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從11月高市早苗發言起,「台灣有事」風暴就在印太盤旋籠罩,並讓中美日都深陷其中。
表面來看,這場衝突是中日情結的當代展演,既牽動深沉的歷史因素,也雜揉敏感的台灣問題;但深入底層,其實觸發兩國對峙的真實結構,並不完全來自北京、東京的政治分歧,而是同時受到美國的印太戰略牽引。正因如此,這場風暴雖起於中日喧囂,卻是在經歷了三階段拉撐後,才逐漸形成吞噬印太的當前規模。首先是第一階段的中日對峙。基本上,這一時期衝突就是日後升級的預演:11月7日高市早苗發言後,憤怒的北京從軍事、經貿、外交多管齊下,要求高市本人撤回發言;結果風暴核心的日本持續迂迴,既通過媒體營造「高市軟化」的弦外之音,又讓官員圍繞各領域反唇相譏,同時拋出修改「無核三原則」等新話題;而剛結束「習特會」的美國則是立場模糊,雖然只讓國務院、美國駐日大使格拉斯(George Edward Glass)出面發聲,卻也終究沒有配合北京施壓高市。最終,風波並未化解,對峙則更加山雨欲來。
接著就是11月24日習特通話開啟的第二階段。整體來看,習近平與特朗普(Donald Trump)溝通無礙,衝突似乎迎來和緩,但實際上,各方還是在某種戰略迷霧中自說自話,包括中美對於通話的各自表述,中方強調特朗普「理解台灣問題對於中國的重要性」,美方卻聚焦俄烏戰爭、中國將擴大購買美國農產品。當然,特朗普之後確實與高市通話,高市也以各種方式強調「政府立場未變」,但歸根結柢,這與北京要求的「撤回發言」還是存在一段距離,再加上中日又因《舊金山和約》再起爭執,美國也接連宣布對台軍售,基本上這段和緩更多是表面敷衍的虛應故事,而非息事寧人的戰略轉折。
於是就有12月初明顯升溫的第三階段。6日至7日,遼寧號航空母艦通過宮古海峽、進行戰機起降訓練,中日也隨後爆發「雷達照射」衝突,接著就是雙方各執一詞的羅生門:中方表示遼寧艦演訓已事先通知日本,日方則稱「沒有收到足夠資訊」;中方指控日方戰機主動干擾演訓,日方卻表示事發期間中方拒接熱線,且日本戰機距離中國戰機尚有一段距離。雙方你來我往、互不相讓,隨後就是各自盟友的「火力展示」登場:12月9日,中俄戰機飛越宮古海峽進行聯合演習;12月10日換成美日戰機聯合演訓,美國更在17日宣布價值111億美元的對台軍售,金額創下史上單次最高,背後用意不言而喻。
顯然,整個「台灣有事」風暴經歷各方相互升級,已從原本的中日口角,逐步擴大為籠罩印太的中美日拉鋸。
被現實挑戰的兩種敘事
而這種結果無疑挑戰事件初期的兩種敘事:第一,這是高市早苗的個人「狂飆」,既脫離國內共識,也缺乏美國支持;第二,美國已在「習特會」後確立「G2」框架,將尊重中國的國際地位與「勢力範圍」。從當前發展來看,現實既比這兩種扁平敘事立體,也遠比各種想當然耳複雜。
首先是高市早苗的行動基礎。平心而論,所謂高市「狂飆」或許不全是空穴來風,畢竟11月7日的「台灣有事」論述確實超出過往,日本內部也同樣不乏批評聲音,美國則更是取態消極,並未在事發之初明確支持日本。但以上種種「證據」,其實都有迴避不了的現實問題。
首先,日本政壇確有聲音批評高市、同時主張撤回發言,但觀察這些聲音來源,基本上絕大多數出自日本共產黨、立憲民主黨等在野勢力,而非執掌政權的自民黨內部;即便前首相石破茂表態反對,但作為自民黨內長期孤鳥,石破發言其實只能代表個人,而不能反映自民黨的真實立場。
倒是作為高市最大靠山的麻生太郎,基本是從11月開始多次表態「高市發言沒有問題」,以及曾是高市競爭對手的防衛大臣小泉進次郎,也屢屢公開強調「沒有必要撤回發言」,這些恐怕才是自民黨集體的真實立場,也是高市何以能夠抗拒壓力的底氣。換句話說,這次事件與其說是高市個人「狂飆」,不如說是自民黨主流與日本維新會的「有志一同」。
再來,美國的確在風波初期迴避表態,特朗普那句「許多盟國也稱不上是朋友」,以及11月24日的習特通話,確實都讓外界形成「美國不理、日本被棄」的印象。但是刮除這些表面泡沫,底層的美日同盟究竟是裂痕遍布、不堪一擊,還是牢不可破、隱約升級,答案恐怕就相當耐人尋味。
一來,特朗普確實在習特通話後致電高市,問題是高市至今也沒有如中方所願撤回發言,反而開始就修改「無核三原則」展開政黨協商、推進與那國島的導彈部署;二來,這段期間不僅日本完成「愛國者」導彈的首次對美出口、開始與菲律賓就出口「03式中程防空導彈」進行磋商,美國也接連宣布多筆對台軍售,甚至連特朗普本人都在12月2日簽署《台灣保證實施法案》。在習特已經通話的背景下,以上種種恐怕都不能解讀為美國壓制日本、降溫印太,反而更像明修棧道、暗渡陳倉。
因此或許可以這麼說,不論高市的「台灣有事」發言究竟有多少即興、各界又事前知情多少,從後續發展來看,這次動作其實沒有受到美國與自民黨主流的強力校正,甚至是被以不同方式背書肯認。換句話說,即便高市發言有所「突破」,卻也顯然不是無源之水、無本之木,而是在日本保守主義回潮、美日軍事同盟升級下的更進一步,因此與其把高市定位成「突破禁忌的第一人」,不如說是「延續路線的繼承者」。
「令和尼將軍」的路線繼承
而這就恰好連結日本媒體對於高市的稱號:「令和尼將軍」,也就是活躍於鎌倉初期的女政治家北條政子。
回顧政子的崛起之路,基本是與丈夫源賴朝緊密相連:兩人的結合既是賴朝借北條氏起兵、創立鎌倉幕府的基礎,也是日後北條氏進佔權力核心、掌握幕府實權的起點。而政子之所以被稱作「尼將軍」,也正是來自這兩重政治權威:作為源氏之妻、北條之女,政子雖在賴朝去世後削髮為尼,卻也在身分轉換間實現政治躍升,並在日後的承久合戰、伊賀氏事件發揮關鍵作用,成功確立北條氏主政鎌倉幕府、武士政權壓制脆弱朝廷的政治結構。
正因如此,政子雖在儒學風行的江戶時代名聲墜落,淪為與日野富子、淀殿齊名的「政治惡女」,卻也被鎌倉幕府官史《吾妻鏡》讚為「統治天下如同西漢呂后」,日本史家也大體肯定政子的政治謀略,以及在接手賴朝事業、鞏固幕府體制的居功厥偉。
而毫無疑問,這也是日本媒體對於高市的期許與探問:在自民黨支持率衰退、日本經濟震盪、印太格局變動的背景下,高市作為日本第一位女首相,也是網路熱議的「北條政子後女性最高掌權者」,是否能夠撐起「令和尼將軍」名號,為日本帶來穩定與成長?尤其2022年大河劇《鎌倉殿的13人》正好是以北條政子為主要角色、2025年又恰逢北條政子逝世800周年,這個探問有其時代意義與歷史重量。
不過在筆者看來,高市與「尼將軍」的更巧妙共鳴或許在於,政子當年接手幕府事業、確立武士長期掌權的歷史作用,其實也正如當前高市接班安倍志業、推進日本「再軍事化」的時代角色。畢竟回顧高市上任以來種種「突破」,基本都是安倍的曾經主張,包括自衛隊應有對敵攻擊能力、解禁無核三原則、修改憲法第九條、增強沖繩群島的防衞部署,以及最知名的「台灣有事」論述。
因此,如果把高市比擬為「令和尼將軍」,那麼安倍晉三毫無疑問就是高市的源賴朝,是真正「突破禁忌的第一人」。不過這種現象的成形,其實並不完全受安倍一人調控,而是需要派系立場、權力集中、美國政策變化的「天時地利人和」。
首先是派系立場。眾所周知,自民黨是「自由黨」、「民主黨」的保守聯合,雖說兩支系統都主張再軍事化,但「自由黨」系統相對強調親美外交、漸進再軍事化,「民主黨」則主張民族主義外交、直接修改憲法第九條。就算兩黨已經共組自民黨多年,兩支系統卻從來涇渭分明:相對親美的「自由黨」系統基本唯美是從,相對右翼的「民主黨」系統則希望推進自身議程。
例如1956年的日蘇關係正常化,便由出身「民主黨」系統的鳩山一郎大力推動,原因之一就是不滿「自由黨」系統的吉田茂過度親美。從這個視角出發,安倍晉三也正是繼承鳩山一郎、祖父岸信介的「民主黨」系統底色,所以在修改憲法第九條、再軍事化上格外堅持,並對日後出身「自由黨」系統的首相岸田文雄多加干涉。
再來就是權力集中。毫無疑問,安倍的長期執政、「官邸一強」都是日本政治的罕見現象。常理來看,日本首相往往要與各派閥「造王者」分享權力,並也因此易受政治聯盟擾動,很難維持長期執政;但安倍作為有力派閥領袖、在任時間最長首相,明顯不受前述規矩束縛,所以也更能實踐「心之所向」:在2014年通過重新解釋憲法、繞過直接修憲,允許日本在盟國受襲時行使「集體自衛權」,也就是採取軍事行動,接著又在2015年通過《日本和平安全法制》,正式解禁集體自衛權。
即便後期安倍因為健康問題,在2020年主動辭任首相,卻也還是緊靠權力核心、倚仗派閥基礎持續干政,包括遙控菅義偉、牽制岸田文雄,並在這段期間拋出「台灣有事」、「美日核共享」論述,攪動風雲直到2022年遇刺身亡。可以這麼說,山上徹也槍響瞬間,其實才是安倍二次執政的真正落幕。
接著就是美國政策改變。從某個視角來看,中日關係就像「新幹線」,只要中美之間沒有大地震,「新幹線」也就不容易出軌,面對台灣問題更是同理。聚焦1972年的中日建交,各方基本是在中美關係和緩、美日決定在兩岸選邊北京的背景下,形成了中美日互動優先、台灣問題擱置的「1972年體制」。因此即便安倍已在2014年、2015年解禁集體自衛權,卻也終究沒有將「再軍事化」與「台灣有事」相連結,畢竟美國還沒真正點頭。
但經歷2016年開始的「特朗普1.0」,情況就明顯不同:安倍的「印太戰略」主張與特朗普團隊一拍即合,並被後續的拜登(Joe Biden)政府發揚光大,美日同盟也在2021年迎來關鍵升級,確立共同干涉台海的戰略基調。
首先是2021年3月,由安倍之弟、時任防衛大臣岸信夫與美國防長奧斯汀(Lloyd Austin)舉行會晤,會後的聯合聲明強調「台灣海峽的和平與穩定至關重要」,岸信夫更提到「自衛隊與美軍共同協防台灣的議題,有必要在日後進行深度探討。」接著是同年4月,時任日本首相菅義偉與拜登在白宮進行會晤,兩人同樣在聯合聲明提及「我們強調台灣海峽和平穩定的重要性,鼓勵和平解決兩岸議題」,是1969年以來兩國首次在共同聲明提到台灣問題。
再來是同年7月,日本時任副首相兼財務大臣麻生太郎發表講話,稱「台灣一旦出現重大問題」,對日本來說就是危及存亡的「存立危機事態」,可能行使受限的集體自衛權。接著就是2021年12月,由作為前首相的安倍在線上參與台灣智庫座談時正式提出,「台灣有事就是日本有事,也就是日美同盟有事」。發展至此,曾經的「1972年體制」已經蕩然無存,取而代之的是美日共同強化軍事部署、面向台海嚇阻中國的「2021年體制」。
當然,這時安倍已經卸任首相,但如前所述,首相對「造王者」讓渡權力是日本政治常態,尤其面對安倍這種實力強大、卸任後更加「做自己」的特殊存在,菅義偉基本是被安倍一手遙控,同時受到安倍之弟、防衛大臣岸信夫的擠壓;進入岸田文雄時期,出身親美「自由黨」系統的岸田雖然反覆強調,「許多言論是安倍先生的個人主張」,但他同樣無法抗衡來自美國的要求,所以不僅在任內積極推動「四方安全對話」(QUAD),也在2022年12月通過新版《國家安全保障戰略》、《國家防衛戰略》、《防衛力量整備計畫》(簡稱安保三文書),強調日本將致力於擁有對敵攻擊能力,並在未來5年大幅增加軍事開支,更在2023年修改《防衛裝備移轉三原則》,允許授權生產的武器成品可出口至原授權國(如美國),而非僅能出口零件。
因此,如果要追溯日本「再軍事化」的真正起點,作為派閥領袖與強悍首相、大力推動「2021年體制」的安倍,毫無疑問是關鍵;反觀高市上任以來種種爭議言行,雖然引發新一輪中日緊張、看似「冒天下之大不韙」,其實都沒有背離「2021年體制」的發展方向,反而是對美日共同路線的延續,也是她與「尼將軍」時隔800年的意外呼應。
美國想要什麼樣的印太
當然,這就會牽引出另一個問題,也就是前述被挑戰的第二種敘事:如果美國無意改變「2021年體制」,那麼究竟要如何理解特朗普更早的「G2」發言,以及對於中日衝突的迴避表態?說得更直接,「2021年體制」、口號上的戰略收縮、持續進行的中美博弈,到底要如何共存於當前美國的印太戰略?
平心而論,混亂現實或許就是最好答案。這點在早於「台灣有事」風暴、至今懸而未決的俄烏停火博弈上,其實已經體現得相當明顯。
起初,特朗普急於求成、好大喜功,只想停火不顧協議內容,所以在談判上冷淡原本負責烏克蘭事務但被莫斯科批評「過度親烏」的凱洛格(Keith Kellogg),以及被認為本色偏屬「傳統戰略派」的國務卿魯比奧(Marco Rubio),選擇重用親信威特科夫(Steve Witkoff)。
但如此「強渡關山」的後果,就是威特科夫談出的「28點和平計畫」不只被歐洲批評,也不受美國內部承認,原本被邊緣化的魯比奧更是借此重回舞台,將方案帶到日內瓦與烏克蘭代表團討論,隨後進行刪減修訂;威特科夫本人則迅速被爆出「指點普京(Vladimir Putin)推銷方案」的錄音,聲望受到一定打擊。最終,停火協議在美歐之間反覆刪改,早已不復「28點」的原先面貌。
而這也無疑對俄羅斯構成挑戰,也就是不知道自己究竟在與誰談判:威特科夫反覆出沒、來來去去,卻似乎迷失在國內政治的迷宮裡;魯比奧的戰略派底色無疑讓對話難有進展;特朗普本人則似乎已經遠離方案細節,只想在最終簽署階段刷存在感。簡單來說,美俄互動看似一路絲滑,其實總是缺乏明確對話。莫斯科以為能靠特朗普獲得某些書面保證、正式成果,但實際上,美國既無法滿足莫斯科所求,也無法強硬壓制歐烏,結果就是放任停火協議宛如黏土,隨著不同人經手不斷變形。
而這也似乎是中美面對「台灣有事」的共同情境。表面來看,中美元首溝通無礙、取得共識;但實際上,美國的多頭馬車還是各自奔跑,駐日大使、國務院、總統似乎不在同一個頻道,結果北京雖與特朗普保持接觸,卻好像不是真的在與美國打交道。這也就像外界目前熱議的另一個話題:彼此矛盾的《國家安全戰略》(NSS)與《2026年國防授權法案》(NDAA),究竟哪一份是真正的「特朗普戰略」?
歸根結柢,國家是一台複雜機器,總統理論上能「做自己想做的」,實際卻未必能夠為所欲為,這點在「特朗普2.0」尤其明顯:面對俄烏停火,特朗普只求速成,結果就是被歐洲、烏克蘭、大西洋主義者共同牽制;處理「台灣有事」風暴,特朗普顯然是想穩定中美經貿、爭取期中選舉不輸,卻還是無法顛覆美日軍事同盟升級、武裝第一島鏈的既定趨勢。
當然,這也可能是某種「鬥而不破」的「角色分工」,也就是戰略派負責「鬥」,作為吉祥物的特朗普負責「不破」;又或許在特朗普的邏輯內,這些分歧只不過是「無關緊要的細節」,最終一切都會船到橋頭自然直。但無論如何,魯比奧的19日大白話已經完美詮釋這種「左右開弓」:美國既要深化與日本的夥伴同盟關係,也會尋求與中國合作的可行空間。
這句話雖然被許多分析詮釋為「魯比奧跪了」,但在筆者看來,這反而是在揭示印太「新冷戰」的複雜性:美國雖然持續武裝盟友,卻不會停止與中國的經貿合作;但即便與中國存在經貿合作,美國也不會停止武裝印太;印太各方則要長期面臨選邊壓力,並且設法求取平衡。
這就與曾經的美蘇冷戰相當不同。以被鐵幕割裂的東西歐為例,有鑑於美蘇政經壁壘分明、軍事幾乎形成楚河漢界,雙方其實沒有干預彼此勢力範圍的強大需求,而是能夠相對平順地劃分板塊。
但面對當前地緣緊張、經貿互賴的複雜印太,中美似乎就陷入囚徒困境(Prisoner's dilemma):雙方都在區域投入大量資源,競標目標國家的戰略依附,雖說這麼做未必能夠完全收效,但自己不出價的結果就是被對方趁虛而入,於是雙方只好不斷提高投入,最後也因此形成昂貴均衡。
其中,中國因為有市場、消費力、供應鏈與基礎建設優勢,所以往往在施壓上傾向使用經濟工具,例如過去制裁澳洲葡萄酒與煤炭、在台灣大選前夕停止採購水果、在兩次對美貿易戰打出大豆與稀土牌,以及這次狙擊日本觀光與水產,其實邏輯都是把胡蘿蔔當大棒,要用經貿互動影響目標政府的政治決策、乃至削弱其政治能量。不過從結果來看,排除稀土這種特殊案例,經濟工具並非萬靈丹,不會在所有情境奏效,甚至可能促使被施壓方降低依賴,導致籌碼的逐漸失靈,例如日本水產與台灣芒果。
而美國的優勢則毫無疑問是軍事:除了遍布各處的美軍基地,還包括軍工合作、部署導彈、簽訂盟約,例如持續升級的美日軍事同盟、在今年解禁核潛艇的美韓軍事同盟、不斷升級導彈部署的美菲軍事同盟,以及被視作美澳未來50年「戰略聯姻」的AUKUS。但這種「北約化」趨勢也存在弱點:如果沒有美國帶頭,各國面對中國的經貿與市場工具、不斷發展的海軍、強大的導彈能力,基本很難真正實踐圍堵,而是更可能各自行動、與中國維繫關係,甚至就算美國帶頭,也不能完全阻斷這種傾向。
這或許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釋了,為何印太諸國中,美國格外重視日本,甚至將美日軍事同盟升級當作印太戰略主軸:關鍵就是中日始終存在鴻溝,歷史心結從來沒有因為兩國建交真正化解,而是隨著不同情境反覆炸裂。這種「持續穩定的不穩定」,其實就在一定程度上確保了日本不會聯中抗美,美日同盟為此能夠長期牢固,美國也因此敢於擴大戰略挹注,即便是在方向混亂的「特朗普2.0」。
早在這次「台灣有事」風暴前,日本防衛大臣小泉進次郎就在10月與美國防長(現為戰爭部長)赫格塞思(Peter Hegseth)舉行會談,協調美日軍事同盟升級的具體政策。當時小泉就已向美方傳達,把日本防衛費提升至GDP 2%的進程將從2027年提前到2025年,日本內部也正在討論「安保三文書」的修訂,同時對駐日美軍司令部將重組為「統合軍司令部」,以對接日本3月成立的統合作戰司令部,提升兩國部隊的指揮作戰能力表達歡迎。更重要的是,美日雙方還針對強化九州地區和沖繩群島的防衛體制達成共識,表示「擴大美日在西南區域的共同訓練」是強化美日同盟的最優先事項。而從眼下發展來看,這種趨勢並沒有因為「台灣有事」風暴停止。
當然,不論美國如何強化武裝第一島鏈,都不等於在台海衝突時保證介入,這也正如北約第五條的啟動,同樣要經過成員國集體協商。只是現實發展也無疑證明,即便特朗普喊出戰略收縮與「G2」,升高軍事嚇阻都是美國經緯印太的既定戰略,更是無可否認的現實操作,而這也正是美日「2021年體制」得以推進的基礎,更是高市早苗拒絕撤回發言、持續強硬的關鍵。
由此回顧「1972年體制」的消亡,不禁讓人聯想2005年的電影《甲賀忍法帖》(又譯《忍》)。這部作品源自山田風太郎的同名小說,描述兩大忍者集團捲入政治鬥爭的殺戮情仇,只是電影並未採用小說的殉情結局,而是選擇了大膽改編:為求德川家康網開一面、停止殲滅雙方族人,男主角主動犧牲生命,女主角則在德川家康面前親手戳瞎雙眼,毀去乘載自身忍術的瞳孔,最終換得了家康一絲憐憫,兩族村落得以保全。
80年前發動侵略並戰敗的日本,其實也就面臨類似處境:如果不自廢武功、禁絕再侵略的可能,就無法在美國監管下生存,也難以取信周遭國家。不過這個情境的反面也就預示,如果沒有家康施壓,男女主角不必如此;同理,一旦美國需求改變,日本的和平憲法也就成為未知。這個道理從朝鮮戰爭爆發後美國停止對日「公職追放」,接著基於反共需求資助保守的自民黨稱霸政壇,再到「2021年體制」下鬆綁對日軍事束縛,基本都是一以貫之。
原文發表網址:
2025.12.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