傍晚，手機震了一下。
她傳：「時間大致確定，下週末到，待三五天。」沒有貼圖，也沒有其他說明。
我回：「收到。這邊會做好準備，台北的冬雨等你們。」
她隨後傳來一張照片——女兒貼在窗邊聽雨的側臉，髮絲被室內燈照得暖暖的，像把雨聲抱在肩上。
我打開備忘錄，沒有列「必做清單」，只在幾個地點旁留了空格：九份、淡水河邊、貓空、日式舊宅。每個地點像一個可增可減的選項，等她伸手時再接上。她做過導遊領隊，我知道她習慣有路線，但我不預先安排，只把能避雨的屋簷、能坐的角落、能熱一口的地方先放進口袋。
回到座位，想了想，我在便條角落寫下一句：家裡只有一把鑰匙的聲音。
不是拿來解釋，也不是要補誰的空位，只是提醒自己站的位置——向前可以，但要留退路；我在這裡，但不往她的傷口去問路。
晚上收工前，再看那張照片一眼。窗邊的孩子像在替我們試聽台北的雨。
我把手機收起，心裡做了最簡單的準備：把節奏放慢，把空間留出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