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楊佳佳
一、背景與起因
上世紀七十年代末，中共當局啟動了史無前例的計劃生育運動。1980年《中共中央關於控制我國人口增長問題致全體共產黨員、共青團員的公開信》明確提出「一對夫婦只生一個孩子」，並逐漸將人口控制上升為國家基本國策。自此，控制人口增長被納入官員政績考核體系，基層政府的幹部升遷、獎金乃至生存空間，都與完成「節育指標」直接掛鈎。
山東冠縣正處在這一政策高壓下。作為人口稠密的農業縣，冠縣被省、市層層下達的計劃生育任務所壓迫。在這種情況下，當地幹部為確保完成上級「硬指標」，採取了極端措施——發布「百日無孩」運動。其邏輯是：只要能保證在規定的時間段內「零出生」，就能向上級交出漂亮的政績答卷。於是，國家機器悍然伸向孕婦的身體與家庭的子宮，把新生命當成可以隨時清除的數字。
二、慘劇的經過
所謂「百日無孩」，並非象徵性的口號，而是以暴力手段強制執行的鐵令。在這場運動中，冠縣政府建立了詳細的孕情檔案，動用鄉鎮幹部、民兵和公安逐戶排查。一旦發現超生或未按政策報批的懷孕婦女，便立即採取措施。
倖存者們回憶：孕婦常在半夜被拖出家門，押送到鄉鎮衛生院或計生辦；即使已懷孕六七個月，甚至臨近分娩，仍被強行引產。許多胎兒屍體被隨意丟棄，成為「計劃」下的犧牲品。部分母親在手術中因失血或感染致殘，甚至死亡。
整個縣城陷入恐懼。婦女們四處躲藏，有人逃往外地，有人被迫吞藥自殘以躲避檢查；但最終，大多數孕婦還是難逃搜捕。短短幾個月內，冠縣幾乎沒有合法或非法出生的嬰兒——這就是「百日無孩」的真實含義——一個地域被人為製造了斷代。
三、後果與傷痕
冠縣的「百日無孩」帶來的是一代人的缺席。某一年出生人口驟減，導致村莊、家庭出現明顯的年齡斷層。許多家庭因此失去唯一的後嗣，老人含淚看著家族血脈被強行切斷。
更嚴重的是心理創傷。無數母親背負著無法癒合的痛苦：孩子被迫在體內毒死、被鉗出、被扔進垃圾桶。她們的痛苦被掩蓋、被沉默，但卻深深烙印在身體與靈魂之中。
對社會而言，信任被徹底摧毀。政府不再是服務者，而成了「殺子者」。幹部與群眾之間形成難以彌合的裂痕。冠縣的慘劇不是孤立事件，而是整個計劃生育體制在極端條件下的集中爆發。
四、極權體制與中共批判
冠縣的慘劇並非個別官員失職，而是中共極權體制的必然產物。這個體制的核心邏輯，是將黨的統治置於人民之上，把億萬民眾視作可隨意調度的資源。所謂「人民政權」，在實踐中卻是「政權對人民」。
首先，中共將「計劃生育」寫入《憲法》，成為國家基本國策，徹底剝奪了家庭與個體的生育權。法律之名掩蓋下的強制手術、引產、墮胎，不僅踐踏人權，更破壞最基本的倫理秩序。
其次，中共官僚體系層層加壓，把政績指標傳導至基層幹部，逼迫其用最殘酷方式完成任務。在這種結構下，殺死嬰兒不是違法，而是政績；保全生命反而可能斷送仕途。
再次，中共長期以「為人民服務」的口號掩蓋極權本質。實際上，人民在體制中沒有發聲渠道，也無法拒絕國家命令。無論是強制引產、夜間搜捕，還是孕婦遭受的暴力與胎兒死亡，所有行為最終都被政治敘事所掩蓋。
歸根結底，「百日無孩」揭示中共政權的本質：為了維持權力，可以犧牲一切，包括最無辜的生命、最根本的倫理，乃至整個民族的未來。這一體制不是人民的守護者，而是人民的掠奪者；不是生命的保護者，而是生命的屠戮者。
五、「一個政權滅殺自己民族的孩子」：歷史絕無僅有
如果說納粹的大屠殺是針對「外族」，古代棄嬰是出於經濟困境或習俗，那麼冠縣「百日無孩」則是更為荒誕的慘劇——國家機器強迫本民族父母親手消滅自己的孩子。
這種「自我屠殺」在人類歷史上絕無僅有。它不是戰爭副產品，也非外族壓迫的結果，而是一個民族政權為了政績與控制，把刃口對準自己的未來。嬰兒成為國家的敵人，子宮成為被管制的疆土，這種邏輯本身就是極權主義的終極荒謬。
在嚴格的國際法框架下，冠縣事件未必可直接定性為「種族滅絕」，因為其針對的不是特定民族、宗教或種族，而是普遍人群的生育管控。但其手段系統、目標明確，對新生代的徹底抹除，完全具備「滅絕性暴行」的特徵。從倫理與人權角度看，它觸及了人類文明的最不可侵犯底線。
六、警示與結論
冠縣「百日無孩」並非一段塵封的地方黑歷史，而是中國整個計劃生育體制的縮影。它揭示了極權統治的殘酷邏輯：為了維持權力和政績，可以動用國家機器對人民生命下手。
如今，中國面臨嚴重的人口危機，出生率跌至歷史低點，社會開始為當年的政策買單。然而，那些在「百日無孩」中消失的嬰兒，再也不會回來；被迫墮胎的母親，永遠承受傷痛。
冠縣的慘劇提醒世人：當一個政權可以命令「零出生」，當它可以迫使本民族親手毀滅自己的孩子，這不僅是政策錯誤，更是文明的崩塌。它昭示極權的真實面目——為了控制未來而屠殺自己民族的政權，註定與人民為敵，也必將在歷史上背負永遠的恥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