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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樣的狀態叫做長大？可能就是當我們願意哀悼已逝的事物並承認他們不再存在時才叫真的長大；手捧哥哥骨灰的阿月隨著別人的送葬隊伍迤邐前行，終於，她完成了她的成年禮。
大濛國際版海報，Photo Credit: 華文創
《大濛》這部戲某個程度上邀請觀眾一起跟著主角阿月走過一趟哀悼歷史的旅程，而她想帶回哥哥屍體的動機，也讓她鼓起勇氣逃離壓迫的生活，往上直奔台北殯儀館，原本看似一成不變、無法改變的生活，透過一個重擊，讓固定且壓迫的日常有機會揚升，重新找到一股動力做出一個不太可能成功的決定，觀影時我心想，她可能也無法真正確定她能做到什麼程度，甚至可能什麼也改變不了，但哥哥的死某個程度告訴阿月「死，就是這樣」。
很多時候如果我們有了死亡或失敗（失敗某個程度上也算是一種死）的勇氣，那有什麼不能做的？而帶回哥哥屍體的這個目的也似乎隨著進到台北這個地方而被稀釋，其實比起哥哥的死，在嘉義那長期壓迫的生活可能更令人絕望。而對我來說，到最後是否順利將哥哥帶回來不再是我想得到的答案了，那時，我只隱約聽到，老天爺透過死亡的訊息告訴阿月「就是現在，逃出去吧!」。
哥哥的死訊是一個往生命本來結局反方向奔跑的理由，同時也像是一封救贖的邀請。
阿月她的嬌小與空白正好讓勇氣更為純真，純真的勇氣有一種吸引力，它可以召喚更多人與她一起一無反顧（可能連觀眾都被召喚了），原本毫無目標的人會因此看清楚前方的路、邪惡會被感召，神在撥弄緣分時，會如同撥弄琴弦一般，在這種人身上演奏一曲悅耳的旋律，這類人常常回過頭來會說自己很幸運，但其實是純真的勇氣讓神性降臨。
這個神性在《大濛》中也可以理解為哥哥保佑吧，有時候人會在某一刻連結到一個更大的整體，那個瞬間就是意義感的來源，就像是一場垂直的儀式般，靈性藉此螺旋往上，耳朵嗡的一陣，眼前出現大濛，真實與虛假、現實與夢境剎時分不清楚，此時此刻哥哥活了過來，他騎著腳踏車載著阿月繞了大台北城、拯救了她、再為她犧牲。就是這個再一次的循環，趙公道宛如是阿月的第二個哥哥，跟著這個「哥哥」再次經歷了一次危險的時代、危險的台北。這個再次經歷是重要的，它以很複雜的結構支撐阿月度過這趟成年禮，這個複雜可能幾乎可以撐住阿月以前對於哥哥種種想像上的不確定性；坐在後座的她可能在想，這城市排山倒海的訊息，哪一些部分是哥哥經歷過的？全部都是嗎？透過這些梳理，也加強了哥哥在記憶中的畫面。她可能也相信著，有那麼一些機率剛剛好踩在哥哥踩過的路上。
如果說阿月的哥哥帶著阿月走一趟成年禮，那趙公道成年禮就發生在他感受到阿月散發勇氣的那一刻，趙公道一直看似用隨便、無所謂來掩蓋憤怒，所以一喝酒就發怒，一言不合就大小聲，連一般的呼喊都顯得充滿攻擊性。那個怒氣是一種面對自己無能時的展現，但無能有時候可以怪罪別人，趙公道的那種無能是既無能又無人可怪罪的無助，而這個感受是面對朋友的，也是面對這個社會的。
之所以有憤怒的情緒，是因為在那個正義發霉的時代裡，仍相信而食之的症狀。
遇到阿月對趙公道來說也是一種救贖，其中一段劇情是他面對一個貴婦客人時說「她是我妹妹，她是啞巴」，在台北，他可以成為她的聲音，他可以定義兩人的關係，他的聲音對阿月來說是擲地有聲而且有影響力，除此之外，他的勇氣與正義有了對象，女性之於男性來說很容易成為與土地黏著的象徵，好像定錨了一樣，靈魂有了情感的厚度；之前有一次跟一群男性工作，當天來了一位女性助理，一位男性說「欸，妳來了之後大家好像比較會開玩笑。」我也曾經親眼目睹（用目睹這個動詞才能顯示出我的驚訝），一位（在我與他的對話經驗中）嚴肅的工程師在與女性員工開會時突然變得十分油膩（好像有點歪樓）。
阿月可以說是趙公道在當時窘途的引路人，他好像藉此找回了自己英雄的步伐，當然也出現了不切實際的正義幻象，例如想要殺了范春這個反派角色，但這個刺殺行動某個程度必須失敗，失敗才是「公道」的主旋律，但公道會一直存在著。
哀悼的最後一哩路就是承認逝去的已逝去，在這個過程認清楚誰都不是誰的替代品，重要的是留下來的那個重新被組合過的自己。
最後一幕，我問我自己，如果我是趙公道，我會不會告訴阿月那支手錶不是原本的那支，因為當時我邊看邊想說幹嘛講出實話阿，這樣就不浪漫了耶；但導演安排了趙公道說出實話，也象徵著親哥哥就是已經死了，而這支手錶有了新的意義，這個意義就是做為曾經無懼去帶回哥哥的那個成長的自己。
一場名為喪禮的成年禮，被亡魂牽引的垂直儀式，帶領阿月跳脫原本水平的時間以及處境，垂直向上重新找到生命的意義，也找回自己的行動力，如同將哥哥的那種陽性的能量整合進來一樣，他可以不只是被動的被命運擺弄，也有能力邁出改變命運的一步。
去台北把哥哥帶回來的自己，看似並無不同，但實際上卻有了最深刻的差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