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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三桂，原係明朝山海關守將，明末內政不修，加以天災不斷，於是流賊處處，其中以李自成、張獻忠最為大宗。
明末帝朱由檢崇禎十七年（1644年）李自成攻入北京，崇禎自縊，並捕獲吳三桂之父吳襄，命其致書吳三桂，囑其來降，吳三桂原已願降，嗣得知其愛妾陳沅（即陳圓圓）為李自成所掠，遂衝冠一怒為紅顏，轉而降清，乃引清兵入北京，並助清廷四處討伐流寇，封為平西王，鎮守雲南，軍政均得以自專。
後因耿精忠請求撤藩，欲回遼東終老，清廷准其所請，由是吳三桂懷疑朝廷有意撤藩，乃假意向朝廷自請撤藩，以測朝廷態度，不意年青之康熙竟准其所請，由是吳三桂起兵反清，但以師出無名，先盛而後衰死於軍中，未幾即被清廷所敉平。
吳三桂與三藩之亂
所謂三藩有前後三藩，故明餘緒福王朱由松、唐王朱聿鈞、桂王朱由榔是為前三藩；而平西王吳三桂、平南王尚之信、靖南王耿精忠是為後三藩。
對清朝而言，兩者絕不相同，據清代學者魏源的說法兩者的差異是：
「語敵寇之名號，則前順而後逆（前指前三藩，後則為後三藩），語國家之兵力，則前甫新造而後乘全盛，語戡定之戰功，則前若拉朽而後等摧山，事倍功半；勞佚相百者何哉？勢重則藩鎮劇于殷頑，助少則守成，勞于創業。」[3]
從上引文獻可知後三藩之亂，對清初政局影響之大，但吳三桂以出師無名，按吳三桂曾絞殺故明永明王，無法以反清復明為口號，最終落得死於軍前收場。
按吳三桂降清被封為平西王後，極受清廷重視，使其自專於雲貴一帶，據趙翼稱：
「三藩之中三桂功最多，隨大兵定蜀、定滇，取永明王於緬甸，皆與有勞，故恩禮獨隆，進封親王令統所部留鎮滇黔；所屬文武官聽自選用，……」[4]
不僅如此，吳三桂為厚植一己之實力，與西藏（時仍稱圖伯特）五世達賴進行茶馬互市于北勝州，于是西番蒙古之馬，由西藏入滇者歲千萬匹[5]
從此可見吳三桂與五世達賴有往來，馬為戰爭重要工具，可視之為「戰略物資」，雖則文獻所載由西藏入滇之馬歲千萬匹，不免有誇大之嫌，但藏地並不產馬，青海、甘肅、內蒙則產馬，但數量也不可能每年有千萬匹之多，不過五世達賴為吳三桂居中向蒙古求售馬匹則為不爭之實（其時青海為蒙古和碩特部所有，今寧夏阿拉善一帶也為和碩特部所有），可見吳三桂屯積戰馬，早懷不軌之心。
據魏源《聖武記》卷二《康熙戡定三藩記上》所載，當時三藩所擁有的兵力，耿尚二藩各有十五佐領，領綠旗兵各六、七千，丁口各二萬（指六、七千之綠旗兵及其家屬）。
按清代八旗制度中有佐領一級，位階為正四品，滿語稱牛彔額真最初每十丁編一組，其長稱牛彔額真按「牛彔」乃滿語「大箭」、「額真」為「主」之意，質言之牛彔額真就是此十丁之長，漢語稱之為「佐領」，其後部族擴充，每一牛彔從原先之十人，擴充為三百人。
但平西王吳三桂則擁有五十三個佐領，換言之吳三桂擁有一萬五、六千個兵丁，含其眷口則多達數萬人，這只指直屬於吳三桂的綠旗兵。
有五十個佐領，則可設置左右都統[6]，下設前後援剿四鎮分十營，每營有兵一千二百人。
吳三桂除擁有雄厚之兵力外，並以其親信吳應麒、吳國貴、胡國柱等為都統，以馬寶、王屏藩、王緒等十人為總兵。
清廷以其時吳三桂初入滇，羽書旁午，對之特為寬容，雲貴督撫均受其節制，對其用人也飭吏、兵二部不得掣肘，由吳三桂所薦舉之文武官員稱之為「西選」[7]，對財務所需，戶部不得稽遲，當時「西選」之官遍天下，清廷對之可謂寬厚至極。
以順治十七年（1660年）部臣奏雲南省俸餉年需九百餘萬，此乃一筆龐大開支，於是廷議召還滿洲兵外，並裁減綠營兵萬分之二，以撙節開支。但吳三桂以邊疆未靖，兵力難減，于於發動對緬甸、水西戰役，以之為保留兵餉之藉口，其擁兵自重心態已是昭然若揭。
吳三桂入滇後，奪故明桂王朱由榔舊宮為藩邸，並加以擴建踵事增華，極侈麗之能事，盡括原雲南豪族沐氏舊莊七百頃以為平西王藩莊。
除與西藏五世達賴進行茶馬交易外，更假濬渠築城為名，廣增開市，鑿鹽井、開礦、鼓鑄，潛積硝磺諸禁物（硝磺可用以製造炸藥）。
對雲南地區重斂金幣，廣積財物，以結交文士，期冀渠等為其效力，其專制滇中十多年，日練士馬、磨利器械，水陸衡要，編置私人，各省提鎮，多為其心腹，其子且尚公主，日在朝廷行走，朝中大小事務無不嫺悉，朝夕飛報與吳三桂，更詭稱蒙古侵掠麗江、中甸，於是調兵前往征勦，旋又稱蒙古兵已遁走（以上均據魏源《聖武記‧康熙戡定三藩記上》），以此唬弄朝廷，得以繼續擁兵自重。
康熙十二年（1673年），平南王尚可喜受制於其子尚之信，遂用幕客金光之計，上奏朝廷請歸老遼東，留子鎮粵，朝廷准其所請，遂令尚可喜撤藩回遼東故籍，其時為康熙十二年三月。
平西王吳三桂、平南王耿精忠疑朝廷有鳥盡弓藏之意，頗不自安，遂於同年七月也疏請撤藩，以探朝廷是否有撤藩之意，疏上，康熙命群臣廷議，當時群臣咸以吳三桂兵多權重，不可遂移，如准其撤藩，恐變生肘腋，惟有戶部尚書米思翰、兵部尚書明珠、刑部尚書莫洛等力請准其撤藩[8]。
康熙遂准其撤藩，吳三桂原係試探性請撤藩，料想朝廷必會加以婉拒，不料朝廷竟准其所請，吳三桂騎虎難下，況且早畜異志擁兵自重，豈肯就此束手，且已與五世達賴互通聲息，無後顧之憂，遂決定起兵反清，時為康熙十二年（1673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按國史傳統一旦舉兵必得有名，吳三桂之舉兵，名義難定，若以反清復明為號召，則吳三桂曾追入緬甸絞殺故明永明王，若以驅逐滿虜復我中華為號召，則吳三桂之降清受爵將作何解？
初時吳三桂曾想待行至中原再行舉事，但又恐事機泄露，惟反清已是勢在必行，終於發難舉兵討伐滿虜，遂蓄髮易服，建元立號，以明年為周王元年，改元紹武，鑄錢「利用通寶」，旗幟皆用白色，時貴州巡撫曹申吉、提督李本深，雲南提督張國柱皆從之，雲貴總督甘文焜聞變出走，至鎮遠被吳三桂軍追及自刎，消息傳至北京，舉朝震動。
註：
巡撫 - 係官名，始於明太祖朱元璋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係一省之首長，清沿明制，別稱撫台、撫院、撫軍
提督 - 官名，始於明代為總兵以上之武官名，清代設提督軍務總兵官，簡稱提督，從一品，為一省之高級武官，與督撫並稱「封疆大吏」，提督所屬有鎮、協、營、汎各級
吳三桂之軍於康熙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攻陷沅州（今湖南省懷化市芷江侗族自治縣）使澧、辰之間（澧，今湖南省常德市澧縣；辰，今湖南省懷化縣辰溪縣一帶）道路不通，清偏沅巡撫使盧震棄長沙奔岳州（今湖南省岳陽市）。
至康熙十三年（1674年）正月二十四日，四川巡撫羅森、提督鄭蛟麟、總兵譚宏等降吳三桂，其時滇、黔川均已失陷，桂、閩、陝危殆，清廷乃先後命都統巴爾布等赴荊州（今湖北省荊州市江陵縣），都統朱滿等馳赴武昌、將軍尼雅翰等速抵安慶（今安徽省安慶市）、總兵除治都還守彝陵（經查譚其驤《中國歷史地圖集》第八冊《清時期，無彝陵，但有彝良，在今雲南省東北角，地近四川，以當時情勢而言，兩者恐非一地》），鎮西將軍席卜臣駐守西安，清兵雲集於鄖陽（今湖北省十堰市鄖西縣及鄖縣，兩縣相鄰，在湖北省西北部，清時為鄖陽郡，郡治在鄖縣）、宜昌荊州、武昌諸郡逗留觀望，無敢渡江攖吳三桂之鋒者，可見吳三桂其時聲勢頗盛。
當吳三桂據澧州，占常德、陷長沙時，清廣西將軍孫延齡起而反清，自稱安遠大將軍，殺都統王永年、執巡撫馬雄鎮；同年九月，吳三桂集重兵于中路長沙、岳州一線，又遣總兵彭士亨為左路，直犯川北廣元，謀據寧羌（時為寧羌州，今為陝西省漢中市寧強縣，在陝西省西南角，緊鄰四川省東北角）入陝西。
九月二十三日，清定南將軍希爾根奏，吳三桂派將率兵出右路，徑攻江西袁州（今江西省宜春市，在江西省中西部），企圖與耿精忠兵聯成一氣；同月二十四日清廣西提督馬雄、左江總兵郭義叛清，廣西全省騷動，清廷命安親王岳樂為定遠平寇大將軍，率軍討之。吳三桂此時氣勢鼎盛。
吳三桂起事之頭幾年（1673~1678年）在疆場上頗稱順利，侵城掠地，也頗有所得，雖建元立號，但並未稱帝，至康熙十七年（1678年）三月始於衡州（清為衡州府，府治在今湖南省衡陽市）南岳之麓，三月初一，祭天稱帝，正式建號大周，改元紹武。
以衡州為定天府，置百官、封諸將，造新曆，舉鄉試，以之號召遠近，殿瓦不及易黃，以漆髹之（髹，音休，以漆塗物使之美觀為髹），構廬舍萬間為宮殿，但遇大風雨，登基儀式潦草完成，就中國傳統習俗而言，此乃不祥之兆，《清稗類鈔、方技類》曾載以下一段趣聞，姑且錄之：
「衡州嶽神廟（按衡山為五嶽中之南嶽），有小靈龜，大僅如錢，三桂之叛也，妄冀神器，擇吉祀神，置輿地圖，而默祝之，以視神之所向，龜蹣跚循走，不出長沙、常德（此二地均在湖南省東北部），返至湖南而止，再拜、再禱，龜復如之，三桂及其黨相顧失色。」[9]
這一則雖是稗官野史之說，當然是吳三桂失敗後始有之傳說，姑妄錄之，以作為清人對吳三桂起事之看法。
吳三桂稱帝後不及半年於1678年八月中風，於八月十七日遂死，吳三桂一死，餘眾已不足道。
綜觀吳三桂原係明朝遼東守將，以愛妾為流寇李自成所奪而降清，節操可議，既以身為貳臣，且受封平西王，其子且為額駙，集榮華富貴於一身，理應安份守己，然而自古降臣（將）均有不安之心，而新主則對降將有猜忌之意，況且有所謂功高震主，吳三桂對清之入關居功厥偉，又擁兵自重，朝廷對之豈有不防備猜忌之理。
吳三桂之反清，全然出於恐懼個人權力名位受剝削，既不能提出恢復故明口號（以其遠征緬甸、追殺故明永明王），以號召故明遺老，又不知提出驅逐滿族，以激起漢人之擁戴，在此種情形下，吳三桂之起事，可說是師出無名，其以失敗收場，似可預卜。
不過吳三桂卻知曉聯絡其後方的西藏五世達賴，以免有後顧之憂，此在戰略上具有積極意義，而五世達賴也為此致書清廷（漢文文獻稱「奏言」，其實其時清朝尚未綏服西藏，用「奏言」似未妥）稱：
「三桂若窮蹙乞降，可宥其一死，倘竟鴟張，不若裂土罷兵。」[10]
從此項文獻可見，在康熙十三年以前，吳三桂與五世達賴及西藏，除前述茶馬交易外，必然曾給予五世達賴相當多的「供養」，否則達賴豈肯遣使向康熙求情「三桂若窮蹙乞降，可宥其一死」，甚至說出「倘竟鴟張，不若裂土罷兵」這種語，必然得到吳三桂相當「好處」，此乃合理推測。
雖然有所謂：有幾分證據說幾分話，但吾人需知政治人物之話語，可信度不高，甚且所記載下來者，往往與政治人物之原意相反，茲姑舉二例以為佐證：
例一，康熙時雖因準噶爾問題，始終無法徹底解決，唯一解決之道，為攻滅準噶爾。
攻滅之道如能聯合遠徙裹海北境、伏爾迦河東西兩岸之土爾扈特部蒙古[11]，形成東西夾擊之勢，當可事半功倍，其戰略思維，一如漢武帝之聯烏孫以合擊匈奴。
但康熙以身為「天朝」皇帝，自不願表示有與土爾扈特合兵擊準噶爾之意，於其五十一年（1712年）派以太子侍讀殷札納為首，輔以理藩院郎中納顏、內閣侍讀圖理琛等共三十二人之使團，經俄境西伯利亞赴裏海北境土爾扈特，會晤土爾扈特汗阿玉奇，事後圖理琛撰有《異域錄》一書，（西人以此稱該使團為圖理琛使團），《異域錄》全書均未提到康熙要聯合土爾扈特之意，按中國官場長官之意向尤其帝王，多不願宣之於口，往往希望部屬或臣工揣摩上意提出長官或帝王心中之意向，對中國官場政治文化略有所知，當會同意本文之看法，按殷札納使團可能沒有能猜中康熙心中想法，康熙在使團出發前，來請「聖訓」時，康熙不得不將心中想法以反面之方式提出「訓示」，康熙面諭使團：
「彼等（指土爾扈特阿玉奇汗等）若言欲會同夾攻（準噶爾部）策旺拉布坦（即策旺阿喇布坦），爾等斷不可應允。但言策旺拉布坦與大皇帝甚是相得，不時遣使請安入覲，大皇帝也時加恩賜，雖其勢力單弱窮迫已極，我主斷不征伐，此事甚大，我等未便相允。」[12]
康熙之「聖諭」可說是違心之論，「聰明」之臣工當能體會出康熙本意。
例二，再看當代之例子，自中央政府遷台後，台灣處處可見蔣介石銅像，但據《蔣中正日記》41年十一月一日所記：
「台北基隆道口、松山機場岔路口銅像於生日揭幕，此實浪費招搖之事，以後應嚴禁在生前再建銅像也。」[13]
就在蔣介石「以後嚴禁在生前再建銅像」之「訓示」之下，蔣氏銅像越建越多，以當年蔣氏之威權統治，果真決心禁建銅像，試問何以銅像越建越多，可見政治人物之言論往往言不由衷，甚至具有反面之宣示作用。
因此所謂：有幾分證據說幾分話，未必是金科玉律。西藏政教高層之言論更為隱晦，因此五世達賴說出「倘（吳三桂）鴟張，不若裂土罷兵」，其中包含接受了多少吳三桂的餽贈，因此對許多文獻的引用，必須多方查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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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見魏源《聖武記》卷二《藩鎮、康熙戡定三藩記上》，台灣世界書局，1962年，頁41。
[4] 見趙翼《皇朝武功紀盛、平定三藩述略》
[5] 見魏源《聖武記、康熙戡定三藩記上》，魏源（1794~1857），原名遠達，字默深，又字墨金、漢士，晚年自稱「菩薩戒弟子魏承貫」，著有《聖武記》、《海國圖志》等書。
[6] 都統，係軍隊統領者，歷朝均有，但此處之都統係清朝獨有之制，清代八旗制中，都統為每旗之最高長官；八旗制每旗設固山額真一人，左右梅勒額真一人，清太宗皇太極天聰八年（1634）改為梅勒章京，順治十七年（1660年）定制，固山額真漢字稱都統，梅勒額真稱副都統，掌一旗之戶口、土田、教養與訓練等。清代各省駐防八旗，也設將軍或都統為長官，一般兩者不並置。以上參見除連達《中國歷代官制大詞典》，廣東教出版社，2002年，頁914。
[7] 見周谷城《中國通史》，頁920，按該書早在1930年代即已出版，惟1960年代台灣尚處於戒嚴時期，出版書局不能列印出版者。
[8] 見《十二朝東華錄》乾隆三十四年十一月：「昔我聖祖（指康熙）於吳三桂一事，諭令廷臣集議，當時眾人咸謂不可遂移，惟米思翰、明珠諸人主撤，其後逆藩抗命，眾皆邀罪議撤之人，甚至有進誅明珠之說者，聖祖深闢其說，即宣諭曰：朕自少時，以三藩氣燄日熾，不可不撤，豈可因三桂反，遂行委過於人。」可見當時康熙確有撤藩之意。
[9] 轉引自陳登原《國史舊聞》第三分冊，台北明文書局，1981年，頁475~476。查《清稗類鈔》係徐珂所撰，徐珂本名昌仲可（1869~1928年），另署中可，光緒時舉人，曾在袁世凱幕下工作，撰有《清稗類鈔》等書，後曾在商務印書館工作，一生撰著多達三百多萬言。上引在該書頁66。
[10] 見魏源《聖武記》頁43。另《清聖祖實錄》、《康熙十三年》作：「（達賴）喇嘛又奏言：『蒙古兵力雖強，難以進邊，縱得城池，恐其貪據，且西南地熱，風土不宜。若吳三桂力窮，乞免其死罪，萬一鴟張，莫若裂土罷兵』」。
[11] 土爾扈特為額魯特蒙古四部之一，於明末以準噶爾恃強，乃率部西徙裏海北境伏爾迦河下游東西兩岸之地，西方文獻多稱之為喀爾瑪克（KalmaK Mongol）或作喀爾穆克、喀爾梅克，有關土爾扈特西徙及其後（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東返詳請，可參見馬汝珩、馬大正《漂泊異域的民族》，北京中國社科出版社，1991年，劉學銚《土爾扈特源流與考證校補》蒙藏委員會，1970年。
[12] 見圖理琛《異域錄》卷上，頁2，台灣商務印書館，1966年，所用之版本為《借月山房匯抄》本。
[13] 轉引自2018年四月一日，台北《聯合晚報》A7版，標題為《銅像滿天飛，蔣中正也不想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