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廟宇文化：國家政策的影響與變革

臺灣有句俗語：「有拜有保庇」，反映人們對努力與回報的期待，也呈現社會對宗教信仰的深厚依賴。各地大小廟宇已成為民眾生活的一部分，承載信仰，負擔社會服務，以及凝聚地方與文化傳承的角色。今日看似自然的信仰景象，其實是二戰結束後政府經過一連串政策的調整，重塑臺灣廟宇文化。

－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應用服務組研究助理　胡以蓁

刊頭：臺北萬華龍山寺在禁香政策實施前香火鼎盛的情景 檔號：A325000000E/0082/BS41/1

根據內政部全國宗教資訊網的統計，截至2025年為止，我國共有12,384間廟宇。這個極大的數據，顯示廟宇很自然地就在我們生活周遭。眾所周知，臺灣民間信仰源於早期漢人移民，將原鄉的神祇帶來臺灣，隨著人口增加與聚落不斷擴展，逐漸形成多元的地方信仰。

圖1 民眾在臺北萬華龍山寺擲筊乞求保佑 檔號：A325000000E/0065/0055/1

圖2 1966年棒球好手王貞治夫婦在日月潭玄光寺體驗傳統廟宇抽籤文化 檔號：A325000000E/0052/0096/10052/0096/1

1949年政府遷臺後，抗拒中共政權、準備反攻大陸，成為當時的核心目標，「集中有限資源」成為重要施政課題。相較之下，臺灣民眾自清代延續而來的盛大酬神活動，如廟宇修繕落成時開辦盛大慶典，或是各村落定期舉辦「建醮」活動，都需要大量的人力、財物與祭品支應。只是，這些熱鬧的宗教活動在當時政府的眼裡不僅是鋪張浪費，更可能分散社會資源，必須介入限制或阻止舉行（圖3）。為了引導民間習俗的改進，臺灣省政府推出《改善民俗綱要》，希望各鄉鎮能統一祭祀的日期，簡化祭品和酬神演戲的傳統流程，以減少過度的支出，同時宣導「改善風俗」的理念，在不破壞信仰的前提之下，讓祭典活動能夠符合政府所期待的節約方向（圖4）。

圖3 1970年臺南市政府奉臺灣省政府的政策，推行減少祭典所用資源浪費 檔號：A395520000A/0059/122/1

圖4 臺灣省政府推行改善民俗綱要，宣導各項民俗祭祀規範 檔號：A387130000C/0040/D1282/2

除此之外，早期臺灣社會衛生知識不足，加上醫療資源匱乏，對於許多鄉村的民眾而言，生病看病既不容易也不便宜。每當遇到身體不適的時候，許多人選擇到村裡面的廟宇向神明求取「藥籤」，隨即依照籤示到藥鋪抓藥，久而久之形成一套以信仰為核心的民間療法。只是，這種醫療方式被政府視為迷信，病人可能因此延誤就診而加劇病情，急需改善。1953年臺灣省政府明令取締寺廟設置藥籤的行為，加強宣導保持良好的衛生習慣，希望提升民眾醫療與衛生觀念，以杜絕因迷信而錯誤處置疾病的情形再發生（圖5）。

圖5 1953年臺灣省政府下令各縣市政府取締寺廟設置藥籤的情形，並加強對民眾的宣導 檔號：A387130000C/0040/D1282/2

在民生方面，除了上述醫療衛生觀念問題外，另一個讓政府頭疼的問題，則是財務方面的糾紛。1954年，臺灣省政府下令取締廟宇設置藥籤之後，再下令取締各地寺廟「抽籤借錢」行為。根據調查，當時部分廟宇每逢農曆八月十五便舉行抽籤借錢活動，來自各地的民眾借款後，隔年需以2至3倍的金額償還。這種求神抽籤現象宛如高利息借貸，造成民眾財務極大困擾，亦被政府視為應廢除的迷信行為，藉此培養民眾正確的理財觀念（圖6）。

圖6 1954年臺灣省政府下令取締各地寺廟抽籤借錢情況 檔號：A387130000C/0040/D1282/2

在戒嚴時期，政治力量滲透至社會各個階層，廟宇也不例外。最具代表性的，是臺灣省政府希望清除廟宇中所有日治時期的年號記載，認為日本年號痕跡可能喚起民眾不良回憶，阻礙民族自尊心的發展，於是下令徹底清除（圖7）。需要清除日本年號的廟宇器物，包括匾額、石碑、神案桌等等，與此同時也建議將原本的日本年號改以民國紀元（圖8）。到了1970年，這項清除的任務擴大到日治時期遺留的神社、石燈、石碑等遺跡（圖9），顯示政府除去日本殖民刻痕的決心與毅力。

圖7 臺灣省政府徹底清除日治時期遺留廟宇及橋碑所留有的日本年號 檔號：A395520000A/0049/123/10049/123/1

圖8 1967年部分寺廟匾額、石碑及神案桌留有日本年號，政府希望改為民國年號 檔號：A395520000A/0056/123/1

圖9 1970年更改日本年號範圍擴展到日治時期遺留的神社、石燈及石碑等 檔號：A395520000A/0059/122/1

在廟宇中，政治力量存在的一個明顯例子，就是廟中懸掛的匾額（圖10）。自清代以來，地方最具公信力的廟宇常會懸掛官員贈送的匾額，這如同受到官方認證一樣。換言之，懸掛級別愈高官員所贈的匾額，無形中象徵該廟宇受到執政者的高度重視，因此，最重要、最尊貴的匾額經常掛在大殿外面，幾乎成為坊間的共識（圖11）。這些匾額承載多樣的意涵：有時記錄官方與民間的合作，例如平定內亂或抵禦外患；有時候代表政府對社會安定的期盼，如祈求風調雨順或表彰神蹟顯赫。獲得官方贈送匾額的廟宇，不僅顯現出威望，更象徵其在地方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深獲廣大民眾的認同。

圖10 1975年行政院院長蔣經國贈與北港朝天宮匾額 檔號：A325000000E/0064/0024-3/1

圖11 彰化鹿港龍山寺將1961年副總統陳誠所贈送的匾額懸掛在大殿外 檔號：A325000000E/0052/0077/1

不過這種追求官方認可的方式，也帶來不少問題。早在清代晚期，臺灣各地新興的媽祖廟時常仿製光緒皇帝御賜的「與天同功」匾額，象徵廟宇的正統性以及獲得官方的認證。二戰後，臺灣各地也有類似現象，許多廟宇為了獲得光榮象徵，私自仿製官方的匾額。例如在1976年，一名臺北市民高笑清（真名廖兩姓）私自偽造總統嚴家淦題字的「澤惠群黎」匾額，懸掛在桃園縣龜山（今桃園市龜山區）振天宮內（圖12）。這項突兀的行為遭臺北市警察局偵破，經調查局確認屬實之後，高笑清以偽造文書罪移送法辦。這件事情反映出匾額不僅是宗教與政治的象徵，更可能成為法律與社會規範交錯的焦點，總統府希望藉由這個案例，杜絕偽造官方匾額的不妥行徑。

圖12 臺北市警察局偵破桃園振天宮內懸掛偽造總統題字匾額 檔號：A200000000A/0040/2212101/0307/

除了廟宇中的硬體設施，政府也注意到社會治安問題，像是1970年代香火鼎盛的雲林北港朝天宮，每年都會吸引數十萬香客前往參拜，這樣動輒吸引大量人潮的廟宇，常常夾帶龐雜的人群，在戒嚴時期自然成為政府關注的問題，導致國家安全局特別注意朝天宮香客絡繹不絕的盛況，提醒警備總司令部、臺灣省政府警備處等機關密切注意，加強維護社會治安（圖13）。

圖13 1974年北港朝天宮每年元月到四月間有數十萬信眾前往參拜，香火鼎盛居全國之冠，國安局認為有治安上的疑慮，需要密切注意 檔號：A803000000A/0059/C301448/1

回顧臺灣的宗教信仰活動，廟宇不僅是信仰中心，更是凝聚地方社群、促進公共事務的重要場所，其文化與習俗深深融入民眾的日常生活裡，使得社會上逐漸產生了政府不得不解決的諸多問題。政府從社會資源、醫療衛生、民生經濟到政治宣傳、社會治安等面向進行廟宇與宗教文化改革，儘管廟宇在社會重要性未曾淡化，其發展軌跡卻受到國家政策的影響。下次走進廟宇中，除了燒香拜拜外，不妨觀察一下這些國家政策的蛛絲馬跡。國家檔案蘊藏豐富的臺灣宗教紀錄，舉凡臺灣宗教信仰、民間習俗記錄其中，歡迎透過國家檔案資訊網，發掘更多臺灣廟宇文化與有趣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