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曾穎
我大學畢業後回到家鄉教書，閒暇時愛與一群老教師坐在一起喝茶，他們的平均年齡比我大四十歲，其中還有我父親的啟蒙老師，講起父親兒時的趣話，常常讓我笑得喘不過氣來。
與老人們坐在一起，幾乎就坐進了中國近代史，老人們講清朝講民國講維新講共和，除了六十年代他們幾乎甚麼都講，偶有人不小心講了，則引得有人怒目圓睜，有人悶頭啜茶，有人緊緊抓住茶瓶，半天不說一句話，這也是老人們最容易引起紛爭的時候，因為在六十年代的他們中，有人姓「保」，有人姓「造」，有人是專政對象，有人是被專政對象。盡管時間已隔了很遠，他們心中的烙印卻是不可磨滅的。這些印記，不獨表現在喝茶聊天之中，不誇張地說，這些印記深深地籠罩著他們的生活，他們的行為在我們眼中也因此有些怪誕。譬如，一次，我正坐在茶館門口看書，來了一位老人與我打招呼，問我為何不進屋？我隨口答道：「外面亮一點，好看書。」他端著杯進了茶館，半晌，又回到我旁邊，附在我的耳邊悄聲說：「小夥子，轉回三十年，你這句話就夠下放改造了！」我瞪大眼睛，問何故？他分析道：「你想想？外面亮是甚麼意思？就是說裏面黑了？你這不是對現實不滿，想裏通外國嗎？」我不以為然地笑道：「豈有此理。」老人見我不以為然，也不與我相辯，在我印象中，這位兩次被劃成「右派」的老人幾乎已失去了與人爭辯的功能，他被劃成「右派」的罪狀：一個是在墻上貼毛主席像忘了拔釘子，致使釘子從偉大領袖胸口刺出；另一次，則是用一套「毛選」換了三包香煙……
還有一次，一位老人聽說我愛寫詩，就不無憂慮地替我擔起心來，我知道，他絕不是擔心我因為寫詩而餓死，他更多的是擔心我「出問題」。我依然不可理喻地搖頭，不屑於他的大驚小怪，但他卻並不像別的老人般知難而退，而是給我講了他的故事，他告訴我，年輕時他也寫過詩，那些詩其實只是民謠加古詩的順口溜，他最得意的一首，便是歌頌人民公社的。詩曰：「公社好比向陽花，毛主席的恩情像彩霞……」結果，這首詩使他遭受了二十幾年的非人生活，整他的人分析道：彩霞是空虛之物，用來比作毛主席的恩情，狼子之心，何其毒也。
還有一位老人曾悄聲告誡我，要我一定要敬惜文字，因為他曾被一個字救過一條命。我不信，他就把故事原原本本講給我聽了：
那是一九五七年，「整風工作組」進駐學校，組長是個麻臉黑大漢，姓陳，識的字不比臉上的麻子多。進校第一件事，便是寫標語，曰：「學習革命兩不務。」講故事的老先生當時還是中年人，還有點膽氣，當面指出標語中的錯處，直把個陳麻子嚇得滿臉冷汗，好在看見的人不多，才過了一道險關。之後，他並沒張揚，陳麻子很感激他，「百花齊放」時，沒有讓他「放」而是讓他當記錄員。他也因此沒有被「陽謀」所謀，按他的說法，許多比他老實的人都被「引蛇出洞」當了右派，開除工職，下放勞動，餓死於「自然災害」，而他卻因為一個字而活了下來。
（大紀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