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安倍晉三到岸田文雄：所謂「美日共同防衛台灣」是怎麼出現的？

近年來，台灣問題逐漸成為中日關係的引信，「美日共同防衛台灣」之說更是不時引發輿論風暴。

8月31日，日本自民黨副總裁麻生太郎表示：「台灣如果開始駁火，難以斷言沖繩縣的與那國島、鹿兒島縣的與論島不是戰鬥區域，這些地區發生戰爭的可能性很高，至少包含東海、南海、台灣海峽，肯定會聞到煙硝味。」接着麻生以俄烏戰爭為例，「聯合國完全沒發揮功能，這是國際政治現實狀況。我們一定要認真思考該如何因應。一國人民若沒有自己國家自己救的決心，沒有人會來相救，這點我們一定要知道才行」。

而這並非麻生首次對台海議題做出強硬表態。2021年7月5日，時任副首相兼財務大臣的麻生便曾在演講中表示，如若北京對台動武，日本應將此視為「存立危機事態」，依安全保障相關法制行使集體自衛權。其補充，「存立危機事態」是指與日本有密切關係的他國遭到武力攻擊，進而形成「威脅日本國家存亡、明顯從根本顛覆國民生命與權利的危險狀態」。麻生指出，「如果台灣有事，日美必須一起防衛台灣」。

無獨有偶，已故的日本前首相安倍晉三同樣在2020年卸任後，於台灣問題上屢屢觸及此事，例如在演講中稱「台灣有事就是日本有事，也就是日美同盟有事」，引發輿論譁然；現任首相岸田文雄雖未如此明言，卻也在8月5日佩洛西（Nancy Pelosi，又譯作佩羅西、裴洛西或波洛西）訪日時表示，「為維持台海和平穩定，美日將緊密合作」。

伴隨「日美共同防衛台灣」話題的興起，台灣問題逐漸成為日方耕耘對美關係、牽制對華互動的施力點。究其原因，中美博弈漸強的國際背景是關鍵；但從歷史經緯觀之，由1972年中日復交時遺留至今的「美日安保體制」問題，亦為日本干涉台海提供了戰略縫隙。

回顧1972年的中日復交談判背景，在雙方有所共識前，日本對於台灣問題共有三個施力點。

第一，是1951年的《舊金山和約》。出於冷戰反共需要，美國的對日政策在1947年後迅速轉向，從削弱日本、防止軍國主義復活，改為扶植與重新武裝，《舊金山和約》便是此一背景下的產物。其中條約第二條寫道，日本「放棄」對台灣及澎湖列島的一切權利。此一表述被認為是對1943年12月《開羅宣言》、1945年7月《波茨坦公告》相關條款內容的「模糊化」，並成為日後部分美日台輿論主張「台灣地位未定論」的依據。故中國政府曾多次聲明，「由於沒有中華人民共和國參加準備、擬制和簽訂，因而《舊金山和約》是非法的、無效的、是絕對不予承認的」。

第二，是1952年的《日台和約》。1951年《舊金山和約》面世後，吉田茂內閣又於1952年4月28日與台灣簽訂《中華民國與日本國間和平條約》（簡稱《日台和約》），承認《舊金山和約》中有關台灣的條款內容，包括「放棄對於台灣及澎湖群島以及南沙群島及西沙群島之一切權利、權利名義與要求」，卻未提及上述領土的歸屬。

第三，是美日台保體制隱含的對台干涉機制。1951年2月9日，美日草簽作為安保條約雛形的《美日集體自衛協定》，規定美軍作戰範圍包括日本和朝鮮半島，而後因擔憂朝鮮戰爭引發台海不穩，故又修改協定、將台灣納入其中。同年7月30日，美方向日方提交《安保條約草案》，並增加「遠東條款」，稱此一條款旨在明確「當日本以外地區發生類似朝鮮的事變時」，如何調動在日美軍。字裏行間雖未明言台海，卻顯然意有所指。

1951年9月美日簽署《安保條約》，「遠東條款」成為其中第一條；1960年1月，美日簽署《新安保條約》，「遠東條款」又得以保留，成為其中的第六條。1960年2月26日，岸信介政府發表了對「遠東地區」的「統一見解」，稱「該地區大體上是菲律賓以北、日本及其周邊的地區，韓國和中華民國控制下的地區亦包括在內」。此一說法，間接暗示了台灣是《美日安保條約》的適用對象，並被後續文件所沿用，例如1997年的新《日美防衛合作指針》中，「遠東」之稱被改為「日本周邊」，其解釋便沿用了岸信介1960年的「統一見解」，包含台灣。

此外，美方為避免中日回暖影響安保機制的涉台空間，也多次向日本施壓。1969年11月21日，美日發表《尼克遜—佐藤公報》，美方宣佈將在1972年「歸還」琉球，同時也於公報內提出「台灣條款」，表示「維持台灣地區的和平和安全是日本安全的重要因素」；1972年中日復交談判際，美國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基辛格（Henry Kissinger，又譯作季辛吉）於同年8月訪日，要求日本首相田中角榮，中日復交不能影響駐日美軍「防衛台灣」。正因如此，此後日方於北京會談中反覆向中國確認，希望中日邦交正常化不會影響美日安保體制。

而前述三個施力點其實可化整為零，統稱為美日安保體制涉台問題。因為不論是1951年的《舊金山和約》或1952年的《日台和約》，其本質都是美日安保體制的前奏。故1972年中日復交談判時，與其說北京是與日方談判各式原則，不如說是直面美日安保體制，提出了自己的底線，其中台灣問題尤其關鍵。

早在此前，北京便曾對日提出「復交三原則」，包括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代表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承認台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神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日台和約》必須廢除，可謂條條涉及台灣問題，而日方亦對此心知肚明。1972年9月25日，日本首相田中角榮訪華，在4天之內與中國總理周恩舉行的4次會談中，便有多達3次討論台灣問題。

其中，在「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兩議題上，中日達成共識。在1972年9月29日簽署的《中日聯合聲明》中，日本明文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中國唯一合法政府」，如此便是對「中華民國政府是中國的合法政府之一」的間接否認；而面對中國政府重申「台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日方也「充分理解和尊重中國政府的這一立場」，並表示堅持遵循《波茨坦公告》第八條的立場，也就是遵守並實施《開羅宣言》的內容。

而在廢除《日台和約》議題上，由於日本外相大平正芳表示，有鑑於該和約已被日本國會批准，若於聯合聲明中贊同中方關於「廢除《日台和約》」見解，恐會引發內政風暴，故中國最後並未堅持在聯合聲明中提及廢約一事，而是同意由大平正芳在簽字後發表談話，宣告《日台和約》「失去存在的意義而宣告終結」。

簡言之，通過1972年的《中日聯合聲明》及外相發言，日本方承認了「一個中國」，同時否定「台灣地位未定論」、廢除《日台和約》。如此成果，可謂是北京面對美日安保體制的一大勝利。

然而時值中美關係升温、中蘇關係下行的冷戰格局，面對美日安保體制涉台問題、《尼克遜—佐藤公報》中的「台灣條款」，中方在維繫對美、對日關係的考量下，無法堅持日方須在聲明中有所表態，其立場正如1972年7月周恩來與日本公明黨委員長竹入義勝會談時所述，「細節問題留給以後解決，大的方面不能等」。

此後，中日關係穩定前行，日方對於自己1972年立下的鄭重承諾，也一度謹守分際。然而冷戰結束後，「美蘇對峙」漸被「中美博弈」所取代，日本在此國際變局牽引下，也開始仿效美國的「台灣牌」危險遊戲：美方屢在台海切香腸，同時聲明自己不支持台獨、對「一中政策」立場未變；日本則是開始形塑「台灣有事」、美日共同防衛台灣等相關政治話題，並趁機提高防衛預算，卻又表態維持聯合聲明中關於台灣問題的立場。

而事實上，正是因為日本無法正面挑戰《中日聯合聲明》，故會選擇聲明中未提到、後續中日政治文件也未觸及的美日安保體制大做文章，渲染美日聯合軍事介入台海的可能。當然，「防衛台灣」是假，藉機牽制中國、謀求選票利益、博取美國青睞、尋求突破專守防衛原則、甚至空心化和平憲法，可能才是真目的。8月31日，日本防衛省發布2023財年的預算申請，除5.5萬億日元的防衛預算外，還另設約1萬億日元額度的「暫未核定金額及名目」，兩者合計超過6.5萬億日元。回顧過往，2022財年的防衛預算為5.4萬億日元，已創下10年來新高，如今2023財年的6.5萬億日元預算一旦通過，將使日本防衛預算更加走高。

美日安保體制的隱患，在中美博弈愈發熾熱的今日，正以台海為舞台、擴軍為手段，持續發酵。

原文發表網址:

202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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