但可以變成官；也就是「布衣卿相」。只要透過科舉進入士大夫體系，就能躍升統治階層。而西歐則完全相反。貴族作為一種政治與法律身分，不但高度封閉，且平民無法輕易進入；但平民卻在歷史長河中逐步獲得監督貴族的權利。
這使得兩大文明的權力關係呈現鏡像：
- 中國：歷史階級較易流動，但權力不可問責
- 西歐：歷史上階級難流動，但權力需被問責
也因此，西歐社會必須面對的核心社會議題便是「階級」，因而有了大量的社會主義跟革命，然而這些西歐社會主義產生出來的元素，是否有辦法回頭處理中國社會的問題呢？答案是沒有，因為中國要處理的核心政治問題是「無上限皇權」，或是「統治者不可問責的權力」，社會主義並沒有對此一問題提供任何解答。
因此，中國與西歐的差異並不僅是文化或哲學差異，而是在制度結構本身的路徑依賴上形成了兩種「開放」模式：一種是朝向菁英的，一種是朝向人民的。若說差異的起源在哪裡，關鍵或許正在於科舉制度在中國的壓倒性角色——它塑造了士人，塑造了皇權的穩定，也塑造了中國式「開放」想像。
結語
從這角度，我又是站在錢賓四那裡的：中國有自己的問題，沒辦法抄西方的主義來解答。無論是是資本主義跟社會主義，在西歐是不能共融的東西，但抄來中國，卻可以融合成「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之於此，一個人人不能挑戰皇權，但如果願意臣服就有機會晉身達官貴人階及的社會，也可稱作「有中國特色的開放社會」，這也是一種制度基因的路徑依賴了吧。
是為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