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莊長大的湯舒雯,常去這兩間她徒步可達的圖書館:位於新莊運動公園附近的中港圖書館,以及位於榮富國小旁邊的黃愚圖書館,是她最常借書、讀書、獨處的地方。
從高中開始,幾乎每日通勤來回於河的兩岸:清晨離開新莊,進入台北市中心,傍晚再循原路返回──由於經年累月以往復交通作為核心生存樣態,長成以後,常常難以歸類自己的認同究竟來自都會、田園,還是一種屬於橋上的持續變動的風景。
直到近年搬離新莊,才漸漸能夠回頭指認出一些「場所」對我的前進至關重要;它們曾保存了我發育中的年輕靈魂一種「連貫性」,讓我在長大成人的過程中,與其說獲得了雙重視野,不如說得以擁有祕密人生。
那種住家附近徒步可達的社區小圖書館,對我來說就是這樣的場所。更具體地說,位於新莊運動公園附近的中港圖書館,以及位於榮富國小旁邊的黃愚圖書館,它們是我在新莊生活時,最常獨自前往的地方。
社區圖書館讓我發現前衛文學,也讓我發現市民讀物
黃愚圖書館藏書較少,將較多的空間規劃給了市民交誼、期刊閱報以及自習區。我從國中開始在那兒為了各種升學考試自習,常常一不小心趴在桌上睡去,又醒在另外一場考前;中港圖書館則是那種典型的台灣鄉鎮市級公共圖書館,館藏資源和服務都更為廣泛,政府採購的金鼎獎年度好書,與市民捐贈的言情小說或教科書,常常隔架相望。
大學與研究所時期,沒有課或假日的時候,我回到新莊,時常窩進這兩間圖書館,從開館待到閉館。鄰座常見同伴包括退休老人、段考前的國高中生、學齡前孩童及其家長。他們和我一樣,每個人都帶著一種奇特的時間感,在探索與尋求著這個空間。父母一邊叫罵亂跑的小孩一邊搜刮育兒指南,臉上冒著痘子的青少年侷促地逡巡著漫畫與武俠小說,館外公園裡打完太極的老人們在樹蔭下翻著肚皮睡著了,臉上還蓋著一本本攤開的養生書。
而在這裡的我,不過與在台北市的學校生活圈一河之隔,就感覺了自己的借閱證與閱讀胃口,都在同時間通貨膨脹。以中港圖書館為例,個人借閱證借書額度為二十冊,借期為三十天,到期可續借一次;而我一家四口人,整戶借書證,終年都在我手上。換句話說,我每個月僅只是在這一間圖書館,就可以借出上百本書籍。其中,許多冷門文學作品或是學術書籍,時常我在封底內頁的借書卡上蓋了第一個借還書日期,隔了好一陣子再看,還是只有我那一個借還書日期。
總的來說,雖然同樣以書架、書本、桌椅等空間元素排列組合,這種社區圖書館裡面運行著的,卻是與校園圖書館或新舊式書店都截然不同的審美宇宙和閱讀習癖。那裡面有一種既氾濫又邊緣、既自發又隨機、有好奇心卻無企圖心的心不在焉氛圍,如今想來,不只和新莊這樣一種衛星城市的性格緊密相連,應該也對我個人的知識構造方式不無影響。這種社區圖書館的平等氣氛,讓我發現前衛文學,也讓我發現市民讀物;我的許多哲學啟蒙來自這裡(因為許多哲學書籍終年在架上乏人問津,任人拿取),然而年輕的我也常常在這裡以閱讀來逃避更為深沉的什麼。
不同年紀的國高中生,共享一個圖書館
因為這樣的場所也是青春期時最萬用的藉口。和家人鬧彆扭的時候、想要獨處的時候、想要對什麼甩頭就走卻害怕失去方向的時候,我就提起背包說:「我去圖書館。」
記憶中,我的父母即使在最盛怒的狀況下,也一次都不曾阻止我前往圖書館。我想我在閱讀中能找到一種豁免感,或許說穿了也是一種特權。
因此,後來有時當我見到許多段考前的國高中生們,真的可以滑著手機視而不見地穿越那架上纍纍的藏書,或只用它們來佔領自習區的座位,我驚訝的或許只是人們逃避生活的方式可以多麼不同。對我來說如寶藏一樣珍惜、祕密一樣珍貴的事物,其實並不普遍,也不永恆。但人們仍然可以這樣共享一個場所,就像共享一個時代。
318 學運爆發時我還住在新莊。323 行政院發生流血事件那天晚上,我剛好到現場探望朋友,後來徹夜未歸,直到隔天清晨才坐上第一班公車離開現場。車到站時,天色還有點濛昧不明。我下了公車,走過了站牌,又經過了家門。我記得自己那天下意識地,只想往圖書館走去。
我走去中港圖書館,又走到黃愚圖書館。然而,時間太早了。不只圖書館沒有開,連緊鄰的兩個小公園也空無一人。於是我又走回中港圖書館,坐在公園的長椅上,不知過了多久,才聽見圖書館的鐵門在身後拉起的聲音。
後來我常常想起那聲音。我感覺我整個在新莊的年輕時光,或許都濃縮在了我那一天的路線裡:跨越河的兩岸,上橋,下車,懷抱著困惑與祕密、願望與憂傷的時候,只懂得一間、一間圖書館地找去。
作 者 介 紹:湯舒雯
台灣大學政治系學士,政治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碩士,目前為美國德州大學奧斯汀分校(University of Texas at Austin)亞洲研究系博士候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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