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律師唐納文被提名為蘇聯在美間諜阿貝爾上校的辯護律師。儘管最初內心極不願為敵國間諜辯護,唐納文終究以捍衛美國司法正義及維護人權的價值為由說服自己接下案件。他預測到未來美蘇間可能有間諜交換的需要,故以此成功遊說法官免阿貝爾上校於死刑。果如唐納文律師所料,蘇聯擄獲 U2 偵察機駕駛員鮑威爾,並暗示美方以阿貝爾上校交換之。然而,東德政權同時也積極與美方接洽,希望改以東德逮捕的美國學生普萊爾交換阿貝爾上校。唐納文最後成功完成與蘇聯及東德間的談判,順利以阿貝爾上校交換鮑威爾及普萊爾回美國。
「利益」與「價值」是否衝突?
幫敵方間諜辯護,看似違背母國國家利益。然而,既然母國以其公正體制、人權價值為豪,則又怎能不為敵方間諜辯護、保障對方司法權益呢?國家利益與價值,是否必要捨棄其一?唐納文不願捨棄這份價值;但他自然也不能棄國家利益於不顧。聰明的他,發現為阿貝爾辯護、保住阿貝爾性命事實上有更高的短期國家利益:未來美蘇的人質交換。然而,他心中更明白,此舉也符合國家長期利益。電影中,唐納文曾說:Who we are is the greatest weapon we have in this world。美國對敵人若都能公允賦予人權,則必能得到世界的敬重,鞏固世界領導者地位。可惜的是,大部分時候美國(及其他國家)並未能看見捍衛價值與維護國家利益間的不相悖的關係,才使得國家間為了短期可見的利益衝突不斷。
東德的如意算盤
CIA 情報員提醒唐納文:東德和蘇聯要的很可能不一樣。確實,東德一方面希望擺脫蘇聯附庸的蹩腳角色、二方面希望可以被國際社會認可為「國家」、三方面希望透過促成阿貝爾回蘇聯提升己方對蘇聯的價值,故計畫遊說美國以東德當局扣押的美國學生普萊爾;而非蘇聯俘虜的飛行員鮑威爾,交換蘇聯間諜阿貝爾。然而,東德打的如意算盤過度天真。其一,東德高估普萊爾對美國當局的重要性:影片中透過 CIA 指出美方只在乎滿腦機密情報的鮑威爾,而可棄毫無情報價值的普萊爾於不顧。其二,東德低估唐納文的政治情商。唐納文要脅東德,若得不到普萊爾,則美方將拒絕交還阿貝爾與蘇聯,並明確向蘇聯指出過失在於東德的不配合。若說東德最初的如意算盤是「最好的情況」;則唐納文點出的則是「最壞的情況」。對東德當局而言,這「最壞的情況」後果實在過於嚴重、承擔不起,故最後只能在得不到任何利益的狀況下,答應在蘇聯交還鮑威爾的同時,也向美方交出普萊爾。事實上,對唐納文而言,這場「二換一」的談判仍是豪賭:即便向東德施加如此壓力,仍無法保證東德會妥協。只是,唐納文幸運的賭贏了。有趣的是,影片中早已暗示東德毫無力量得罪蘇聯,而這為唐納文成功脅迫東德埋下伏筆。唐納文前往蘇聯駐東德大使館前一直以為將和自己談判的,是東德的律師;然而,直到抵達蘇聯大使館,他才發現談判對手是蘇聯;而蘇聯甚至根本沒邀請東德律師前來參與談判,足見蘇聯根本未把東德當成此次談判中的參與者。此外,蘇聯使館人員(事實上是蘇聯情報局人員)最後仍將東德律師的聯絡方式交予唐納文,表示蘇聯其實並不太擔心唐納文與東德談判,換言之,他們不認為東德翻得出花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