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根時代的產業政策
美國在雷根政權一邊宣稱「市場放任」一邊使上產業政策、加上國際企業從日本轉移到生產線到亞洲其中國家以絞殺日本的科技業，深感當年惹到老大哥沒有太好的下場。
從臺灣的「新竹科學園區」，乃至韓國的「三星傳奇」，都是矽谷從1980年代復活過程的一部份。這份由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產業研究中心（BRIE）於1997年發表的報告〈Left for Dead: Asian Production Networks and the Revival of US Electronics〉，作者為 Michael Borrus。
該報告主要在談美國電子產業在1980至1990年代的復甦，Michael Borrus試圖解釋一個費解的現象——在日本電子業於1970年代橫掃全球、亞洲製造業崛起、美國被認為失去產業競爭力的背景下，美國電子企業卻重新站回世界舞台。
作者主張，這場「復興」並非源於美國「reshoring」重新奪回製造基礎，而是透過對亞洲生產網絡（production networks）的重構與主導，以美國為首重新整合全球分工體系，進而掌握價值鏈的高端環節。事實上，臺灣對於美國重新站穩電子業扮演了主要的角色。
報告首先回顧電子產業自1970年代以來的結構變化。當時日本企業透過高效率的供應鏈、嚴密的品質管理與國家支持，在消費電子、半導體與精密製造領域迅速崛起，高歌猛進。美國在多數細分市場中節節敗退。這導致美國政府在1980年代出現前所未有的產業干預，例如成立「Sematech」聯盟來支持美國本土半導體製造技術，試圖對抗日本以財閥為首的團隊戰。
然而，Michael Borrus認為，日本在1990年代初期出現結構性停滯。隨著日本資產泡沫崩潰、內需不振與日圓升值，日本企業的成本上升，以及日本產業相對封閉的體系，難以適應以「開放架構」與「模組化」為特徵的新世代電子產品（如個人電腦與網路設備）。與此同時，美國企業——特別是 Intel、Microsoft、Cisco 等——利用訂定產業標準與開放平台的戰略，重新獲得在全球電子產業的主導地位。
換言之，對於Michael Borrus而言，日本最大的問題，是失去了新時代電子產品的標準主導權。
他進而認為，美國復興的關鍵不在於「回流製造」，而是成功利用亞洲成為其全球供應體系的槓桿，並主導了市場標準（defacto market standards）。
該報告將此現象稱為「亞洲生產網絡」，即由美國企業主導、分布於台灣、香港、新加坡與後來的中國及東南亞的跨國供應架構。這些網絡使美國能以更低成本與更高靈活性生產電子產品，同時維持在設計、研發與標準制定上的領導地位。
於今回顧，1980年年代的亞洲生產網絡的形成，先後歷經三個階段：首先，在1960至1970年代，美國企業僅在亞洲建立簡單的組裝據點，以利用廉價勞動力；其次，在1980年代初期，當地廠商開始參與測試、零組件生產與品質控制，形成部分本地供應鏈；最後，在1985年後，亞洲的據點逐漸成為全球產品責任中心，負責整機製造、模組設計與市場分銷，形成完整的供應基地（supply base）。
Michael Borrus還注意到了不同國家與區域之間的網絡差異。
首先，美國的生產網絡以開放、模組化與競爭導向為特徵，允許多方供應商進入市場，藉由價格與效率競爭提升整體創新速度。
日本的生產網絡則相對封閉，強調長期關係、企業集團內協作與品質控制，卻因此在全球化浪潮下反應遲緩。
介於兩者之間的是「海外華人網絡」（Overseas Chinese networks，簡稱 OC networks），以台灣、香港、新加坡等地為核心，透過家族、族裔與信任關係連結，展現高度靈活性與地區滲透力。Borrus 認為，正是這些 OC 網絡成為美國電子企業在亞洲落地的天然橋樑：它們既熟悉西方企業的運作邏輯，又能靈活調度中國與東南亞的製造資源，使生產網絡的短期重構變得可行且高效率。
報告進一步指出，這些網絡的轉型，在1980年代改變了全球電子業的地理重心，也重新界定了「競爭力」的含義。
以往，日本企業的競爭力來自垂直整合與品質穩定，而美國企業的優勢則逐漸轉向「系統整合能力」與「標準制定權」。這使得價值鏈的高利潤環節（設計、系統整合、品牌與市場）由美國主導，而製造與組裝則外包給亞洲的合作夥伴。Borrus 認為，這種跨國網絡結構代表一種新的產業組織邏輯——全球生產的碎片化與再整合，形成既非傳統的跨國公司體制，也非舊式垂直整合的日本模式。
臺灣在美國重返電子業的角色
台灣在這過程中扮演了重大角色，Borrus 將台灣描繪為美國生產的「中國圈（China Circle）」的關鍵節點，與香港和新加坡共同構成美國電子產業復興的支撐力量。
具體來說，美國企業於1980年代能夠擺脫對日本零組件與技術的依賴，關鍵在於亞洲生產網絡的崛起，尤其是台灣企業所提供的製造靈活性與技術升級能力。Acer（宏碁）點名為「中國圈中主導的微型電腦製造商」，象徵著台灣企業從代工走向設計、模組化與全球分銷的升級過程。Borrus 強調，台灣的製造體系以開放架構與中小企業合作為特徵，使其成為美國企業重構全球供應鏈時的重要合作基地。
文章中列出多項1994年台灣電子產品的全球市佔率，以凸顯其在世界供應鏈的核心地位：主機板約占80%、滑鼠80%、掃描器61%、顯示器56%、筆記型電腦28%。這些數據顯示，台灣不僅在低階組裝上具優勢，更在零組件、模組與中階技術製造領域中達到世界領先水準。
作者認為，這種生產結構的靈活性源自於台灣企業網絡的「水平化」特質——與日本企業集團的垂直整合模式相反，台灣的網絡允許多層次供應商自由競爭與合作，提升整體生產速度與適應性。Borrus 指出，這種體系正是美國電子公司能在90年代重掌全球優勢的重要條件。
此外，Borrus 預測台灣的影響力將隨市場規模與技術能力的提升而進一步擴大。他指出，隨著「中國圈」內資本與技術流動日益頻繁，台灣企業已開始向中國大陸轉移部分生產與組裝功能，形成跨國、跨地的供應網絡。這種跨境擴張不僅降低了成本，還加強了整體供應鏈的彈性與韌性。Borrus 最後警告，台灣若要在未來競爭中保持優勢，必須超越代工角色，進入設計、品牌與系統整合等高附加價值領域；否則，即便在短期內擁有龐大製造能量，也可能在全球價值鏈重組的過程中被新興經濟體所取代。
21世紀的技術標準戰爭
這篇寫於1990年代末期的報告，提出對未來的三項觀察。首先，亞洲生產網絡的多樣性意味著不同類型的企業與國家將面臨不同的制度挑戰。美國企業需要持續在標準制定與技術研發上保持領先，以避免被製造端的學習效應反超。
日本若要重新獲得競爭力，必須打破封閉網絡的侷限，與亞洲其他供應體系建立更靈活的合作關係；而海外華人網絡與中國大陸的結合，則有可能孕育出一種新的「混合模式」，即具備彈性又能逐步向上整合的產業體系。
最後，Borrus 強調，電子產業的競爭格局已從「國家對國家」的對抗，轉變為「網絡對網絡」的競爭。未來的產業領導者，將不是單一國家或企業，而是能靈活整合跨區域資源、同時掌握創新與市場節奏的網絡系統。
若以 Michael Borrus 在 1997 年〈Left for Dead〉的立場來看今日美國推行的「再工業化（reshoring）」或「供應鏈回流」政策，他的反應很可能是偏向務實式的懷疑。
Borrus 當年主張，美國電子產業的復興並非源於重新建立國內製造基地，而是透過全球生產網絡的重組來恢復競爭力。換言之，美國企業能夠在90年代重新崛起，是因為它們靈活地利用了亞洲特別是台灣、新加坡與香港的製造能力，形成一個開放而具彈性的跨國供應體系。從這個觀點出發，他或許會認為當前美國若企圖以「國內製造」取代全球網絡協作，可能違背電子產業長期以來的比較優勢結構，也忽略了網絡化分工所帶來的效率與創新動能。
Borrus 在原文中強調「競爭的單位從國家轉向為網絡」。在他看來，美國之所以能在資訊時代保持領先，是因為掌握了標準制定、設計與系統整合這些高附加價值的節點，而非因重建工廠或回流製造。如果將這一思路應用於今日，他大概會認為美國應該集中於強化設計、晶片架構、軟體生態與人工智慧等關鍵智財領域，同時維持與亞洲製造夥伴的制度性互補，而非試圖全面取代後者。對 Borrus 而言，生產基地大可分散，但創新節點必須集中；供應鏈大可外包，但標準與技術界面應由美國掌控。這樣的策略比單純的「回流製造」更能鞏固長期的產業優勢。
然而，若 Borrus 面對當前美中科技競爭與地緣政治風險，他大概不得不承認今日的挑戰比90年代更複雜。當亞洲，特別是中國已從「製造基地」變成「技術競爭者」時，過去依賴外部供應網絡的策略，存在著難以對沖跟分散的國安戰略風險。因此，他或許會主張一種「選擇性回流」（selective reshoring）或「分層網絡」（tiered networks）策略：對關鍵半導體、軍用晶片與高敏感技術可推行本土化，但對其他中低階製造仍應維持多元的跨國合作，特別是與台灣、韓國等可信賴夥伴的產能互補。以他的理論框架而言，真正的競爭優勢不在「於何處製造」，而在「誰組織了生產網路」——這一洞見在今日全球供應鏈大規模重組的時代，仍極具啟發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