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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年對很多人來說也許是溫暖的，對我來說，它卻是一連串想要被理解卻不斷碰壁的記憶。在新興國小度過的那些年裡，我並不是個問題學生，甚至可以說，我是個願意觀察、願意思考、願意嘗試表達的人。然而，那些來自成人世界的誤解與壓力，一次次地讓我質疑自己是不是哪裡「太多了」、是不是不該那麼「有自己想法」。
我曾在一間不怎麼起眼的技職大學度過大學四年。
它的名字是台北海洋科技大學，一所鮮少在升學榜單上被提起的海事學校，校區分為士林與淡水。
我先在士林唸書，後來轉到淡水，當時我家就住在那裡，生活的動線彷彿自然地流向了校園。
環境不甚理想，建築外觀老舊，教室像被時間沖刷過的貨櫃鐵皮。
你總是說我太硬、太直接、太不會看氣氛。你說我說話像在吵架，像在批評，就算我只是平平淡淡地陳述觀點，也會讓你不舒服。你說：「你要學著柔軟一點。」
我聽進去了，真的有。我花了很多時間重複推敲每一段對話，在送出訊息前三改五審，把「我覺得」放在前面，把句子調成婉轉語態，甚至試著在不懂的時候多笑、多點頭。
我們都記得那個畫面：教室前方站著的老師、被點名罰站的同學、全班鴉雀無聲。羞辱是一種不動聲色的工具，它不像體罰那樣留下明顯的痕跡，但它會一點一滴滲進心裡，讓孩子習慣把痛苦藏好、把眼淚吞下。直到長大成人，甚至擁有了自己的孩子，才發現那種不敢出聲的感覺，早已變成我們與世界互動的底色。
在這個喜歡「勸人」的社會，我們早就習慣了一種溫柔暴力。你低落了，有人說：「你要樂觀一點。」你崩潰了，有人說：「堅強點好嗎？」你痛苦地無法前行，卻被催促著「放下過去」，彷彿一切困難只是「想太多」的結果，而非一場持續消耗內在能量的隱形病痛。
我曾經以為，只要夠努力、夠謙卑、夠遵守規則，就能換得理解與公平。但當我走進職場、步入人際關係，才發現對像我這樣的人而言，努力不是通往接納的橋，而是一場徒勞的誤解。
有些人一說話就被理解，有些人要用盡全力才不被誤會。而我們——那些神經結構與主流不同的人——連呼吸都有時像是一種「違規」。
成長的路上，我們走得並不直，也不快。不是因為不想，而是我們的腦與這個世界的預設邏輯不合拍。像一部語言版本錯誤的導航軟體，身處中文世界，卻只能以二進位接收訊息。
在《櫻桃小丸子》的世界裡，藤木總是那個被笑話、被排擠，甚至被冠上「卑鄙小人」稱號的小男生。他常常縮在永澤身後，畏畏縮縮地說話，神色慌張地回應，偶爾還會在壓力之下「出賣朋友」，換來其他同學的側目與嘲諷。
我們活在一個教育被神聖化的社會。從小，我們被教導要尊師重道、要有出息、要好好唸書，彷彿那是一條通往自由與尊嚴的路。但長大以後才明白，那條路其實鋪滿了命令、羞辱與沉默。
童年對很多人來說也許是溫暖的，對我來說，它卻是一連串想要被理解卻不斷碰壁的記憶。在新興國小度過的那些年裡，我並不是個問題學生，甚至可以說，我是個願意觀察、願意思考、願意嘗試表達的人。然而，那些來自成人世界的誤解與壓力，一次次地讓我質疑自己是不是哪裡「太多了」、是不是不該那麼「有自己想法」。
我曾在一間不怎麼起眼的技職大學度過大學四年。
它的名字是台北海洋科技大學，一所鮮少在升學榜單上被提起的海事學校，校區分為士林與淡水。
我先在士林唸書，後來轉到淡水，當時我家就住在那裡，生活的動線彷彿自然地流向了校園。
環境不甚理想，建築外觀老舊，教室像被時間沖刷過的貨櫃鐵皮。
你總是說我太硬、太直接、太不會看氣氛。你說我說話像在吵架，像在批評，就算我只是平平淡淡地陳述觀點，也會讓你不舒服。你說：「你要學著柔軟一點。」
我聽進去了，真的有。我花了很多時間重複推敲每一段對話，在送出訊息前三改五審，把「我覺得」放在前面，把句子調成婉轉語態，甚至試著在不懂的時候多笑、多點頭。
我們都記得那個畫面：教室前方站著的老師、被點名罰站的同學、全班鴉雀無聲。羞辱是一種不動聲色的工具，它不像體罰那樣留下明顯的痕跡，但它會一點一滴滲進心裡，讓孩子習慣把痛苦藏好、把眼淚吞下。直到長大成人，甚至擁有了自己的孩子，才發現那種不敢出聲的感覺，早已變成我們與世界互動的底色。
在這個喜歡「勸人」的社會，我們早就習慣了一種溫柔暴力。你低落了，有人說：「你要樂觀一點。」你崩潰了，有人說：「堅強點好嗎？」你痛苦地無法前行，卻被催促著「放下過去」，彷彿一切困難只是「想太多」的結果，而非一場持續消耗內在能量的隱形病痛。
我曾經以為，只要夠努力、夠謙卑、夠遵守規則，就能換得理解與公平。但當我走進職場、步入人際關係，才發現對像我這樣的人而言，努力不是通往接納的橋，而是一場徒勞的誤解。
有些人一說話就被理解，有些人要用盡全力才不被誤會。而我們——那些神經結構與主流不同的人——連呼吸都有時像是一種「違規」。
成長的路上，我們走得並不直，也不快。不是因為不想，而是我們的腦與這個世界的預設邏輯不合拍。像一部語言版本錯誤的導航軟體，身處中文世界，卻只能以二進位接收訊息。
在《櫻桃小丸子》的世界裡，藤木總是那個被笑話、被排擠，甚至被冠上「卑鄙小人」稱號的小男生。他常常縮在永澤身後，畏畏縮縮地說話，神色慌張地回應，偶爾還會在壓力之下「出賣朋友」，換來其他同學的側目與嘲諷。
我們活在一個教育被神聖化的社會。從小，我們被教導要尊師重道、要有出息、要好好唸書，彷彿那是一條通往自由與尊嚴的路。但長大以後才明白，那條路其實鋪滿了命令、羞辱與沉默。
某個午後，我走進電影院，獨自觀賞了皮克斯的最新原創動畫《地球特派員》（Elio）。對我來說，這並非一部單純的娛樂作品，而是一場帶著個人情感投射的觀影體驗。
《新宇宙》徹底改變了我對這個角色的想像方式——甚至可以說，這是我所看過的所有蜘蛛人電影中，最值得也最讓人過癮的一次觀影經驗。
這部動畫電影最大的魅力，來自於它完全擁抱了二次元藝術的自由性。那些在寫實電影中難以具體呈現的風格與視覺語言，在動畫中竟被發揮得淋漓盡致。
提到《飛出個未來》（Futurama），心中總浮現一種說不上來的感慨。這部動畫既不新潮，也不冷門，介於被人遺忘與深愛之間，像一艘安靜漂浮在次元裂縫中的太空船。它曾用一個又一個荒謬的故事，描寫最溫柔的人類情感，也對哲學、科技、命運和孤獨開出無聲的提問。可惜的是，在台灣，它始終沒能走進主流視野。
在當代動漫與遊戲的角色塑造中，「黑轉白」幾乎成了一種集體情節。觀眾一方面喜歡反派的張力與魅力，一方面又渴望看到他們在轉變後回歸溫暖的群體，走上一條贖罪之路。然而，真正能讓人信服的「轉變」並不常見。
關鍵在於，我們往往混淆了兩個本質上截然不同的敘事過程——贖罪，與洗白。
有時候，最深刻的哲學問題，不來自講堂、論文或經典，而是來自一隻討厭星期一的橘貓、一個總踢不到足球的小孩、一位酗酒的科學怪人，或一顆為了找回靈魂而在宇宙飄盪的小藍球。
我們從小習慣將動畫與「娛樂」畫上等號。但越長大，越會發現，有些動畫其實比大部分文學與影劇更懂人心。
許多人說，看《馬男波傑克》（BoJack Horseman）的時候，會感到一種說不上來的「不舒服」。不是劇情多殘酷，也不是角色有多壞，而是那種近乎讓人皮膚發癢的熟悉感——那種你想嘲笑卻笑不出來，想批評卻又自覺難堪的投射。這不只是動畫，它是一面鏡子，映照出我們自己不願面對的那些缺口。
在迪士尼的眾多角色中，莉蘿（Lilo Pelekai）是個特立獨行的存在。她不是童話世界裡天真浪漫的孩子，也不是經過歷練的成長型英雄，而是一個性格古怪、行為激烈、語言衝突的夏威夷小女孩。
每一個戴上面具的人，都在內心渴望被認出。這句話，用來形容《Persona》系列，恐怕再合適不過。從1996年初代《女神異聞錄》的誕生開始，這個原本只是《女神轉生》外傳的系列，逐漸從神魔與末世的陰影中走出，轉而直視人心深處那些難以言喻的矛盾與脆弱。
有一段時光，是彩色的，是喧鬧的，是用粗線條構築起來的奇想樂園，那裡住著膽小卻英勇的小狗、肌肉發達卻無腦的金髮男子、藏在衣櫃裡的瘋狂實驗室、整天在吵架的雞與牛，以及飛天、嗆辣、又可愛的三位小女警。這些角色，這些名字，對我們這一代人來說，不只是卡通角色，更是童年裡的鄰居、朋友與守護者。
某個午後，我走進電影院，獨自觀賞了皮克斯的最新原創動畫《地球特派員》（Elio）。對我來說，這並非一部單純的娛樂作品，而是一場帶著個人情感投射的觀影體驗。
《新宇宙》徹底改變了我對這個角色的想像方式——甚至可以說，這是我所看過的所有蜘蛛人電影中，最值得也最讓人過癮的一次觀影經驗。
這部動畫電影最大的魅力，來自於它完全擁抱了二次元藝術的自由性。那些在寫實電影中難以具體呈現的風格與視覺語言，在動畫中竟被發揮得淋漓盡致。
提到《飛出個未來》（Futurama），心中總浮現一種說不上來的感慨。這部動畫既不新潮，也不冷門，介於被人遺忘與深愛之間，像一艘安靜漂浮在次元裂縫中的太空船。它曾用一個又一個荒謬的故事，描寫最溫柔的人類情感，也對哲學、科技、命運和孤獨開出無聲的提問。可惜的是，在台灣，它始終沒能走進主流視野。
在當代動漫與遊戲的角色塑造中，「黑轉白」幾乎成了一種集體情節。觀眾一方面喜歡反派的張力與魅力，一方面又渴望看到他們在轉變後回歸溫暖的群體，走上一條贖罪之路。然而，真正能讓人信服的「轉變」並不常見。
關鍵在於，我們往往混淆了兩個本質上截然不同的敘事過程——贖罪，與洗白。
有時候，最深刻的哲學問題，不來自講堂、論文或經典，而是來自一隻討厭星期一的橘貓、一個總踢不到足球的小孩、一位酗酒的科學怪人，或一顆為了找回靈魂而在宇宙飄盪的小藍球。
我們從小習慣將動畫與「娛樂」畫上等號。但越長大，越會發現，有些動畫其實比大部分文學與影劇更懂人心。
許多人說，看《馬男波傑克》（BoJack Horseman）的時候，會感到一種說不上來的「不舒服」。不是劇情多殘酷，也不是角色有多壞，而是那種近乎讓人皮膚發癢的熟悉感——那種你想嘲笑卻笑不出來，想批評卻又自覺難堪的投射。這不只是動畫，它是一面鏡子，映照出我們自己不願面對的那些缺口。
在迪士尼的眾多角色中，莉蘿（Lilo Pelekai）是個特立獨行的存在。她不是童話世界裡天真浪漫的孩子，也不是經過歷練的成長型英雄，而是一個性格古怪、行為激烈、語言衝突的夏威夷小女孩。
每一個戴上面具的人，都在內心渴望被認出。這句話，用來形容《Persona》系列，恐怕再合適不過。從1996年初代《女神異聞錄》的誕生開始，這個原本只是《女神轉生》外傳的系列，逐漸從神魔與末世的陰影中走出，轉而直視人心深處那些難以言喻的矛盾與脆弱。
有一段時光，是彩色的，是喧鬧的，是用粗線條構築起來的奇想樂園，那裡住著膽小卻英勇的小狗、肌肉發達卻無腦的金髮男子、藏在衣櫃裡的瘋狂實驗室、整天在吵架的雞與牛，以及飛天、嗆辣、又可愛的三位小女警。這些角色，這些名字，對我們這一代人來說，不只是卡通角色，更是童年裡的鄰居、朋友與守護者。
曾幾何時，電視機打開後的每個夜晚，總有一把熟悉的旁白聲音，緩緩地帶我們走進一則「真人真事改編」的社會怪談裡。這些畫面可能不精緻，演員可能不知名，但每一集的開場，都有一種獵奇、哀愁、道德與懸疑糾纏交錯的獨特氛圍。這就是「類戲劇」，一種台灣特有的電視形式，一度席捲收視榜，最後卻在時代的洪流中悄然退場。
從羅斯威爾事件之後，人類社會便似乎與「外星人」一詞產生了一種說不清道不盡的連結。他們可能是銀河間的科學家，也可能是深夜綁架地球人的黑影；有時是傳說中的高智慧生物，有時卻像是夢中情人的惡搞版本。但無論是哪一種樣貌，這些外星生物的形象，早已深深植入我們的流行文化、科學研究，甚至是個人的想像與恐懼之中。
我們總說，科幻是一面鏡子，映照出的是時代的理性與想像力。在華人世界，若提起科幻文學的代表作，許多人會毫不猶豫地回答《三體》、《流浪地球》，這些作品宏大、莊嚴，承載著國族未來、科技自強的願景。
你還記得小時候第一次看到恐龍的瞬間嗎？那種眼睛發亮、心臟狂跳、彷彿看見神話生物降臨的感覺。不管是書本裡的插畫、電視上的卡通、還是遊戲機裡的像素暴龍，它們總是以一種不容忽視的姿態闖入我們的世界，像是從遠古穿越而來的明星。對我來說，暴龍比超人還有存在感，劍龍比任何童話角色都具重量感。
在東西方的兒童影像作品中，我們常看到截然不同的敘事姿態，這一差異，其實折射了東西方文化對「兒童與成人」關係的根本想像：西方強調個體權利與法律保護，讓孩子懂得自己擁有聲音，能夠對抗結構性暴力；而東亞，包括日本，則更習慣把孩子視為需要被糾正與教育的對象，對體制本身的質疑和反抗則非主流。
我們活在一個教育被神聖化的社會。從小，我們被教導要尊師重道、要有出息、要好好唸書，彷彿那是一條通往自由與尊嚴的路。但長大以後才明白，那條路其實鋪滿了命令、羞辱與沉默。
有一天，你問了一個看似單純，卻讓人無法輕易回答的問題：
「如果學習本來就是自然的事，為什麼還要不斷提倡多學習、多讀書？這不是很不自然嗎？」
這句話像一把刀，劃開了教育體系與現代社會的偽裝外殼。是啊，學習若真是人類與生俱來的本能，那些滿口「學習最重要」的大人們，又為何總讓學習成為我們最抗拒的事？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aXplwvsSqfQ我看了一支YouTuber「有欸Ueh」的影片，談的是學校制度的歷史：怎麼從普魯士軍事訓練與工業時代的需求，逐漸演化為我們今天習以為常的教育體制。
在人類浩瀚的故事洪流中，總有那麼一群角色，既不屬於神，也非明確的人。他們可能是狐，是蛇，是破傘，是老燈，是靜靜站在屋角的器物，也可能是穿越千年、終於吐出第一句話的瓦片。他們的存在，是對「非人」世界靈性的默默證言。他們，是成精的存在。
曾幾何時，電視機打開後的每個夜晚，總有一把熟悉的旁白聲音，緩緩地帶我們走進一則「真人真事改編」的社會怪談裡。這些畫面可能不精緻，演員可能不知名，但每一集的開場，都有一種獵奇、哀愁、道德與懸疑糾纏交錯的獨特氛圍。這就是「類戲劇」，一種台灣特有的電視形式，一度席捲收視榜，最後卻在時代的洪流中悄然退場。
從羅斯威爾事件之後，人類社會便似乎與「外星人」一詞產生了一種說不清道不盡的連結。他們可能是銀河間的科學家，也可能是深夜綁架地球人的黑影；有時是傳說中的高智慧生物，有時卻像是夢中情人的惡搞版本。但無論是哪一種樣貌，這些外星生物的形象，早已深深植入我們的流行文化、科學研究，甚至是個人的想像與恐懼之中。
我們總說，科幻是一面鏡子，映照出的是時代的理性與想像力。在華人世界，若提起科幻文學的代表作，許多人會毫不猶豫地回答《三體》、《流浪地球》，這些作品宏大、莊嚴，承載著國族未來、科技自強的願景。
你還記得小時候第一次看到恐龍的瞬間嗎？那種眼睛發亮、心臟狂跳、彷彿看見神話生物降臨的感覺。不管是書本裡的插畫、電視上的卡通、還是遊戲機裡的像素暴龍，它們總是以一種不容忽視的姿態闖入我們的世界，像是從遠古穿越而來的明星。對我來說，暴龍比超人還有存在感，劍龍比任何童話角色都具重量感。
在東西方的兒童影像作品中，我們常看到截然不同的敘事姿態，這一差異，其實折射了東西方文化對「兒童與成人」關係的根本想像：西方強調個體權利與法律保護，讓孩子懂得自己擁有聲音，能夠對抗結構性暴力；而東亞，包括日本，則更習慣把孩子視為需要被糾正與教育的對象，對體制本身的質疑和反抗則非主流。
我們活在一個教育被神聖化的社會。從小，我們被教導要尊師重道、要有出息、要好好唸書，彷彿那是一條通往自由與尊嚴的路。但長大以後才明白，那條路其實鋪滿了命令、羞辱與沉默。
有一天，你問了一個看似單純，卻讓人無法輕易回答的問題：
「如果學習本來就是自然的事，為什麼還要不斷提倡多學習、多讀書？這不是很不自然嗎？」
這句話像一把刀，劃開了教育體系與現代社會的偽裝外殼。是啊，學習若真是人類與生俱來的本能，那些滿口「學習最重要」的大人們，又為何總讓學習成為我們最抗拒的事？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aXplwvsSqfQ我看了一支YouTuber「有欸Ueh」的影片，談的是學校制度的歷史：怎麼從普魯士軍事訓練與工業時代的需求，逐漸演化為我們今天習以為常的教育體制。
在人類浩瀚的故事洪流中，總有那麼一群角色，既不屬於神，也非明確的人。他們可能是狐，是蛇，是破傘，是老燈，是靜靜站在屋角的器物，也可能是穿越千年、終於吐出第一句話的瓦片。他們的存在，是對「非人」世界靈性的默默證言。他們，是成精的存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