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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總現像背後的烏托邦想像
曾經去過一個文藝團體演講，算是上課吧，主題是從社會科學跟文學的角度談烏托邦。當時正是韓國瑜崛起的現象，筆者將其視為蔣經國的政治遺產問題，以及臺灣人對於烏托邦想像的貧乏。筆者不是韓粉，但家裡除了我幾乎都是。這一篇不會有什麼大家期待的政治口水，反而會提到一些比較生硬的東西，因為我會分析到蔣經國的共產主義背景。
我始終認為把「韓總」風潮當笑話來處理的話，臺灣未來的政治會出蠻大的問題。韓總本身其實沒那麼重要。韓總不在那個「苦民所苦」的位子上，總還是會有其他政治人物來以此為政治食糧。很多人（不論藍綠），在當時對投不投「韓國瑜」，只是看作是個智力測驗的問題，把韓總當作笑話看，跟今日把藍白當作笑話看類似。但說實在，這種一笑置之的角度，沒有觸及臺灣社會底層如岩漿般浮動的激流。
筆者家裡社經地位較差，住的地方是菜市場附近，在當時韓國瑜競選總統時，家中長輩跟鄰居，真的是會看到韓國瑜時心裡激動到大喊：「韓總！救我！」他們多數也不一定是偏藍的選民。有些甚至長期是投民進黨的。過去當然會跟他們吵，但我慢慢發現這不單純是「智力測驗」的問題，而是許多人對於現今政治菁英很深層的不信任，特別是執政黨的政治菁英。
什麼？你說韓總也沒有在談解決辦法？底層社會一堆人都知道以他的能力是沒辦法處理任何事情，但韓當時拋出的「苦民所苦 .」是真的有打中很多人。
臺灣底層世界有相當多的痛苦，這些選民沒辦法說出來（也說不清楚），而傳統政治菁英，不是在應付台積電、高談經濟成長、應付高教育程度的選民（像以前的雙語政策），這些東西對底層選民來說，實在不覺得被代表，而韓總就填入了這個真空。讓我強調一次，不論藍綠。
蔣經國與烏托邦想像
臺灣戰後第一個刻意去「體察」這種痛苦的人，其實就是蔣經國。上述的這種現象，可以看成是某種蔣經國的政治遺產。
無論是十大建設看起來大有為的影片（政府為你做事），或是蔣經國那個很有名的「拿買醬油的錢」的演講，打「貪官、狗官」，或是「物價平穩小組」、「凍漲」，其實很多都是蔣經國策略性地端出來的政策或宣傳。
這些操作當時或是被經濟官僚如李國鼎批評「好大喜功」，或是被批評「有害經濟發展」，但是蔣經國依然用上大量的政治資本去推動，有些遺產今天仍看的到，比方說「物價平穩小組」三不五時就出現了，一樣不分藍綠。
很少人注意到，其實在1970年代以前，蔣經國的名聲不怎麼好，戰後來台他主要管的是特務。
那下一個問題是，蔣經國是不是本來就知道要往這方向操作？我想是的。
拉狄克、考茨基、托洛斯基跟蔣經國
因為「從社會正在經歷什麼深層痛苦」以便去爭取民眾支持，的確是當年共產主義的厲害之處。在蘇聯，蔣經國是接受非常正統的共產主義訓練，蔣經國的老師是拉狄克（Karl Radek)，拉狄克是有名的大托派，也因此蔣經國的共產主義訓練是走托派路線的，也因此，他也親身目睹了史達林對托派的大清洗。
拉狄克至少有三方面的傳統在，一個是跟著列寧起家革命的布爾什維克傳統，一個是後來托派的世界革命傳統，第三個則比較特別，則是拉狄克以前待過德國社民黨，而且跟考茨基（Karl Kautsky）打過不少筆戰。
如果托洛斯基的特色是世界革命跟不斷革命，史達林的特色是將「語言跟民族定義」合一的話（所以對史達林而言，消滅一個民族最直接的方法是禁止該民族說自己的語言，這某方面蔣經國算有學到帶來臺灣吧），德國這支傳統比較特別，因為還有考茨基他們很重視馬克思主義的系譜--包含連結回湯瑪斯摩爾的《烏托邦》。
事實上，考茨基認為共產主義的晨光，始自湯瑪斯摩爾的《烏托邦》。《烏托邦》絕對不是個現代定義的共產主義作品，但《烏托邦》裡談當時的英國社會問題卻有普世性。這些問題包括了：
『物價高昂、貧者買不起房子、經濟發展的果實分配不均、貪官污吏、司法成為了有錢人的保護傘，但窮人卻可能因為一點小事就被判刑、政治被少數人把持...等等。』
寫下《烏托邦》的摩爾當時是英國的宰相，這本書是寫給少數人看的，包括了當時的國王亨利八世。雖然書裡描寫的「烏托邦」有許多荒謬之處，但烏托邦看起來越荒唐，反應得便是現實社會病得有多深。事實上，《烏托邦》羅列出來的英國社會問題，許多臺灣人看到仍然是覺得很有感吧。
《烏托邦》這種分析社會病理的傾向，到了共產主義盛行的時代已經發展得很完善，也有了馬列主義的理論架構。像在中國1930年代，薛暮橋等人的調查已經指出農村破產、農村高利貸、農民缺少土地是當時最為痛苦之事。
無怪乎，經歷過這種共產主義訓練的人，所到之處，幾乎都專注取得底層社會的信任。
新加坡的李光耀是受英國的拉斯基影響的，提出了「住者有其屋」。
蔣經國則推出「平穩物價」等等。李登輝則關心農村。蔣經國留下來的那一個紅色政治遺產---政治人物要能夠「苦民所苦」，便成為了韓國瑜崛起的一個重要條件。
換句話來說，在十六世紀的英國，是像摩爾那樣位高權重的宰相，在體察社會的痛苦後，並以荒謬的文筆寫下《烏托邦》，而在今天的臺灣，卻是由未必有什麼覺察的政治人物，觸碰到了社會深處的一些痛苦，然後提出許多不合理的政策，但能夠轉換出大量的票數。
韓國瑜畢竟沒有真的全懂這套，所以最終只能學到蔣經國留下的外殼，而不能像李光耀跟蔣經國他們那樣，以最有效率的方式將「烏托邦想像」轉換為政治資產。對我來說，上述的課題，仍然是未來每個腦子正常的政治人物仍要去思考的。
不過另一方面，這也指出了在臺灣的「烏托邦想像」的創作貧乏，提到社會痛苦，許多人就想到蔣經國的「黃金年代」，然後就想到要凍漲，想到威權美好，等等。我想很多政治人物現在要打選戰，應該也有遇到這難題。明明應該是構思未來的機會，最後卻演變成全島集體對威權年代的招魂。
也就是說，臺灣人現在沒辦法想像屬於臺灣人的烏托邦，所以只要一提到社會痛楚，很多人就想鑽回「美好」的1970年代（實際上未必那麼美好）。
「烏托邦想像」這在很多地方是文藝工作者的重大社會任務。最後說說這回事。像馬奎斯的《百年孤寂》到〈拉丁美洲的孤寂〉，馬奎斯很明白的說了自己在寫作的是拉丁美洲的「現實」與「烏托邦」。在世界上，第一流的創作常常都是很聳動的，倒也不一定是出於創作技巧，魔幻寫實厲害的不是筆法而是那是真的。馬奎斯刺到了社會底下熾熱的岩漿。不過對於還在苦惱怎麼在文學獎榜上有名/領補助的新生代創作者來說，苦惱這種社會出了什麼問題還是太奢侈了吧。筆者已經於另一篇文章談馬奎斯，此處不再多談。
尾聲
我想，所有臺灣的政治高層或參與選舉的人，都要思考如何處理這一個臺灣社會底下的熔岩，也就是《烏托邦》所描述的社會痛楚：
『物價高昂、貧者買不起房子、經濟發展的果實分配不均、貪官污吏、司法成為了有錢人的保護傘，但窮人卻可能因為一點小事就被判刑、政治被少數人把持...等等。』
臺灣如果GDP再翻一倍到人均六萬以上，會有辦法解決這一問題嗎？不可能。容筆者再強調一次，臺灣底層世界有相當多的痛苦，甚至比摩爾所講的更複雜許多。許多選民沒辦法說出來，也說不清楚。若傳統政治菁英，只有處理台積電問題、只高談經濟成長、只應付高教育程度的選民，這些東西對底層選民來說，實在不覺得「被代表」。
當初韓總崛起，某方面便是填入了這個議題所有權上的真空，當現有政黨的政治人物無法有效處理回應這些社會痛楚的時候，極有可能就會成為了中共從外部加以分化臺灣社會的題材，關於中共如何利用社會分裂作為政治工作之前哨戰，筆者也在另一篇講《旋風》的文章提過了。
2026記於劍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