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德堡大學的Logo
佩脫拉克提出這一概念，本來是為了要映照「文藝復興」的成就，然而經濟史家卻發現，早在文藝復興之前，西歐便已漸次開始復活，慢慢地「遠離黑暗」，是遠比佩脫拉克所形容的更為緩進的演化過程。從西元800年左右，許多西歐市鎮便經歷了一連串的商業復興，市集恢復，貿易互市頻仍，市鎮漸次冒了出來，這過程被Roberto Sabatino Lopez等經濟史家稱之「商業革命」。
不過，作為歐洲經濟史的一大焦點，到底西歐經濟如何從「告別羅馬」走向「歐洲商業文明」，其背後諸多因素，史家爭論不一，而西歐各個地區的歷程又不太一致。
以德意志地區為例，其商業轉型，大致發生在 1378 年。那年爆發的「天主教會大分裂」，在今日歐洲歷史課本中，多半被歸類為不同宗教神學的對抗，但卻大幅度的改變了德意志地區的商業發展。何也？
當時，最具權威的法國大學，開始排斥效忠羅馬教宗的學者。這場政治風暴迫使大批學者離開巴黎等地的學術殿堂，歸國尋求出路。在地方領主的庇護與贊助下，海德堡（1386年）、科隆（1388年）與艾福特（1392年）的第一批德國新設大學，漸次遍地開花。
根據經濟史家 Davide Cantoni 與 Noam Yuchtman 的研究"Medieval Universities, Legal Institutions, and the Commercial Revolution"，這場學術大遷徙訓練了新一代的大學生，這些大學生則改變了德意志地區的商業制度。他們分析了德意志地區 2,256 個城市的「市場特許權」(Market Grant)資料，發現眾多的律師跟法官從這些學校畢業，封建領主跟各地市議會有了法律人才可用，便進而願意對商人正式承諾：只要你來這裡做生意、交稅，我就提供保護、統一衡制，並設立市場法院來主持公道。
中世紀大學的設立帶動商業革命
文中的圖二，每一個點代表城市，顏色越深，代表受益於新設大學，而得以減少學子上大學的距離
作者們從多方面去呈現了這些第一波的德意志大學，如何改變了當地的商業生態。
一方面，他們整理的資料呈現，在今日西德的許多地區，都受益於這一波因為廣設大學。他們搜集了中世紀的大學畢業生名錄，證實了這一波廣設大學之後，德意志地區的學子不必再遠赴布拉格、巴黎等地區唸書：
而另一方面而隨著大學在西歐數個地區的普及，德意志地區的市場特許狀，就越發越多，也越發越快。
在第一間大學設立之後，市場特許狀的發放，有時間趨勢上的Break
他們的統計分進而證實：在德意志地區，一座城市與大學的距離縮短得越多，其市場增長率就提升得越明顯。為了在統計分析上，排除這只是全歐洲集體復甦的假象，他們將目光轉向同樣捲入教庭大分裂、卻未在此時建立新大學的英格蘭與義大利，發現當地的市場增長相當持平，反觀德意志地區，大學的出現，無疑是成為了地方經濟成長的加速因子。
當羅馬法等「成文法」開始成為經濟運作的重要樞紐
為什麼這一批大學生會帶來商業革命呢？
這背後的關鍵，在於當時大學核心課程中重新被發現的羅馬法《民法大全》。
在大學普及之前，德意志盛行的是零散且混亂的「習慣法」，解決爭端往往依賴血緣宗族甚至是迷信與私鬥。相較之下，羅馬法提供了一套跨越區域限制、邏輯嚴密且基於書面證據的法律體系，為橫跨各個封建領地的長程商務往來，奠定了理性的運作框架。而當時，許多大學生在海德堡等大學，會同時修習羅馬法跟教會法（Canno Law)，而兩種都修的學生會被稱為雙主修生（utrumque ius）。
這些從新大學畢業的法律菁英，甚少成為「流浪律師」。根據檔案還有歷史二手文獻來看，這些大學生一旦畢業，要不是被封建領主僱用，就是去獨立市鎮的市議會工作。當時許多的記載顯示，不少的新興市鎮的市議會，會同時僱用五名以上的法律畢業生，搞不好還同學應屆一起來上班。
當他們進入領主辦公室與城市議會，首要任務便是透過編纂規章，來釐清管轄權，解決了長期以來阻礙貿易的政令多門與衝突：當外地人來到你的地方做生意，畢業若有糾紛，很難單純靠地方習慣法來解決。於是，這些律師跟法官，迅速改變了德意志地區的治理體系，成為推動地方經濟發展的重要推手。
這種變革在市場法院的運作中尤為直接，受過專業訓練的法官，能開始發布「可預測」的裁決，讓在不同地區旅行的商人，不必再擔心在遠程貿易中會無端遇到的欺詐，或是封建領主突然搞一波財產沒收。
在常設市場法院之前，德意志地區的傳統農業法官，一年只會開會四次來判案，對於每秒分針都很重要的長程商業交易，非常的不方便。
當時畢業的律師，似時相當忙錄。我們會在德意志地區各地的歷史文獻，看到律師幫商人辯護，處理債務糾紛，也會幫忙處理長程貿易的合約，會協助獨立市鎮去爭取政治代表權（Representation)，也有不少人會變成領主行政團隊的幕僚。
羅馬法的規模經濟
讀者或許注意到，歐洲的商業革命往往是「跨地區」的。
德意志地區的商人可能到法蘭西做生意，法蘭西跑到伊比利，而伊比利跑去義大利，義大利跑去世界各地，商業糾紛之下，常常是跨地區的訴訟，而商業合約也必須考慮到這些地方的交易習慣的差異。
Davide Cantoni 與 Noam Yuchtman 的研究雖然沒有實際上用資料來測驗這個假說，但筆者從他們的行文中，讀到了這個「羅馬法的規模經濟」的預設，邏輯如下：
當這些歐洲各個地區的商人有商業官司時，如果請的律師有受過類似的訓練，而且獨立市鎮或各地封建領主的法律都是同一個版本刻出來的，商業運作起來會方便得多。
這種「羅馬法的模組性」(The Modularity of the Roman Law)，可能正是歐陸商業革命的一大趨力，也因此在邏輯上，才能順回這篇文章的討論：當德意志地區也開始加入了這「模組化」的過程，才終於夠參與整個法蘭西與義大利地區都在經歷的商業革命。
筆者與出身同師門、目前正在哥倫比亞大學任教的義大利學姐，履次討論過這個想法，如果能夠追蹤羅馬法在歐洲地區的翻譯次序與羅馬法的擴散，以及各地的法律編纂的改變，我們或許能夠真正的攻下「商業革命」這一課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