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情點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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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現實生活中的情感故事
有一段時間，我開始發現一件讓人不太舒服的事：責怪我的人，從來不只一種。一開始是父母。他們會用新聞、用報紙、用各種外在事件來糾正我——你不能那麼嚮往自由、你不應該喜歡某些文化、你應該用某種方式學習。那時候我以為，這只是家庭的問題，是親子之間的價值衝突。直到後來，我慢慢意識到，事情並沒有那麼單純。
有一段時間，我開始發現一件讓人不太舒服的事：責怪我的人，從來不只一種。一開始是父母。他們會用新聞、用報紙、用各種外在事件來糾正我——你不能那麼嚮往自由、你不應該喜歡某些文化、你應該用某種方式學習。那時候我以為，這只是家庭的問題，是親子之間的價值衝突。直到後來，我慢慢意識到，事情並沒有那麼單純。
有一段時間，我其實以為，是我不適合討論。那時候我在不同的平台談一些自己喜歡的作品，像《鋼彈00》的結構問題、《女神異聞錄5》的劇情編排，或是《馬男波傑克》裡角色的道德定位。我並沒有想要否定這些作品，反而是因為在意，才會去拆解它們的不足，去問一些也許不那麼討喜的問題。
有一段時間，我其實以為，是我不適合討論。那時候我在不同的平台談一些自己喜歡的作品，像《鋼彈00》的結構問題、《女神異聞錄5》的劇情編排，或是《馬男波傑克》裡角色的道德定位。我並沒有想要否定這些作品，反而是因為在意，才會去拆解它們的不足，去問一些也許不那麼討喜的問題。
有些案件之所以讓人久久無法放下，並不是因為我們想替誰辯護，而是因為在所有義憤填膺的聲音裡，總有某些地方顯得過於順利、過於簡化，彷彿故事早就被寫好，只等我們點頭同意。
翁仁賢的案件正是如此。
有些案件之所以讓人久久無法放下，並不是因為我們想替誰辯護，而是因為在所有義憤填膺的聲音裡，總有某些地方顯得過於順利、過於簡化，彷彿故事早就被寫好，只等我們點頭同意。
翁仁賢的案件正是如此。
很多人談起阿狸，會下意識覺得它「過氣了」，或者說得更客氣一點，「不再那麼重要」。但如果真的回頭看，阿狸其實不是突然失效的，它更像是一個被時代輕輕放下的存在。那種放下不是否定，而是世界往前走了，而它被留在一個不被允許繼續生長的位置上。
很多人談起阿狸，會下意識覺得它「過氣了」，或者說得更客氣一點，「不再那麼重要」。但如果真的回頭看，阿狸其實不是突然失效的，它更像是一個被時代輕輕放下的存在。那種放下不是否定，而是世界往前走了，而它被留在一個不被允許繼續生長的位置上。
有些作品一旦離開它們所屬的年代，就像被封進玻璃瓶裡的陽光，雖然還能照亮你，但已經回不去那時刺眼的強度。《天地無用！》、櫻花大戰、秀逗魔導士這些動畫，對我來說就是那樣的陽光。它們不是單純的影像，而是某段已經無法重來的時間。
有些作品一旦離開它們所屬的年代，就像被封進玻璃瓶裡的陽光，雖然還能照亮你，但已經回不去那時刺眼的強度。《天地無用！》、櫻花大戰、秀逗魔導士這些動畫，對我來說就是那樣的陽光。它們不是單純的影像，而是某段已經無法重來的時間。
在台灣的出版文化史裡，有些名字從未真正被大聲地記住，但它們卻曾在某個年代悄悄塑造我們的日常。雙大出版社便是其中之一。它代理過《史努比》和《加菲貓》的漫畫，陪伴無數家庭的餐桌與書桌，成為九〇年代台灣少見的歐美幽默之聲。
在台灣的出版文化史裡，有些名字從未真正被大聲地記住，但它們卻曾在某個年代悄悄塑造我們的日常。雙大出版社便是其中之一。它代理過《史努比》和《加菲貓》的漫畫，陪伴無數家庭的餐桌與書桌，成為九〇年代台灣少見的歐美幽默之聲。
人們常說，懷舊的人是活在過去的人。
可他們忘了，沒有人能真的回到過去。
懷舊不是一場時光旅行，而是一種心理的呼吸。它讓人在急促的現代節奏裡，暫時停下腳步，摸索出「自己曾是誰」的輪廓。
我們常誤會懷舊，是因為它看起來太像逃避。
人們常說，懷舊的人是活在過去的人。
可他們忘了，沒有人能真的回到過去。
懷舊不是一場時光旅行，而是一種心理的呼吸。它讓人在急促的現代節奏裡，暫時停下腳步，摸索出「自己曾是誰」的輪廓。
我們常誤會懷舊，是因為它看起來太像逃避。
在東亞社會，威權教育不僅是一段歷史記憶，更是一種延續至今的心理結構。它不僅形塑了家庭與學校的權力關係，也深深滲透進職場文化，成為壓迫與歧視的隱形根源。從「孩子不可以頂嘴」到「員工不可以辯解」，這條權力的延長線，構成了許多人日常中無形的枷鎖。
在東亞社會，威權教育不僅是一段歷史記憶，更是一種延續至今的心理結構。它不僅形塑了家庭與學校的權力關係，也深深滲透進職場文化，成為壓迫與歧視的隱形根源。從「孩子不可以頂嘴」到「員工不可以辯解」，這條權力的延長線，構成了許多人日常中無形的枷鎖。
夜裡打開 PTT，就像打開一扇通往過去的門。螢幕發出微光，行列之間閃爍著舊式的代碼與標題，沒有縮圖、沒有推播，只有靜靜排列的文字。點進其中一篇，你會驚訝地發現日期停留在二○一○年，甚至更早。那時的你，也許還在念書；那時的台灣，還沒有智慧手機全面普及；那時的網路，仍是一個以鍵盤和理性辯論為榮的地方。
夜裡打開 PTT，就像打開一扇通往過去的門。螢幕發出微光，行列之間閃爍著舊式的代碼與標題，沒有縮圖、沒有推播，只有靜靜排列的文字。點進其中一篇，你會驚訝地發現日期停留在二○一○年，甚至更早。那時的你，也許還在念書；那時的台灣，還沒有智慧手機全面普及；那時的網路，仍是一個以鍵盤和理性辯論為榮的地方。
童年對很多人來說也許是溫暖的，對我來說，它卻是一連串想要被理解卻不斷碰壁的記憶。在新興國小度過的那些年裡，我並不是個問題學生，甚至可以說，我是個願意觀察、願意思考、願意嘗試表達的人。然而，那些來自成人世界的誤解與壓力，一次次地讓我質疑自己是不是哪裡「太多了」、是不是不該那麼「有自己想法」。
童年對很多人來說也許是溫暖的，對我來說，它卻是一連串想要被理解卻不斷碰壁的記憶。在新興國小度過的那些年裡，我並不是個問題學生，甚至可以說，我是個願意觀察、願意思考、願意嘗試表達的人。然而，那些來自成人世界的誤解與壓力，一次次地讓我質疑自己是不是哪裡「太多了」、是不是不該那麼「有自己想法」。
我曾在一間不怎麼起眼的技職大學度過大學四年。
它的名字是台北海洋科技大學，一所鮮少在升學榜單上被提起的海事學校，校區分為士林與淡水。
我先在士林唸書，後來轉到淡水，當時我家就住在那裡，生活的動線彷彿自然地流向了校園。
環境不甚理想，建築外觀老舊，教室像被時間沖刷過的貨櫃鐵皮。
我曾在一間不怎麼起眼的技職大學度過大學四年。
它的名字是台北海洋科技大學，一所鮮少在升學榜單上被提起的海事學校，校區分為士林與淡水。
我先在士林唸書，後來轉到淡水，當時我家就住在那裡，生活的動線彷彿自然地流向了校園。
環境不甚理想，建築外觀老舊，教室像被時間沖刷過的貨櫃鐵皮。
你總是說我太硬、太直接、太不會看氣氛。你說我說話像在吵架，像在批評，就算我只是平平淡淡地陳述觀點，也會讓你不舒服。你說：「你要學著柔軟一點。」
我聽進去了，真的有。我花了很多時間重複推敲每一段對話，在送出訊息前三改五審，把「我覺得」放在前面，把句子調成婉轉語態，甚至試著在不懂的時候多笑、多點頭。
你總是說我太硬、太直接、太不會看氣氛。你說我說話像在吵架，像在批評，就算我只是平平淡淡地陳述觀點，也會讓你不舒服。你說：「你要學著柔軟一點。」
我聽進去了，真的有。我花了很多時間重複推敲每一段對話，在送出訊息前三改五審，把「我覺得」放在前面，把句子調成婉轉語態，甚至試著在不懂的時候多笑、多點頭。
在很多人眼中，「禮貌」是一種文明的表現、一種待人接物的美德，一種能讓人際互動更順利的潤滑劑。但對某些人來說，禮貌不是橋樑，而是一道隱形的牆。
在很多人眼中，「禮貌」是一種文明的表現、一種待人接物的美德，一種能讓人際互動更順利的潤滑劑。但對某些人來說，禮貌不是橋樑，而是一道隱形的牆。
我們都記得那個畫面：教室前方站著的老師、被點名罰站的同學、全班鴉雀無聲。羞辱是一種不動聲色的工具，它不像體罰那樣留下明顯的痕跡，但它會一點一滴滲進心裡，讓孩子習慣把痛苦藏好、把眼淚吞下。直到長大成人，甚至擁有了自己的孩子，才發現那種不敢出聲的感覺，早已變成我們與世界互動的底色。
我們都記得那個畫面：教室前方站著的老師、被點名罰站的同學、全班鴉雀無聲。羞辱是一種不動聲色的工具，它不像體罰那樣留下明顯的痕跡，但它會一點一滴滲進心裡，讓孩子習慣把痛苦藏好、把眼淚吞下。直到長大成人，甚至擁有了自己的孩子，才發現那種不敢出聲的感覺，早已變成我們與世界互動的底色。
在這個喜歡「勸人」的社會，我們早就習慣了一種溫柔暴力。你低落了，有人說：「你要樂觀一點。」你崩潰了，有人說：「堅強點好嗎？」你痛苦地無法前行，卻被催促著「放下過去」，彷彿一切困難只是「想太多」的結果，而非一場持續消耗內在能量的隱形病痛。
在這個喜歡「勸人」的社會，我們早就習慣了一種溫柔暴力。你低落了，有人說：「你要樂觀一點。」你崩潰了，有人說：「堅強點好嗎？」你痛苦地無法前行，卻被催促著「放下過去」，彷彿一切困難只是「想太多」的結果，而非一場持續消耗內在能量的隱形病痛。
我曾經以為，只要夠努力、夠謙卑、夠遵守規則，就能換得理解與公平。但當我走進職場、步入人際關係，才發現對像我這樣的人而言，努力不是通往接納的橋，而是一場徒勞的誤解。
我曾經以為，只要夠努力、夠謙卑、夠遵守規則，就能換得理解與公平。但當我走進職場、步入人際關係，才發現對像我這樣的人而言，努力不是通往接納的橋，而是一場徒勞的誤解。
有些人一說話就被理解，有些人要用盡全力才不被誤會。而我們——那些神經結構與主流不同的人——連呼吸都有時像是一種「違規」。
成長的路上，我們走得並不直，也不快。不是因為不想，而是我們的腦與這個世界的預設邏輯不合拍。像一部語言版本錯誤的導航軟體，身處中文世界，卻只能以二進位接收訊息。
有些人一說話就被理解，有些人要用盡全力才不被誤會。而我們——那些神經結構與主流不同的人——連呼吸都有時像是一種「違規」。
成長的路上，我們走得並不直，也不快。不是因為不想，而是我們的腦與這個世界的預設邏輯不合拍。像一部語言版本錯誤的導航軟體，身處中文世界，卻只能以二進位接收訊息。
在《櫻桃小丸子》的世界裡，藤木總是那個被笑話、被排擠，甚至被冠上「卑鄙小人」稱號的小男生。他常常縮在永澤身後，畏畏縮縮地說話，神色慌張地回應，偶爾還會在壓力之下「出賣朋友」，換來其他同學的側目與嘲諷。
在《櫻桃小丸子》的世界裡，藤木總是那個被笑話、被排擠，甚至被冠上「卑鄙小人」稱號的小男生。他常常縮在永澤身後，畏畏縮縮地說話，神色慌張地回應，偶爾還會在壓力之下「出賣朋友」，換來其他同學的側目與嘲諷。
我們活在一個教育被神聖化的社會。從小，我們被教導要尊師重道、要有出息、要好好唸書，彷彿那是一條通往自由與尊嚴的路。但長大以後才明白，那條路其實鋪滿了命令、羞辱與沉默。
我們活在一個教育被神聖化的社會。從小，我們被教導要尊師重道、要有出息、要好好唸書，彷彿那是一條通往自由與尊嚴的路。但長大以後才明白，那條路其實鋪滿了命令、羞辱與沉默。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aXplwvsSqfQ我看了一支YouTuber「有欸Ueh」的影片，談的是學校制度的歷史：怎麼從普魯士軍事訓練與工業時代的需求，逐漸演化為我們今天習以為常的教育體制。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aXplwvsSqfQ我看了一支YouTuber「有欸Ueh」的影片，談的是學校制度的歷史：怎麼從普魯士軍事訓練與工業時代的需求，逐漸演化為我們今天習以為常的教育體制。
有一段時間，我開始發現一件讓人不太舒服的事：責怪我的人，從來不只一種。一開始是父母。他們會用新聞、用報紙、用各種外在事件來糾正我——你不能那麼嚮往自由、你不應該喜歡某些文化、你應該用某種方式學習。那時候我以為，這只是家庭的問題，是親子之間的價值衝突。直到後來，我慢慢意識到，事情並沒有那麼單純。
有一段時間，我開始發現一件讓人不太舒服的事：責怪我的人，從來不只一種。一開始是父母。他們會用新聞、用報紙、用各種外在事件來糾正我——你不能那麼嚮往自由、你不應該喜歡某些文化、你應該用某種方式學習。那時候我以為，這只是家庭的問題，是親子之間的價值衝突。直到後來，我慢慢意識到，事情並沒有那麼單純。
有一段時間，我其實以為，是我不適合討論。那時候我在不同的平台談一些自己喜歡的作品，像《鋼彈00》的結構問題、《女神異聞錄5》的劇情編排，或是《馬男波傑克》裡角色的道德定位。我並沒有想要否定這些作品，反而是因為在意，才會去拆解它們的不足，去問一些也許不那麼討喜的問題。
有一段時間，我其實以為，是我不適合討論。那時候我在不同的平台談一些自己喜歡的作品，像《鋼彈00》的結構問題、《女神異聞錄5》的劇情編排，或是《馬男波傑克》裡角色的道德定位。我並沒有想要否定這些作品，反而是因為在意，才會去拆解它們的不足，去問一些也許不那麼討喜的問題。
有些案件之所以讓人久久無法放下，並不是因為我們想替誰辯護，而是因為在所有義憤填膺的聲音裡，總有某些地方顯得過於順利、過於簡化，彷彿故事早就被寫好，只等我們點頭同意。
翁仁賢的案件正是如此。
有些案件之所以讓人久久無法放下，並不是因為我們想替誰辯護，而是因為在所有義憤填膺的聲音裡，總有某些地方顯得過於順利、過於簡化，彷彿故事早就被寫好，只等我們點頭同意。
翁仁賢的案件正是如此。
很多人談起阿狸，會下意識覺得它「過氣了」，或者說得更客氣一點，「不再那麼重要」。但如果真的回頭看，阿狸其實不是突然失效的，它更像是一個被時代輕輕放下的存在。那種放下不是否定，而是世界往前走了，而它被留在一個不被允許繼續生長的位置上。
很多人談起阿狸，會下意識覺得它「過氣了」，或者說得更客氣一點，「不再那麼重要」。但如果真的回頭看，阿狸其實不是突然失效的，它更像是一個被時代輕輕放下的存在。那種放下不是否定，而是世界往前走了，而它被留在一個不被允許繼續生長的位置上。
有些作品一旦離開它們所屬的年代，就像被封進玻璃瓶裡的陽光，雖然還能照亮你，但已經回不去那時刺眼的強度。《天地無用！》、櫻花大戰、秀逗魔導士這些動畫，對我來說就是那樣的陽光。它們不是單純的影像，而是某段已經無法重來的時間。
有些作品一旦離開它們所屬的年代，就像被封進玻璃瓶裡的陽光，雖然還能照亮你，但已經回不去那時刺眼的強度。《天地無用！》、櫻花大戰、秀逗魔導士這些動畫，對我來說就是那樣的陽光。它們不是單純的影像，而是某段已經無法重來的時間。
在台灣的出版文化史裡，有些名字從未真正被大聲地記住，但它們卻曾在某個年代悄悄塑造我們的日常。雙大出版社便是其中之一。它代理過《史努比》和《加菲貓》的漫畫，陪伴無數家庭的餐桌與書桌，成為九〇年代台灣少見的歐美幽默之聲。
在台灣的出版文化史裡，有些名字從未真正被大聲地記住，但它們卻曾在某個年代悄悄塑造我們的日常。雙大出版社便是其中之一。它代理過《史努比》和《加菲貓》的漫畫，陪伴無數家庭的餐桌與書桌，成為九〇年代台灣少見的歐美幽默之聲。
人們常說，懷舊的人是活在過去的人。
可他們忘了，沒有人能真的回到過去。
懷舊不是一場時光旅行，而是一種心理的呼吸。它讓人在急促的現代節奏裡，暫時停下腳步，摸索出「自己曾是誰」的輪廓。
我們常誤會懷舊，是因為它看起來太像逃避。
人們常說，懷舊的人是活在過去的人。
可他們忘了，沒有人能真的回到過去。
懷舊不是一場時光旅行，而是一種心理的呼吸。它讓人在急促的現代節奏裡，暫時停下腳步，摸索出「自己曾是誰」的輪廓。
我們常誤會懷舊，是因為它看起來太像逃避。
在東亞社會，威權教育不僅是一段歷史記憶，更是一種延續至今的心理結構。它不僅形塑了家庭與學校的權力關係，也深深滲透進職場文化，成為壓迫與歧視的隱形根源。從「孩子不可以頂嘴」到「員工不可以辯解」，這條權力的延長線，構成了許多人日常中無形的枷鎖。
在東亞社會，威權教育不僅是一段歷史記憶，更是一種延續至今的心理結構。它不僅形塑了家庭與學校的權力關係，也深深滲透進職場文化，成為壓迫與歧視的隱形根源。從「孩子不可以頂嘴」到「員工不可以辯解」，這條權力的延長線，構成了許多人日常中無形的枷鎖。
夜裡打開 PTT，就像打開一扇通往過去的門。螢幕發出微光，行列之間閃爍著舊式的代碼與標題，沒有縮圖、沒有推播，只有靜靜排列的文字。點進其中一篇，你會驚訝地發現日期停留在二○一○年，甚至更早。那時的你，也許還在念書；那時的台灣，還沒有智慧手機全面普及；那時的網路，仍是一個以鍵盤和理性辯論為榮的地方。
夜裡打開 PTT，就像打開一扇通往過去的門。螢幕發出微光，行列之間閃爍著舊式的代碼與標題，沒有縮圖、沒有推播，只有靜靜排列的文字。點進其中一篇，你會驚訝地發現日期停留在二○一○年，甚至更早。那時的你，也許還在念書；那時的台灣，還沒有智慧手機全面普及；那時的網路，仍是一個以鍵盤和理性辯論為榮的地方。
童年對很多人來說也許是溫暖的，對我來說，它卻是一連串想要被理解卻不斷碰壁的記憶。在新興國小度過的那些年裡，我並不是個問題學生，甚至可以說，我是個願意觀察、願意思考、願意嘗試表達的人。然而，那些來自成人世界的誤解與壓力，一次次地讓我質疑自己是不是哪裡「太多了」、是不是不該那麼「有自己想法」。
童年對很多人來說也許是溫暖的，對我來說，它卻是一連串想要被理解卻不斷碰壁的記憶。在新興國小度過的那些年裡，我並不是個問題學生，甚至可以說，我是個願意觀察、願意思考、願意嘗試表達的人。然而，那些來自成人世界的誤解與壓力，一次次地讓我質疑自己是不是哪裡「太多了」、是不是不該那麼「有自己想法」。
我曾在一間不怎麼起眼的技職大學度過大學四年。
它的名字是台北海洋科技大學，一所鮮少在升學榜單上被提起的海事學校，校區分為士林與淡水。
我先在士林唸書，後來轉到淡水，當時我家就住在那裡，生活的動線彷彿自然地流向了校園。
環境不甚理想，建築外觀老舊，教室像被時間沖刷過的貨櫃鐵皮。
我曾在一間不怎麼起眼的技職大學度過大學四年。
它的名字是台北海洋科技大學，一所鮮少在升學榜單上被提起的海事學校，校區分為士林與淡水。
我先在士林唸書，後來轉到淡水，當時我家就住在那裡，生活的動線彷彿自然地流向了校園。
環境不甚理想，建築外觀老舊，教室像被時間沖刷過的貨櫃鐵皮。
你總是說我太硬、太直接、太不會看氣氛。你說我說話像在吵架，像在批評，就算我只是平平淡淡地陳述觀點，也會讓你不舒服。你說：「你要學著柔軟一點。」
我聽進去了，真的有。我花了很多時間重複推敲每一段對話，在送出訊息前三改五審，把「我覺得」放在前面，把句子調成婉轉語態，甚至試著在不懂的時候多笑、多點頭。
你總是說我太硬、太直接、太不會看氣氛。你說我說話像在吵架，像在批評，就算我只是平平淡淡地陳述觀點，也會讓你不舒服。你說：「你要學著柔軟一點。」
我聽進去了，真的有。我花了很多時間重複推敲每一段對話，在送出訊息前三改五審，把「我覺得」放在前面，把句子調成婉轉語態，甚至試著在不懂的時候多笑、多點頭。
在很多人眼中，「禮貌」是一種文明的表現、一種待人接物的美德，一種能讓人際互動更順利的潤滑劑。但對某些人來說，禮貌不是橋樑，而是一道隱形的牆。
在很多人眼中，「禮貌」是一種文明的表現、一種待人接物的美德，一種能讓人際互動更順利的潤滑劑。但對某些人來說，禮貌不是橋樑，而是一道隱形的牆。
我們都記得那個畫面：教室前方站著的老師、被點名罰站的同學、全班鴉雀無聲。羞辱是一種不動聲色的工具，它不像體罰那樣留下明顯的痕跡，但它會一點一滴滲進心裡，讓孩子習慣把痛苦藏好、把眼淚吞下。直到長大成人，甚至擁有了自己的孩子，才發現那種不敢出聲的感覺，早已變成我們與世界互動的底色。
我們都記得那個畫面：教室前方站著的老師、被點名罰站的同學、全班鴉雀無聲。羞辱是一種不動聲色的工具，它不像體罰那樣留下明顯的痕跡，但它會一點一滴滲進心裡，讓孩子習慣把痛苦藏好、把眼淚吞下。直到長大成人，甚至擁有了自己的孩子，才發現那種不敢出聲的感覺，早已變成我們與世界互動的底色。
在這個喜歡「勸人」的社會，我們早就習慣了一種溫柔暴力。你低落了，有人說：「你要樂觀一點。」你崩潰了，有人說：「堅強點好嗎？」你痛苦地無法前行，卻被催促著「放下過去」，彷彿一切困難只是「想太多」的結果，而非一場持續消耗內在能量的隱形病痛。
在這個喜歡「勸人」的社會，我們早就習慣了一種溫柔暴力。你低落了，有人說：「你要樂觀一點。」你崩潰了，有人說：「堅強點好嗎？」你痛苦地無法前行，卻被催促著「放下過去」，彷彿一切困難只是「想太多」的結果，而非一場持續消耗內在能量的隱形病痛。
我曾經以為，只要夠努力、夠謙卑、夠遵守規則，就能換得理解與公平。但當我走進職場、步入人際關係，才發現對像我這樣的人而言，努力不是通往接納的橋，而是一場徒勞的誤解。
我曾經以為，只要夠努力、夠謙卑、夠遵守規則，就能換得理解與公平。但當我走進職場、步入人際關係，才發現對像我這樣的人而言，努力不是通往接納的橋，而是一場徒勞的誤解。
有些人一說話就被理解，有些人要用盡全力才不被誤會。而我們——那些神經結構與主流不同的人——連呼吸都有時像是一種「違規」。
成長的路上，我們走得並不直，也不快。不是因為不想，而是我們的腦與這個世界的預設邏輯不合拍。像一部語言版本錯誤的導航軟體，身處中文世界，卻只能以二進位接收訊息。
有些人一說話就被理解，有些人要用盡全力才不被誤會。而我們——那些神經結構與主流不同的人——連呼吸都有時像是一種「違規」。
成長的路上，我們走得並不直，也不快。不是因為不想，而是我們的腦與這個世界的預設邏輯不合拍。像一部語言版本錯誤的導航軟體，身處中文世界，卻只能以二進位接收訊息。
在《櫻桃小丸子》的世界裡，藤木總是那個被笑話、被排擠，甚至被冠上「卑鄙小人」稱號的小男生。他常常縮在永澤身後，畏畏縮縮地說話，神色慌張地回應，偶爾還會在壓力之下「出賣朋友」，換來其他同學的側目與嘲諷。
在《櫻桃小丸子》的世界裡，藤木總是那個被笑話、被排擠，甚至被冠上「卑鄙小人」稱號的小男生。他常常縮在永澤身後，畏畏縮縮地說話，神色慌張地回應，偶爾還會在壓力之下「出賣朋友」，換來其他同學的側目與嘲諷。
我們活在一個教育被神聖化的社會。從小，我們被教導要尊師重道、要有出息、要好好唸書，彷彿那是一條通往自由與尊嚴的路。但長大以後才明白，那條路其實鋪滿了命令、羞辱與沉默。
我們活在一個教育被神聖化的社會。從小，我們被教導要尊師重道、要有出息、要好好唸書，彷彿那是一條通往自由與尊嚴的路。但長大以後才明白，那條路其實鋪滿了命令、羞辱與沉默。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aXplwvsSqfQ我看了一支YouTuber「有欸Ueh」的影片，談的是學校制度的歷史：怎麼從普魯士軍事訓練與工業時代的需求，逐漸演化為我們今天習以為常的教育體制。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aXplwvsSqfQ我看了一支YouTuber「有欸Ueh」的影片，談的是學校制度的歷史：怎麼從普魯士軍事訓練與工業時代的需求，逐漸演化為我們今天習以為常的教育體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