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軾本質上，是儒生。
少年成名，二十餘歲中進士，
文章氣勢縱橫，胸中有天下。
他相信的是「兼濟蒼生」。
相信仕途，是實踐理想的場域。 相信文字，可以匡正時政。
這是典型的北宋士大夫氣質。
他反對新法，不全然是政治立場，
而是出於對民間負擔的憂慮。
他寫詩，是因為不忍。
但政治不讀「不忍」。
政治只讀立場。
烏台詩案，斬斷的不是官位。
是儒生對「可以用理性說服世界」的信心。
在獄中，他第一次面對一個問題：
如果道理說不通呢？
如果善意被誤讀呢？
如果天下不由你救呢？
儒家的世界，是有秩序的。
忠可以換信任，
直言可以換清明， 才華可以換位置。
但在御史台的牢房裡，
秩序崩解。
那是一種精神上的坍塌。
黃州之後，他不再談改革。
他談風月。
但風月不是逃避。
而是轉向。
他開始更多接觸佛老之學。
不是因為時髦，
而是因為儒家的「有為」，在那一刻已經碎裂。
儒家教他入世。
佛家教他出世。
以前他相信改變世界。
後來他學會安住自己。
這不是背叛儒。
而是補足儒。
他沒有不問世事。
他只是明白——
世界未必因你而轉，
但心可以因你而定。
所以他才會寫出「小舟從此逝，江海寄餘生」。
那不是消極。
那是一種放下角色之後的自由。
儒生未死。
只是柔了。
銳氣未盡。
只是沉了。
等到他自覺已經可以在風中坐穩，
佛印的一句「放屁」， 又把他推回更深一層。
因為連「安住」若成為自我認同，
那仍是儒生式的成就感。
真正的禪，不承認轉變。
只看還有沒有執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