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其實都隱約感覺得到一種矛盾：
在台灣，老一輩創作者的名字並沒有真正消失，卻像是被放在一個越來越遠的位置上。它們還在書架上、在資料庫裡、在偶爾被提起的對話中，但重量卻一點一點地變輕了。提到敖幼祥、朱德庸，甚至更早期的漫畫作者，年輕世代往往不是不知道，而是「不知道該怎麼靠近」。那不是冷漠，而是一種無法對焦的困惑；有時候，這種困惑甚至會轉化成反感——覺得過時、刻板、不合時宜，彷彿這些作品本來就不該被帶到今天。
這樣的反應其實並不奇怪，也未必是不尊重。問題不在於年輕人不懂得欣賞經典，而在於我們很少停下來認真想過：一個文化社會，究竟該怎麼面對那些已經不再適合今天、卻曾經真實地陪伴過整個世代的作品？敖幼祥與朱德庸的創作，誕生於一個如今幾乎無法想像的媒介環境。那時候，報紙仍是全民共享的閱讀核心，漫畫不是被歸類給某個年齡層，而是一種橫跨世代的公共語言。它們被攤在早餐桌上、捷運車廂裡、辦公室的茶水間，是日常的一部分，也是壓抑社會中少數被允許的情緒出口。那些作品多半不是為了留下來，而是為了「當下能被理解」，為了讓人笑一下、喘一口氣、覺得自己並不孤單。
也正因如此，當這些作品被直接從原本的時代脈絡中抽離，放到今天的閱讀環境裡，就很容易被「降維」。反日情緒、性別角色的刻板、家庭權力的配置，原本是特定歷史條件下的反射、嘲諷，甚至是有限度的抗議；但在失去背景之後，只剩下表層內容，成為價值觀落後的證據。年輕人拒絕這些東西，本身並沒有錯，那只是社會價值自然推移的結果。
真正的問題在於，這個「拒絕」幾乎沒有經過任何轉譯。我們很少告訴後來的人：這些作品當年在回應什麼，又替誰消化了哪些無法說出口的焦慮與不滿。於是拒絕很快就變成貶低，貶低再變成遺忘，一整段文化經驗像是被直接抹除。
這種現象在《阿三哥和大嬸婆》這類作品上尤其明顯。它們本來就是高度即時性的短篇漫畫，存在的意義在於陪伴通勤、消解日常煩躁，而不是建立可供反覆詮釋的敘事文本。對今天的年輕人來說，那些鄰里互動、家庭權力與性別角色，不只是過時，而是已經失去任何可以站進去理解的座標。於是它們不只是「不好看」，而是「不知道該怎麼讀」。
相較之下，曾經在國語日報連載的小亨利、淘氣阿丹，雖然同樣過時，卻幾乎不會引發衝突。它們的世界過於溫和，價值觀安全而可預期，沒有政治立場、沒有性別爭議，也沒有社會尖銳度，因此不會被重新審視。對年輕人而言，它們既不冒犯，也不重要，只是靜靜地被略過，像博物館裡褪色卻無害的插圖。
真正值得被正視的，其實不是哪一部作品還值不值得「繼續看」，而是台灣的文化環境長期缺乏一種能力：去分辨「歷史功能」與「現代適用性」。我們要嘛要求年輕人去喜歡已經無法對他們產生意義的東西，要嘛乾脆把整個過去打包丟棄，彷彿承認曾經被這些作品陪伴過，是一件需要感到羞愧的事。
這樣的文化態度，最終會導向一個危險的結果：創作者永遠只能活在「現在」。一旦價值更新、審美轉向，前一代立刻變成負資產，產業於是一次又一次地斷裂、重來，每一代都像是被孤立的島嶼，既沒有真正繼承什麼，也無法被好好地繼承。
或許，我們可以換一種更成熟的提問方式。不是急著問「這些作品還適不適合現在」，而是先問「它們曾經替誰完成了什麼」。不是要求年輕人去喜歡，而是允許社會記住：有些作品不再需要被延續，但那個時代本身，仍然值得被理解。
文化的成熟，從來不是留下所有東西，而是知道哪些該留下、哪些只需要被記住、哪些可以安心放下。如果一個社會只能用最新的標準不斷清算過去，那它終究也會用更新的標準，清算今天正在創作的人。
也許真正的問題，從來不是老創作者過不過時，而是我們是否準備好，成為一個能夠與自己歷史共存的文化社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