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一名年輕女子，用伊朗最高領袖哈梅內伊的肖像照點燃香菸，這張張力十足的照片，是伊朗人民推翻神權統治，追求民主、自由與文明的最佳寫照。
2026年一月，世界局勢迎來劇烈震盪。大西洋彼端的委內瑞拉獨裁者馬杜洛（Nicolás Maduro）遭到美國司法部與特種部隊逮捕，這記重錘敲響了拉丁美洲獨裁政權的喪鐘，聲波更橫跨大洋，撼動中東堅固的伊斯蘭神權堡壘：伊朗。
受到馬杜洛倒台所鼓舞，伊朗各大城市街頭都出現民主運動。從德黑蘭（Tehran）到設拉子（Shiraz），從大不里士（Tabriz）到伊斯法罕（Isfahan），數以百萬計的伊朗人民無視伊朗最高領袖哈梅內伊（Ali Khamenei）的嚴厲警告，揭竿起義走上街頭。面對伊斯蘭革命衛隊的實彈鎮壓、巴斯基民兵揮舞著警棍與電擊棒，這次伊朗人不再退縮。這一次，抗爭的聲浪比以往更加決絕，街頭槍聲四起，催淚瓦斯的煙霧中，你聽不到對伊斯蘭政權的祈求，而是震撼人心的波斯語口號：
「Marg bar Khamenei!」（去死吧，哈梅內伊！）
「Reza Shah, Roohad Shad!」（禮薩汗，願你的靈魂安息！）
這句對巴勒維王朝開國君主的致敬。在伊斯蘭神權統治伊朗近半世紀後的今日，響徹雲霄。伊朗人試圖跨越半個世紀的黑暗，找回 1979 年以前，失落的波斯榮光。對台灣人而言，伊朗或許常被標籤為邪惡軸心或極端國家。正在街頭流血的伊朗人民，並非尋求暴力激進的軍事叛變，而是試圖從外來的宗教政權手中「光復」他們的國家。
曾經的「中東巴黎」，1979年以前的波斯榮光
要理解伊朗人的憤怒，我們先回顧他們曾經擁有的美好時代。
1979 年伊斯蘭革命之前，伊朗由巴勒維王朝（Pahlavi Dynasty）統治。最後一任國王穆罕默德·禮薩·巴勒維（Mohammad Reza Pahlavi）是堅定的西化推動者，他繼承父親遺志，致力將伊朗從封建農業社會轉型為現代工業強國。
1960 與 1970 年代的德黑蘭街頭，你看不到強迫佩戴的頭巾（Hijab）。隨處可見穿著迷你裙、畫著歐美流行妝容的女性，從容自信走在林蔭大道。當時的伊朗女性享有中東地區最進步的權利，擁有投票權、可以出任法官、擔任內閣部長，甚至在離婚與撫養權上擁有法律保障。這一切，源自國王推動的「白色革命」，透過不流血的改革強行打破傳統地主與教士階級的社會壟斷。
經濟數據說明了一切，1970 年代，伊朗的經濟成長率曾高達雙位數。伊朗貨幣里亞爾（Rial）甚為強勢，1美元僅兌換約 70 里亞爾，伊朗護照可以免簽通行歐洲多國。伊朗國家石油公司（NIOC）創造的巨大財富被投入基礎建設；伊朗航空（Iran Air）是當時世界上成長最快的航空公司之一，連接著德黑蘭與紐約、倫敦。
在文化層面，當時的伊朗是與西方世界同步的璀璨明珠。法拉·巴勒維皇后（Empress Farah Pahlavi）是伊朗現代文化的靈魂推手，她憑藉獨到的藝術眼光，在德黑蘭建立了德黑蘭當代藝術博物館，大量購藏安迪·沃荷（Andy Warhol）、畢卡索（Picasso）、波洛克（Pollock）等西方大師的真跡，使伊朗一度擁有西方世界以外最驚人、價值最高的現代藝術收藏地。
巴勒維皇后親手創立的設拉子藝術節（Shiraz Arts Festival），更是一場震驚世界的大膽實驗。在波斯波利斯（Persepolis）2500 年歷史的壯麗廢墟旁，上演史托克豪森（Stockhausen）電子音樂與彼得·布魯克（Peter Brook）的前衛戲劇。東方的古老神祕與西方的前衛先鋒在此碰撞，是藝術展演，更向世界展現伊朗的文化底藴和自信，足夠融合時代最前沿的潮流發展。
那時的伊朗人，比起穆斯林，更自豪於自己是波斯人（Persian）。世界上第一部人權宣言的「居魯士圓柱」是伊朗民族精神的圖騰，深植於血脈與思想的文化認同，超越了伊斯蘭宗教教條，曾經，伊朗人深信自己是偉大文明的繼承者與創造者。
1970年代的德黑蘭街頭，伊朗女性穿著時尚的短裙與高跟鞋，無需擔憂道德警察的審視，
神權政體入侵：1979年的「文明日蝕」
1979年，是伊朗人回望時無比痛心的年份。伊斯蘭領袖魯霍拉·何梅尼（Ruhollah Khomeini）掌權後，建立了史無前例的政體：「法基赫的監護」，伊斯蘭法學家擁有至高無上的絕對權力。政權的更迭，宗教的掌權，帶來波斯文明的崩塌。
新政權上台後，旋即頒布全面性的「反向改革」。他們成立「道德警察」，將宗教戒律變成國家法律。惡名昭彰的口號「Ya Rusari, Ya Tusari」（要嘛戴頭巾，要嘛挨棍子）在街頭巷弄的口語間被反覆傳誦，強制所有女性，無論信仰如何，都必須將自己包裹在厚重的黑紗與長袍之下，違者將面臨 74 下鞭刑或監禁。
在法律地位，伊朗女性一夜之間被貶為二等公民。 巴勒維時代進步的《家庭保護法》被立即廢除。女性法定結婚年齡，被伊斯蘭政權以「遵循教法」為由，從 18 歲降至 9 歲（雖然現代稍有調整，但童婚依然合法）。在法庭上，女性的證詞效力在法律上明文規定「僅抵得上男性的一半」；女性意外身亡，賠償金也僅是男性的一半。未經丈夫或父親的書面許可，成年女性甚至無法申請護照或出國旅行，伊朗女性徹底淪為男人的附屬財產，此言絲毫不為過。
教育與學術界也經歷了文化大革命一般的殘酷清洗。伊斯蘭政權為了清除「西方毒害」，一度關閉大學長達三年。後來大學重開，數千名自由派教授被解職，數萬名學生被退學。教科書全面改寫，牛頓與愛因斯坦的圖片旁，加入了手持步槍的兒童兵插畫；歷史課本不再講述波斯帝國的歷史和榮耀，而是充斥著仇美教育，以及什葉派極致的殉道精神，從小灌輸孩童「為宗教犧牲是最高榮譽」。
伊朗社會的文化窒息更是全方位。曾經充滿爵士樂、搖滾與流行樂的伊朗被全面封殺。著名的伊朗流行天后古古什（Googoosh）被迫噤聲，此後二十年間禁止公開演唱。國家電視台禁止播放任何樂器演奏的畫面，因為音樂被視為「腐蝕人心的靡靡之音」。電影院被燒毀、舞蹈被定罪，甚至連在公共場合牽手都可能招致逮捕。伊斯蘭政權用強制的哀悼與肅穆，抹殺波斯民族骨子裡對生活、美酒與詩歌的熱愛。
伊朗革命衛隊：持槍的商業黑幫
在最高領袖哈梅內伊的授意下，伊朗革命衛隊不只是維繫伊斯蘭政權穩定的軍隊，更是手持槍桿的龐大商業黑幫。
伊朗革命衛隊透過旗下的「卡塔姆建設總部」，壟斷伊朗經濟命脈。從大壩建設、高速公路、石油開採到電信網絡，只要是賺錢的行業，幾乎都由革命衛隊控制。根據估計，他們直接或間接控制了伊朗 1/3 到 1/2 的經濟產值。
一般伊朗企業無法與擁有槍桿子和免稅特權的革命衛隊競爭，導致民間經濟凋敝。而石油收入也並未惠及伊朗人民，而是被革命衛隊用於資助哈瑪斯、真主黨與葉門胡塞武裝，輸出「伊斯蘭革命」。貨幣崩潰更造成伊朗經濟的重創，對比 1979 年里亞爾比美元 1:70，如今黑市匯率已突破 1美元兌換 600,000 里亞爾，數字隨通膨劇烈波動。伊朗人的畢生積蓄在神權統治下淪為廢紙。
不談政治，只談民生。這就是為什麼走上街頭示威的伊朗人會憤怒喊謢：「不為加薩，不為黎巴嫩，我的生命只獻給伊朗！」（Na Gaza, Na Lebanon, Janam Fadaye Iran）。
歷史的深層傷痕：伊斯蘭是外來者
伊斯蘭教並不是伊朗的本土宗教。伊朗（Iran）的意思是「雅利安人的土地」，文明追溯至西元前 550 年的阿契美尼德王朝，當時的國教是瑣羅亞斯德教（Zoroastrianism，又稱祆教/拜火教），崇尚「善思、善言、善行」。
西元七世紀，來自阿拉伯半島的穆斯林軍隊征服了波斯帝國。對於波斯人而言，這是慘痛的「阿拉伯入侵」。雖然波斯人最終在宗教上皈依了伊斯蘭教，但在文化與心理上，他們始終保持著一種高傲的抵抗。他們保留了波斯語，拒絕像埃及或敘利亞被「阿拉伯化」；他們始終保留了波斯新年的傳統節日。
此次的伊朗抗爭，這個文化斷裂被重新提起。對於伊朗年輕人而言，伊斯蘭政權強推的嚴苛教條，與伊朗人骨子裡熱愛詩歌、紅酒、哲學與享樂的波斯性格格格不入。神權政府越是強調伊斯蘭的正統性，越是激發了人民對「前伊斯蘭時期」的嚮往。
示威現場高舉的獅子與太陽旗（Lion and Sun flag，巴勒維時期的國旗），不僅是對舊王朝的懷念，更是對波斯民族主義的召喚。伊朗人相信，只有驅逐這個將宗教置於國家利益之上的伊斯蘭政權，伊朗才能找回自己真正的靈魂、傳統和榮光。
黎明前的戰鬥
委內瑞拉變天，伊朗人民看見獨裁者並非不可戰勝的高牆。
儘管哈梅內伊下令軍隊血腥鎮壓，儘管德黑蘭的監獄關滿政治犯，但恐懼的牆已經倒塌。從 2022 年瑪莎·阿米尼（Mahsa Amini）因頭巾問題遭虐殺所引發的「Zan, Zendegi, Azadi」（女性、生命、自由）運動開始，到今日受到國際局勢鼓舞的全面抗爭，伊朗人正用血肉之軀，找回 1979 年的歷史斷層。
此時，伊朗街頭的抗爭不僅是政治革命，更是一場文藝復興。伊朗人民正在向世界宣告，他們不想做被黑紗遮蔽的伊斯蘭順民，他們是居魯士的子孫，渴望重返那個擁抱世界、尊重人性、文明昌盛的波斯。
當德黑蘭街頭再次響起「致敬巴勒維」的口號，我們知道，伊朗人想念的是曾經正常、現代且自由的伊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