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倍晉三國葬負評如潮，日本的「弔唁外交」為何難以如願？

9月6日，日本內閣官房長官松野博一在新聞發布會上表示，日本政府將為前首相安倍晉三的國葬額外撥款14億日圓，其中將有8億日圓用於安保，6億日圓用於迎接來自約50個國家的外國政要。此前日本政府公布的國葬費約為2.5億日圓，加上此次額外撥款後，預算將暴增至16億日圓以上。可想而知，此一消息引發日本社會不少質疑。

首先，日本民間本就對「編列預算辦國葬」一事頗有微詞。根據日媒《讀賣新聞》9月初公布的民調顯示，56%的受訪者反對舉行國葬，贊成的比例為38％；9月6日宣佈國葬預算突破16億日圓後，民眾更是劣評如潮，根據日本Yahoo新聞的網路投票數據，有高達76％的人反對舉行國葬，22％的人贊成，其他人則表示沒有意見。贊成與反對的比例同前述數據相較，有逐漸懸殊的趨勢。

此外，在野黨議員們更是炮聲隆隆。立憲民主黨國會對策委員長安住淳便表示，政府原本還堅稱只花2.5億日圓，如今卻一口氣暴增到6.6倍之多，「6.6倍也好、16億日圓也好，坦白說我不認為這會是最後的答案」；日本共產黨委員長志位和夫亦抨擊，國葬經費一路暴增，卻又無法保證就此結束，「這種違憲又無法源依據的國葬，一塊錢都不該用到人民血汗錢，更別提要花用16億日圓」，其同時在網上呼籲「停辦違憲國葬」。

除此之外，社民黨黨魁福島瑞穗亦表示反對舉辦安倍國葬，「國葬有可能於法無據也違憲」，故其與社民黨都將缺席國葬。其餘諸如日本共產黨、令和新選組等在野黨，也已表明將原則上缺席國葬。

但最讓日本政府臉上無光的，或許是「弔唁外交」的功敗垂成。根據規劃，安倍國葬將於9月27日在東京武道館舉行，但截至當下，美國總統拜登（Joe Biden）、法國總統馬克龍（Emmanuel Macron，又譯作馬克宏）、德國前總理默克爾（Angela Merkel，又譯作梅克爾）、德國總理朔爾茨（Olaf Scholz，又譯作蕭茲）、俄羅斯總統普京（Vladimir Putin，又譯作普丁或蒲亭）皆已表示不會出席。放眼七國集團（G7），加拿大總理杜魯多（Justin Trudeau，又譯作特魯道）是唯一會參與的現任G7領袖，但各國政要與領導人雲集的場景，已確定會大打折扣。

而「弔唁外交」的落空，反映了世界對日本與安倍的真實認知。

首先，之所以用「弔唁外交」來形容安倍國葬，是因這場活動本就是岸田文雄內閣在政治考量下，刻意做出的特殊安排。

回顧過往，戰後日本廢除了舊憲法，「國葬令」亦遭取消，在皇室典範規定下，僅有天皇駕崩才能舉行大喪（意即國葬）。唯一首相舉行國葬的孤例，是1967年的吉田茂國葬，彼時日本政壇為標舉吉田茂帶領國家走出戰後困境、確立發展方向、奠定經濟基礎的政治建樹，破天荒給予其國葬殊榮。當然從政治視角觀之，吉田茂卸任首相後仍長年掌控日本政治、擔任操控首相的「影武者」，也是其能獲此禮遇的原因之一。

1975年前首相佐藤榮作逝世，日本曾為其舉行戰後唯一一次「國民葬」，也就是由國家支付一部分葬費，再由政府及政黨等團體支付餘下費用。但排除吉田茂與佐藤榮作，歷任戰後首相逝世，舉行的均是「合同葬」，即由內閣、國會或所屬黨派與遺族等共同操辦，費用不牽涉國家公帑。如今安倍忽被提升至國葬等級，岸田的用意昭然若揭：希望凝聚右翼與修憲派的政治團結，同時吸納安倍留下的政治能量，並借國葬場合邀請G7等多國領導人前來，營造自己善於外交、充盈日本「大國面子」的形象。

但從全球權力分配結構來看，如今的日本已非1980年代的巔峰狀態。在經濟場域上，日本的經濟奇蹟早在喪失第二大經濟體身分時終結；錯過網路產業後，日本只能持續仰仗汽車、鋼鐵、機械製造、光學、旅遊業的剩餘紅利，其汽車產業更被中韓持續超趕，難回過往榮光。

而在政治場域，日本的尷尬身分更是一言難盡。國家的全球地位與其經濟狀態緊密相連，經濟衰退的日本，自然不可能再享有過去的「大國榮光」；近年之所以頻繁躍上國際新聞版面，還是因為中美博弈加劇下，日本選擇配合美國的印太戰略動員，頻繁炒作「安保體制介入台海」、擴軍修憲等議題，彷彿自己又回到了「失落的20年」前，甚至帶點「脱亞入歐」的明治情結。

然光憑印太戰略與台海話題，根本無助革新其老化的產業結構、刺激放緩的發展速度，更無法有效提升日本的實質地位。此次安倍國葬的「弔唁外交」能否風光，就與日本在印太戰略中的實質處境類似：美國的動態堪為關鍵。如若拜登帶頭出席，其餘的G7國家領導人應有高概率「共襄盛舉」，其主要目的自然不是悼念安倍，或是承認日本的「大國地位」，而是要將安倍國葬辦成另一場G7峰會，以維繫國家集團間的戰略默契與互動，或許再通過發表演說與聲明，增加政治精英的個人曝光。然在發現拜登無意出席後，其餘G7領導人的前述政治目的便無法達成，參與安倍國葬的意願自然下降不少。

此外，當今國際政治的主要話題，還是俄烏衝突以及受其連動的歐亞地緣政治、能源安全與糧食危機等議題；與之相較，一個衰弱的前世界第二大經濟體要為前首相舉行國葬，似乎是相對無足輕重的政治事件。

而在日本的國際地位下降外，安倍的爭議形象同樣會降低他國領導人的出席意願。

首先，雖說安倍任內曾對中日關係的穩定做出貢獻，但其立場確是戰後首相中「右翼」色彩最濃後者；而與德國相較，日本在回應戰爭責任上又不如前者徹底，故此次國葬活動，不免要染上二戰軍國主義的色彩。

戰後初期，日本確實曾深切反省侵略罪行，並對身為「加害者」一事後悔萬分，1947年更將「和平」作為理念載入憲法，奠定了今日的《和平憲法》體制；但廣島和長崎遭遇核爆、盟軍佔領日本（1945－1952）等歷史事實，又讓日本民間生出「受害者」意識，使其對戰爭的解讀日趨複雜。1989年日本戰時天皇裕仁去世，日本社會漸有輿論認為「要建構戰爭責任的新話語」，年輕人更對「反省歷史責任」一事感到冷漠，種種脈絡交織作用下，右翼政客開始了圍繞歷史問題的禁忌挑戰。

例如參拜靖國神社問題，便於近年的日本政壇上反覆出現，反駁慰安婦存在的矯飾之詞更是層出不窮，頗具「修辭性」的戰爭論述亦是不遑多讓，上世紀90年代的官方道歉也被保守的自民黨領導人持續規避。而如此操作的直接結果，便是助長日本「迴避二戰責任」的國家形象。在此狀況下，外國領導人或會擔憂，有鑑於安倍的「右翼」色彩，若在國葬上出現軍國主義相關團體或元素，對與其同框的自己應是有弊無利，尤其德國曾竭力擺脱納粹陰影，應會更想避免沾染二戰軸心國的不堪過往。

此外，安倍與「統一教」的醜聞同樣令其國葬蒙塵。7月8日安倍在奈良遇刺身亡後，槍手山上徹也供稱因其母沉迷「統一教」導致全家受苦，故在無法接近教派領袖的情況下，決定刺殺與「統一教」關係密切的安倍。如此案情引發輿論風暴，岸田文雄因此在8月10日宣佈提早改組內閣，希望撇清自民黨高官與「統一教」的關係。但根據《每日新聞》揭露，外相林芳正、經濟安保大臣高市早苗、地方創生大臣岡田直樹、環境大臣西村明宏、厚生大臣加藤勝信、總務大臣寺田稔、經濟再生大臣山際大志郎等，皆與「統一教」有所往來，且岸田也早已知情。

此後人數一路累積，據日媒最後更新數據，當今議會中共有106名國會議員與「統一教」有關，其中自民黨佔了8成，岸田文雄新內閣中更有高達30人與統一教有聯繫。如此結果引爆了沖天民怨，自民黨遂於8月26日表示，將積極調查黨內人員與「統一教」的關係，且預計最快於9月6日公布調查結果，顯然有意挽救低迷的支持度。在此境況下，外國領導人或會擔憂，此時前往日本參與安倍國葬，等於在政治的風口浪尖上，主動捲入自民黨與「統一教」的爭議中。

綜上所述，在日本國際地位輝煌不再、美國無意參與的情況下，各國領導人出席安倍國葬的意願本就不高，安倍自身的右翼、「統一教」色彩更令這場國葬深陷爭議。岸田文雄原想借此進行的「弔唁外交」，也在國際時局變化、政治爭議並行下，走入無法風光如願的意難平。

原文發表網址:

202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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