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我意外發現一個非常新的研究趨勢：結合歷史事件、實驗方法與行為經濟學，去探討某個重大歷史衝擊的長期影響。研究者不再只以傳統的「暴力、內戰會毀掉資本存量與既有制度」為主敘事，而是嘗試回答另一個更深層的問題：當人被捲入暴政、迫害或政治暴力之後，這些經驗究竟如何在心理、偏好與社會互動上留下「跨世代的印記」？
這類研究讓我立即聯想到 Frantz Fanon（法農）。Fanon 最著名的觀點，就是殖民心理學如何形塑受支配者的主體性，而暴力與壓迫又如何改造人對世界的理解與行為模式，比如法農最有名的論點，就是認為殖民統治對殖民者形成了一種精神壓迫，這些壓迫甚至成為了一種心理疾病。當我看到這些結合經濟學與實驗方法的新研究時，真的有種「Fanon 在 2020s 以 RCT 跳回來」的錯覺。有趣的是，我後來發現從事這些研究的經濟學者，背景往往非常跨領域——有人大學念人文、哲學、文學，後來才轉進經濟學；有人來自拉丁美洲的國家，本地社會本就充滿後殖民議題與暴力創傷的公共討論。
台灣：可能是這類研究最適合的地方之一
如果把視角拉回臺灣，我反而覺得這是一條完全值得投入的研究路線。
台灣距離戒嚴結束不過三十多年，重大政治事件極多，白色恐怖、黨國治理、情報系統、社會監控與壓迫的檔案量極為龐大。更重要的是，我們擁有跨世代、可精準追蹤的行政資料；我們也有越來越多制度化的歷史檔案開放；臺灣民眾對學術調查的接受度高；而台灣的實驗經濟學家們更是做「信任賽局」、「獨裁者賽局」、「公共財賽局」熟到不能再熟的一群人。
換言之，你想做一個「Lab in the Field」的實驗調查——用行為實驗測量人們的信任、利他、合作、時間偏好——在台灣根本不是什麼難事。
如果再把這些行為資料與歷史事件的 variation 結合起來，例如：
- 哪些家庭曾遭遇政治迫害？
- 哪些社區曾被徵用、強制遷村？
- 哪些鄉鎮曾存在系統性的情報密度與社會監控？
- 哪些人家族中有人被判刑、被調查、被監控？
- 誰在 1996 年的首次總統直選中因為政治環境改變而改變認知與價值？
這些都可以成為跨世代心理痕跡的「自然實驗」。
我甚至覺得，台灣是世界上少數幾個「資料完整、歷史事件強烈、創傷存在、社會仍在民主轉型中」的地方，而且體量適中、追蹤容易、識別策略（identification）相對清楚。若以研究產出而言，這很可能是 Gold Mine。
以下分享兩篇發表在經濟學頂尖期刊上的研究，作為兩個案例為參考。
案例一：暴力衝突如何改變人的經濟行為：來自蒲隆地（Burundi）的田野實驗（其實是Lab-in-the-Field)
在一般的發展敘事中，內戰與暴力衝突往往被視為摧毀資本、破壞制度、拖慢經濟成長的負面外生衝擊。然而，近年的研究逐漸注意到：戰爭不單純只有破壞硬體的一面，衝突本身也可能深刻改變人類的社會互動方式與經濟偏好。
來自一篇發表在《美國經濟評論》 上的文章“Violent Conflict and Behavior: A Field Experiment in Burundi”（作者為 Maarten J. Voors、Eleonora E. M. Nillesen、Philip Verwimp、Erwin Bulte、Robert Lensink、Daan P. Van Soest）這篇研究即指出，暴力密度更高的社區，其居民在利他、風險偏好與時間偏好上呈現系統性差異。這些改變若具持續性，就會影響戰後社會的儲蓄行為、投資決策與合作模式，進而影響一個國家能否走上復甦之路。
1993 至 2003 年的蒲隆地內戰是非洲近代最具破壞性的族群衝突之一。不同於盧安達的屠殺，蒲隆地的暴力具有「無差別」特性：叛軍與政府軍都經常直接攻擊平民，整村掃蕩、強迫遷徙、集體營地與無預警搜捕都是常態。
許多社區的遭遇幾乎帶有隨機性，與其經濟條件、土地多寡、教育程度或族群比例沒有強烈的系統性關聯。這種高度隨機、廣泛波及的暴力，使研究者能更接近識別暴力對偏好行為的因果影響，而不是把暴力視為某種既有特質的結果。
研究團隊在 35 個村莊中訪談 300 名戶長，蒐集三類資料：一是暴力歷史，各村在內戰期間的攻擊紀錄與死亡佔人口的比例；二是家庭背景資料，來自 1998 與 2007 年的追蹤問卷；三則是在 2009 年進行了三項行為實驗，包括社會偏好、風險偏好與時間偏好。這些實驗都具備顯著金錢誘因，平均獎金相當於當地數天的勞工工資，確保受訪者有真實的行為反應。文章自稱是「田野實驗」，但以今日標準，比較正確的說法是「在田野裡做實驗(Lab-in-the-field)」。
總之，實驗結果顯示，村子裡遭遇過的暴力深刻地改變了村民的行為與偏好。首先，遭遇暴力程度越高的社區，其居民在分配實驗中更願意把錢讓給匿名的鄰里，呈現更高的利他傾向。這個現象無論在社區層次或個人遭遇層次中都顯著地存在。橫來的戰爭暴力，反倒強化了社區內的凝聚互信或共同感，使人更願意支持「同一村落」的其他成員。
其次，暴力提高風險承擔。受暴力影響越深的人，越傾向在實驗中選擇賭局，以經濟術語來說，其風險偏好更高。特別值得注意的是，這種變化主要出現在「獲利領域」，暴力對「損失領域」的風險偏好並無顯著影響。心理學研究認為，創傷後個體對上行風險的敏感度可能改變，使人更願意抓住潛在的收益機會。
第三，暴力使人變得更缺乏耐心，折現率上升。也就是說，越受暴力影響的人越傾向「拿今天的確定小額」，不願等待未來更大收益。這會影響家庭投資、儲蓄或購置生產性資產的意願，可能造成戰後經濟復甦的限制。
上述行為變化的成因並非單一來源。它可能是個人心理層面的深層轉變，也可能是來自對他人態度的重新評估、對社區的依賴感、或心理上創傷後的成長等等。雖然研究者無法完全區分各種機制，但這些改變顯然具有長時段甚至跨代的持續性，且能在多年後的行為實驗及真實生活決策中被觀察到。
案例二：社會排除的跨世代影響：哥倫比亞痲瘋隔離地的研究啟示
在 另一篇發表在《美國經濟評論》的文章"Social Exclusion and Social Preferences: Evidence from Colombia’s Leper Colony"這篇論文中，作者 Diego Ramos-Toro 以哥倫比亞的前痲瘋隔離地 Agua de Dios 為研究現場，探討一段制度化社會排除在終結數十年後，是否仍在後代身上留下可觀的心理與行為痕跡。這項研究的核心問題是：當排除與歧視消失、後代的外在條件也與其他人無異時，祖先曾遭遇的苦難是否依然能形塑後代的利他性、信任結構與對外群體的態度？
哥倫比亞在十九世紀末認定痲瘋高度傳染，並於 1871 年建立 Agua de Dios 作為國家機器主導的隔離區。患者被強制帶離家人、強制牽入當地，應被剝奪公民身分，並由政府指派的醫生全權管理生活。醫生既是檢查者，也是拘留與管制的執行者，並在隔離地內嘗試各種尚未科學驗證的各種醫療處置。
因此，在當地人的集體記憶中，醫生象徵的不僅是「醫療」，更是「排除與權力」。隔離制度雖於 1961 年廢止，疾病與污名也逐漸淡出，但後代是否仍承載祖先遭遇的後座力，成為研究者想要回答的關鍵。
患者當中不乏哥倫比亞的名人，比方音樂家的 Armando Rodríguez Jiménez。他一生大多時間都在 Agua de Dios 度過，其創作深深影響並豐富了當地文化。Rodríguez Jiménez 不僅譜寫了 Agua de Dios 的鎮歌，也創作了多首與小鎮歷史相關的樂曲。
另一位則是作家 Adolfo León Gómez——他曾是參議員，也是當時極為活躍的自由派政治人物——於 1927 年在 Agua de Dios 去世。如今，他因散文與短篇小說而備受讚譽，他在被迫隔離的歲月裡，將心力投注於對人性與社會不公的思索。
他晚年的作品成為其痛苦經驗的見證，其中包括《La ciudad del dolor: ecos del presidio de inocentes》（我暫譯為《痛苦之城：無辜者監禁的迴響》）以及〈Insomnio〉（〈失眠〉）等詩作。
從研究設計上看，Agua de Dios 提供了一個罕見又乾淨的比較，我個人認為這例子是Too Good to be True。
作者利用普查資料的對照，發現居民在語言、宗教、族群、社會階層、教育機會等面向上幾乎一致；唯一的差別，是部分人的祖先曾在隔離制度下被迫入住隔離地，而部分人的祖先是解禁後才搬來的，未曾遭遇過強制排除。由於這些移民外在條件極度接近，研究者得以隔離祖先經驗的影響，直接比較兩群後代在社會偏好上的差異。
在 2018 至 2021 年間，研究者進行三輪田野調查與 lab-in-the-field 實驗，包含 dictator games（獨裁者賽局）與多項結構式問卷。
獨裁者賽局會要求受訪者在匿名情境下決定如何分配金錢給本地人、外地人或自己。這些選擇能反映其 altruism（利他性）與對不同群體的態度。研究同時調查受訪者對醫生、疫苗與現代醫療的信任程度，並觀察他們是否願意領取由醫師建議的免費抗寄生蟲藥物，以做為一種「行為化」的醫療信任指標。
研究結果清楚呈現三個主要模式。首先，具有「被排除祖先」的受訪者對本地群體展現更高的利他性。他們在獨裁者賽局中，給予本地匿名對象的金額顯著高於其他人，並在問卷中表現出更強的社區互助傾向。這顯示祖先曾共同承受的苦難，反倒轉化成一種延續至今的地方性凝聚力。
第二，這種利他性不僅侷限於社區內部，也會延伸至外部遭遇困境的群體。例如，受訪者在政策態度上更支持協助 Venezuelan refugees，對疫情期間陷入困難的大企業主也更願意提供公共資源支持。這些結果說明，曾經的受苦經驗會拓寬同情的邊界，使後代更容易理解他人的脆弱與需求。
第三，最引人注意的，是對醫療體系的態度呈現反方向的結果。具有被排除祖先的受訪者，對醫生的信任度顯著較低，對 HPV 與 COVID-19 等疫苗的安全性更為懷疑，也更少願意領取免費的抗寄生蟲藥物。這並非反映一般性的政治不信任或宗教態度，而是專門指向「醫生」這個群體。其歷史脈絡十分明確：在祖先的故事中，醫生便是實施強制隔離、限制自由與推行錯誤醫療的執行者。
研究者也逐一排除其他可能解釋。痲瘋的感染在哥倫比亞頗為隨機，與社經地位無關，當年的隔離制度並未挑選特定階層，連有名的政治人物都被強制牽入。人口普查亦顯示後代在教育、收入與家庭背景上並無系統性差異。遷移模式也未顯示特殊選擇性。因此，後代的差異不能以經濟或環境因素解釋。
進一步的調查透露了背後的機制：家族敘事。若祖先有被排除經驗的受試者表示，他們最早接觸隔離地歷史，是來自父母或祖父母的口述，而這些敘事大多強調「污名」「強制」「錯誤醫療」與「不得已的痛苦」。相比之下，後來牽入村子的人，祖上並沒有被社會排除的經驗，較多從學校、鄰居或朋友得知歷史，敘事內容較為中性。家族敘事因此成為塑造後代態度的重要途徑，使得利他性與不信任跨越世代持續存在。
整體而言，這篇研究揭示了社會排除的持久影響力。麻瘋隔離制度雖已終結，但其帶來的情感、道德與信任結構，仍留存在後代之中。祖先的經驗形塑了三種深刻的行為模式：更強的地方互助、範圍更廣的同情邊界，以及對當年加害者群體（醫生）的深層不信任。Agua de Dios 的案例，同面的提醒我們，制度性排除的影響遠不止於政策時期，而是能在文化與記憶的傳遞中延續數十年，深刻影響後代的社會態度與行為。
結語：歷史暴力如何跨世代塑造心理、偏好與社會互動？
綜合近年頂尖經濟期刊發表所提供的證據，我們清楚地看到：重大歷史衝擊不只毀壞硬體資本與制度，也會在心理、偏好與社會互動上留下深刻而持久的「行為痕跡」。除了上述的兩例個案，有為數龐大的研就都有類似的結果（南非的種族隔離、剛果的橡膠村等等。）
內戰、迫害、排除制度、威權體制下的監控與懲罰，不會隨著制度終結而在下一代自動消失；相反地，它們往往以更隱微卻更深沉的方式，透過家庭敘事、集體記憶、社會連帶與信任結構，持續形塑後代的經濟行為。
Burundi 的研究指出，暴力會重塑居民的利他行為、風險承擔與時間偏好，進而影響戰後社會的合作模式與投資行為。哥倫比亞 Agua de Dios 的案例則揭示，制度化的強制排除所留下的陰影，即使在數十年後，仍能透過家族記憶清晰地影響後代的利他性、醫療信任與社會關係。歷史從未消逝，甚至以「心理機制」與「偏好轉變」的形式，直接作用於今日人類的心靈。
誠如上述，正是在這樣的視角下，臺灣的研究潛力格外突出。白色恐怖與黨國治理留下了可精確界定的政治暴力與社會監控史；臺灣擁有稀有的行政資料、完善的家戶調查、逐步開放的政治檔案，以及已經習慣行為實驗的受訪者群體。這使得臺灣成為全球少數能同時兼具 強烈歷史衝擊、龐大行為資料與跨世代追蹤能力 的理想研究場合。
換言之，若要理解威權遺緒如何在民主社會延續、政治暴力如何塑造偏好與信任、制度化排除如何在後代心中留下陰影，臺灣不僅是可行，更是最適合的地方之一。這條研究路線結合經濟史、政治經濟學、行為經濟學與心理學，能真正讓我們回答 Fanon 曾提出，卻未曾用現代實證方法驗證的大哉問：暴力與壓迫如何徹底改變了人類的心靈，並在不同世代之間來回迴盪？
這不僅是學術意義上的 機會，更是理解臺灣自身民主轉型、和解與創傷治癒道路的重要知識基礎。透過結合歷史事件與行為實驗，我們或許正站在一個新的跨領域研究前沿——能更精細地量化歷史的影響，也能真正看見歷史如何活生生地反應在我們身上，或我們的心裡深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