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十年來，談到經濟成長，從諾獎得主Paul Romer的「內生成長模型」主要的研究皆是聚焦在那些全球頂尖實驗室裡的發明，如何為西方國家持續帶來創新與成長引擎。
諾獎得主艾塞默魯（Daron Acemoglu）、阿克希吉特（Ufuk Akcigit）與另一諾獎得主強生（Simon Johnson）受到格申克龍啟發，便於2026年1月15日提出了一個新的模型，發表於Technology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一文，聚焦在格申克龍式的「落後國家的技術追趕優勢」（Technological advantage of being backward）。他們認為對於全球數以十億計、生活在技術前沿之外的人們來說，真正的挑戰如何有效地「吸納」那些早就存在的尖端技術，而非只是帶來新的發明。
筆者將在本文先討論格申克龍的「落後等於後進」的觀點。並引介艾塞默魯等人的模型來討論格申克龍的觀點。最後，我將進一步討論楊小凱過世前再翻轉過一次「逆格申克龍觀點」，作為結尾。格申克龍的哈佛傳統：落後的優勢
在進入現代模型之前，我們必須先回到哈佛經濟系的經濟史傳統，便是探討創新，而格申克龍跟熊彼得以前便是在哈佛經濟史研討會發展了不少相關的理論。
今天要談的關於「追趕」的討論，便可以追溯到哈佛經濟系的已故學者格申克龍（Alexander Gerschenkron）。他在 1962 年的名著《歷史視角下的經濟落後》（Economic Backwardness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中提出了一個反直覺的觀點：一個國家越是落後，其追趕的潛力反而越大。
格申克龍的論述便可用道德經的「禍兮福之所倚」來描述。
一個國家越處落後（Backward)，則同時也越為後進(Late），於是不需要重複發明輪子，於是有機會可以跳過漫長的技術演進，直接引進最新的技術與組織形式，這便是後進工業化（Late Industrialization），便成為了他們文章主要刻劃的模型。
成長的速率：為什麼大家最終會跑得一樣快？
回到艾塞默魯等人的這套模型，其邏輯建立在一個很有趣的「格申克龍式」觀點上：當國家離世界技術前沿越遠，它透過模仿或微調既有概念來成長的難度就越低，報酬也會越大。長遠來看，所有國家的成長率最終都會趨向於世界前沿的水平。
如果一個國家的成長太慢，與前沿的差距拉大，反而會讓模仿變得極其廉價且迅速，進而產生一種自動回歸全球平均值的推力。
但筆者此處強調的是，邏輯上，成長率的收斂並不等於所有國家在均衡上會變得一樣富有。試想：即便賽道上每輛車的速度（成長率）最終持平，領先者與落後者之間的絕對距離，仍然可以相當巨大。
阻礙「技術吸納」的摩擦力為何？
究竟是什麼決定了一個國家是只落後幾步，還是被甩開幾英里？艾塞默魯等人的模型，分別出數種關鍵的「摩擦力」，讓我們有系統的整合不同文獻的討論，成為模型中的幾個參數：
- 吸收能力 (Absorptive Capacity)：這包合了一個國家的教育跟管理能力。有沒有足夠的工程師？有沒有人能夠管理好的公司？如果沒有科學素養的勞動力，或缺乏能組織複雜生產的主管，那些前沿技術對這些國家就「無緣」。
- 產權保障與政治制度：產權保障跟貪腐，他們的模型裡視作一種「技術採用稅」。當你辛苦引進技術產生的利潤隨時會被沒收時，沒人會傻到去投資更有效率的科技產品。
- 信用缺口：採用新技術需要前期投入，但如果一個國家的金融系統監控成本太高、信貸稀缺，企業就只能在低效率的舊技術裡等死。
- 技術的不適配性 (Inappropriate Technology)：這點筆者認為最有趣。矽谷為了節省昂貴勞動力而設計的 AI，直接搬到像達卡（Dhaka）這種勞動力極其充沛的城市，往往是「牛頭不對馬嘴」，根本無法發揮作用，南轅北轍，其意在此。
除了上述四點外，他們的模型還得以考慮了技術採用的成本（如技術授權成本，筆者南韓的研究便著眼於此）、做中學的資訊累積優勢（筆者對於半導體的研究亦著眼於此）、技術採用的利潤（這是Zvi Griliches強調的推力），還有資訊問題（可以想成是為何社會網絡對於技術採用之所以重要），而這些要素，都在他們的模型中有相對應的參數對應，並可以化約為簡單的均衡型式（見文中的Proposition 1)。
發展經濟學的研究需要更聚焦在科技的角色上
從數據來看，目前發展經濟學界對於技術的研究有種莫名的脫節。僅有不到 13% 的論文關注技術，世界銀行的大筆預算也多花在制度或環境專案，而非直接支持技術升級。
作者們的圖一
於是艾塞默魯等人強調，制度與教育之所以重要，正是因為它們對於提升一個國家的科技實力非常重要。若我們不把「技術採用」視為窮國轉型的首要工作，那麼全球收入差距的鴻溝，將永遠無法被填平。
中國：後發優勢還是劣勢？
而筆者想在最後提一下楊小凱。楊小凱是結合產權、制度跟成長理論的開創者，艾塞默魯教授早期的研究也多半有引用楊小凱的開創性貢獻。或許是所思所想相當接近，楊小凱在過世前花了最後的學術時光，反思這種格申克龍式的「後發優勢」論點，如何成為了中國的幸與不幸。
楊小凱的結論，最終把格申克龍的「後發優勢」，又再倒反過來，稱其為「後發劣勢」。，並寫於長文〈後發劣勢〉當中，這篇發表於2002年，楊小凱於兩年後過世。
楊小凱的論點，我們可以回到上面的艾塞默魯等人的模型來思考。
中國有許多工程師跟善於管理的幹部，所以中國有極強的吸收能力。而土地財政讓中國的產業政策在相當一段時間可以持續舉債，不致於陷入信用緊縮，而中國得以透過quid pro quo策略，開放市場份額來讓外商自願轉移技術，減少了技術轉移的摩擦力。
然而，楊小凱認為，這些種種，都讓中國不需要去處理最核心的產權跟政治制度問題（模型中的另一個參數），這些，最終都將會長期像迴力鏢一樣倒打回來，避不開產權跟政治問題。
於今回顧，楊小凱在2002年被罵成「食洋不化」，但他可能從他腦袋裡的動態模型，已經看到了今天陷入成長放緩的中國。還是說，小凱其實看到的是一個更遠、更幽暗的未來呢？
格申克龍說：禍兮福之所倚，落後可為後進。楊小凱過世前說：福兮禍之所伏，後進可為落後。是為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