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未來的世界充滿了一些陌生的旋律

二○一一年十二月三日，羅大佑在小巨蛋舞台上奮力唱出這首他二十九歲寫的歌。當年那幀唱片封面，一身黑的羅大佑孤傲地站在夜色之中，幾乎與背景的暗夜融為一體。你再怎樣努力逼視他的臉，都永遠望不穿那副墨鏡後面的眼神──彼時他不分晝夜永遠戴一副墨鏡，得再過好幾年，我們纔等到他摘下墨鏡，露出灼灼的雙眼。我們覺得他酷斃了，羅大佑後來卻告訴我：戴墨鏡是因為他怕羞，不習慣和眾人目光交接。

一九八三，那確實是一個已然十分遙遠的時代：麥當勞還沒登陸台灣，李登輝還沒被蔣經國提拔成副總統。「江南案」、「十信案」、「一清專案」都還沒發生，美麗島事件剛過三年，民進黨則還有三年才要成立。唱片行猶擺著一排排的黑膠唱片，我們都還不知道卡拉OK是什麼東西。這片島嶼剛剛歷經七○年代的一連串顛簸，正搖搖晃晃迎向一波波更為激烈的大浪。許多人殷切等待足以描述、足以解釋這一切的全新語言，於是一首歌也可以是啟蒙的神諭，一張唱片也可以是一樁文化事件。一個音樂人不但可以是藝術家，更可以是革命家、思想家。

羅大佑自己未必樂意被貼上那麼多的標籤，他曾對我說他希望自己墓碑上的頭銜是「作曲家」。論思想，羅大佑從來不是一個激進者， 他更從未打算當什麼革命家。當年國民黨查禁他許多歌，「黨外」又嫌他不夠激進。大佑回顧舊事，只淡淡地說：「歌從來都不是反革命的武器，槍炮纔是。」

小巨蛋的舞台上，五十七歲的羅大佑唱了三個多小時、三十幾首歌，直到最後一秒都元氣飽滿，而且堅持不用「提詞機」──他對我說：人在舞台上，得把「安全網」撤掉、把自己拋進那帶著幾分危險的狀態，纔能保持警醒。這話說得份量不輕：我們都知道，大佑奇崛曲折、意象綿密的歌詞，恐怕是中文流行樂史上最難熟背的一批文本。他的確唱錯了幾處，然而誰忍心苛責呢：對一個願意拆去安全網的走索者，我們都不該吝惜掌聲與敬畏。

一九八四年，我是見證歷史的幸運者：八三、八四年的除夕夜，羅大佑連續兩年在南京東路中華體育館辦跨年演出，成為台灣第一個辦搖滾演唱會的歌手。那枚淡青色美術紙精印的票根就像聖地朝拜迎回的靈符，被我妥帖收藏至今，那年我十三歲。我記得一身黑的大佑踩著的那雙白燦燦的愛迪達球鞋，記得他一曲唱罷順手把鈴鼓遠遠拋向觀眾席，引爆滿場歡呼，記得全場大合唱「未來的主人翁」，那時這首歌纔不滿兩歲，上萬觀眾跟著他合唱「飄來飄去 / 就這麼飄來飄去」，一遍又一遍，一遍又一遍。

那兩場演唱會後來輯錄成實況專輯《青春舞曲》，這張專輯當年銷售不佳，也不怎麼受史家青睞，卻是我大學時代反覆聆聽的究極愛碟。我曾在隨身的筆記扉頁抄錄其中的警句：

──這是「盲聾」，大佑在舞台上把它改編成壯烈無匹的重搖滾。短短幾行，鑲滿深奧沉重的名詞：如今還有誰敢把生命、永恆、靈魂、欲望與真理寫進同一段歌詞呢。大佑迷惑的剖白，卻在我們腦中推開了一扇門，門外世界七彩紛陳，二元對立的簡單信念已不足以支應。就像「我所不能瞭解的事」唱的：

我的青春期，正是「後解嚴」的狂亂時代。大佑這段歌詞，曾比任何勵志格言都更準確地照亮我年少的凌亂與困惑。大佑歌裡常有「青春」兩字，用的多半是過去式，唱的幾乎都是一腳踏進「大人世界」的不甘心。然而，無論面對的是「大我」破碎的國族歷史抑或「小我」掙扎的苦痛情傷，大佑從來不肯墮入虛無：他太固執，太倔強，寧可遍體鱗傷，也不願別過臉、轉過身，假裝一切不曾發生。

那個充滿了「啟蒙焦慮」的時代確實是過去了，而我始終不大確定這究竟算不算一件好事。前不久在一間國立大學的課堂，一位同學很誠懇地說：「我覺得我們這一代人過得太爽太舒服，都沒有可以反叛的東西了。」那天在小巨蛋聽著大佑一句句唱出這段歌詞，那個大男孩懇切的面孔又浮現在我腦海：

假如再見到那個男孩，我真想跟他鄭重說聲對不起。我想讓他知道：這種種不堪，我們這輩人其實也有份。我真想讓那個孩子聽一聽這個老歌手在他出生前好幾年就寫下的歌詞，在這已然充滿了陌生旋律的世界。我想跟他說：曾經有一個黑衣墨鏡的青年，他既不算思想家也不是革命家，然而他確實以警句和寓言描述了那個我們當時還無力描述的世界，也一併預言了我們不忍逼視的未來。

（寫給《財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