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美麗島到龍的傳人

2011年5月2日晚上，61歲的胡德夫──我們叫他Kimbo──在北京通州運河公園「草莓音樂節」登台獻唱。舞台底下黑壓壓一大片人頭，幾乎都是二十郎當的青年。他們定定站著，雙眼放光，一臉虔誠。這是「台灣舞台」的最後一段節目，同時會場兩邊大舞台的壓軸表演也正熱火：一邊是「二手玫瑰」，另一邊是謝天笑，暴躁的音浪自遠方一左一右轟轟然輾過來。Kimbo沒有樂隊伴奏，他的武器只有一架鍵盤，和他的一把老嗓子。偶爾，年輕的口琴手小彭會竄上台去吹幾段聊作幫襯。

當Kimbo粗壯手指滑過琴鍵，開口唱歌，所有的背景噪音瞬時像海潮一樣退去。

我確實看過許多次Kimbo的演出。七十年代末我還是小學生，便曾在台北「國際學舍」或者「國父紀念館」的演唱會上，看過一頭黑髮的青年Kimbo彈平台鋼琴唱「牛背上的小孩」。我也曾在世紀初的台北「女巫店」看他唱歌，客人只有寥寥幾桌。2005年他終於出版第一張個人專輯《匆匆》，在台北「紅樓」劇場辦發表會，那夜我也在座。三十年前的青春狂夢，二十年前的衝州撞府，十年前的憔悴落魄，盡成往事。台下冠蓋雲集，昔日戰友多少恩怨情仇，如今許多已是台灣最有錢或最有權的人。Kimbo開口唱歌，他們齊齊落淚。散場時那些翻臉多年各事其主的頭臉人物真誠地緊握雙手勾肩拍背，相約宵夜飲酒，彷彿起碼這一個晚上，藉著Kimbo的歌，他們可以回到世界還沒那麼複雜的時代。

經歷過那些場面，我以為能經驗的都經驗過了，我將好整以暇聽完這場演出。然而Kimbo唱起「美麗島」。歌到中途，我發現自己正嘩嘩地流眼淚。我赧然抹了把臉，偷偷張望左右前後，他媽的，每個人都在抹眼淚，連音控台前的大哥也未倖免。

這大概是我不只第十遍聽Kimbo唱這首歌，我以為「美麗島」很難再讓我哭了。打從八十年代末──台灣解除戒嚴、這首歌「開禁」的時代算起，大概有二十多年，我在任何演唱會聽任何人唱這首歌都會掉眼淚。天知道，李雙澤和梁景峰1977年寫下「美麗島」的時候，連一絲一毫悲壯的意思都沒有呀，這原該是一首明亮、開闊、歡悅的歌。是後來發生的事，為它披上了苦澀的色彩。

Kimbo在台上說：「我最後來唱一首頌讚大地的歌，叫做美麗島......」立時引來許多歡呼鼓掌。我暗暗喫驚於彼岸青年人對Kimbo與台灣樂史的熟悉，畢竟這首歌從未在此地公開發行──當年《匆匆》引進版專輯在大陸上市，「美麗島」沒能通過審批，從唱片中消失了。

唱罷「篳路藍縷，以啟山林」，Kimbo豪氣地說：「歡迎到台灣來！」底下歡聲雷動。

「美麗島」由李雙澤譜曲，歌詞作者是梁景峰，靈感來自七十年代「笠」詩社女詩人陳秀喜的作品「台灣」。與其說梁「改寫」原詩，不如說這是基於原作的「再創作」。比方原詩並無「美麗島」一詞，而是「形如搖籃的華麗島」，梁景峰改成了「我們搖籃的美麗島」。陳秀喜語言樸質，「篳路藍縷、以啟山林」這樣古雅的句子則是梁景峰「置入」──這八個字，典出《左傳》。1920年連橫（連戰的祖父）刊行《台灣通史》，序言引了這句話，該文亦是「美麗島」一詞出處：

梁景峰是李雙澤亦師亦友的哥們兒，在淡江德文系任教。寫下「美麗島」的時候，他三十三歲，李雙澤二十八歲。梁景峰曾赴德國留學，遇上了西半球學潮大作的時代。當年台灣尚未開放出國觀光，許多青年都是因為留學，而一頭栽進了西方「青年文化大爆炸」的震央。他們後來有人留在學術世界繼續探勘，有人投入「保釣」運動被列入「黑名單」數十年回不了家，也有人選擇回到故鄉，像揣著火種的普羅米修斯，伺機要讓彼時冷肅的台灣多亮幾星火光。梁景峰，就是這樣一位「歸國學人」。

末一句，原詞是「高山和田園」，Kimbo總是唱「原野」，我猜這和他在東海岸大武山麓成長的記憶有關。從「田園」到「原野」，視界確實更開闊了。

台灣島西面海峽，先人所謂「黑水溝」，海象凶險，沉船無數。東岸臨太平洋，海床直劈而下兩千米，海岸臨水陡升，越過花東縱谷，便是重巒疊嶂的中央山脈，直上海拔四千米的玉山主峰。十六世紀葡萄牙水手航經花東海岸，看到這壯美的風景，遂把此地命名Ilha Formosa──福爾摩沙，美麗之島。

Kimbo的故鄉，在台東大武山。1953年，他的族人在「山地部落平地化」政策中被強迫離開祖先的土地，從高處遷村到山麓的嘉蘭部落。2009年「八八水災」，全村四百戶人家，有五十幾戶被沖進了太平洋。

這段Kimbo唱了兩遍，彷彿要確定每一句意象都確確實實穿透了每一個聽者的身體。

「水牛」與「稻米」是相互依存的：四百年來，水牛始終是台灣農耕的主要動力，有水稻處便有水牛。牠們祖先來自華南，隨漢人渡海，適應了海島環境。1950年代中期戶口普查，台灣總人口987萬，水牛則有33萬。台灣牛溫馴、堅毅、耐苦，台灣人亦常引以自況。如今水牛已經少見了，但仍有許多人感念牠們一生辛勞，仍遵守老輩的家訓，不喫牛肉。

當年胡德夫初次離家到淡江中學念書，寫家書給父親說：「請把牛寄上來，這裡有一大片草地。」後來他才知道：那是高爾夫球場。

香蕉是台灣人熟視而近乎無睹的日常水果。它曾是六十年代佔台灣外匯收入三分之一的出口商品，也讓許多蕉農成為富豪：當年每公斤香蕉的外銷價是新台幣六、七塊，一整串蕉起碼能賣一兩百，而彼時一個中級公務員的月薪還不到一千塊。

到「美麗島」創作的七十年代，香蕉外銷的黃金歲月早已不再。台灣的小農生產模式敵不過菲律賓、中南美洲蕉農大規模的企業化經營，出口量持續銳減，利潤愈殺愈低。2000年台灣香蕉豐產滯銷，產地價格跌到每公斤新台幣一元，蕉農索性拿去餵牛，超過十萬公斤的滯銷香蕉只能倒進河裡。類此情節反覆上演，2011又逢台灣香蕉豐產，寫這篇稿的時候，家樂福的香蕉一公斤只要新台幣15元。

玉蘭花奇香撲鼻，早年台灣女子常以花瓣別在髪梢衣襟。它也是祭神常備的供品，廟宇酬神的日子，總有小販把沾著水珠的潔白的玉蘭花堆成一座座小山。善男信女買來一朵，和素果麵點一起盛盤擺上供桌。城裡十字路口也有挎著籃子賣玉蘭花的，她們趁紅燈巡走在停等的車陣，駕駛人搖下窗戶買一朵，玉蘭花都串上了鐵絲，掛在後照鏡，能香一整天。

近年賣玉蘭花的少了，車陣中巡走的打工者，發送的都是賣房廣告。

我記得七十年代末的「校園民歌」演唱會，最後返場總是合唱「美麗島」──那時這歌還沒變成「黨外雜誌」的名字，大家不太把它跟政治聯想在一起。七八歲的我聽到「水牛、稻米、香蕉、玉蘭花」，總是忍不住咯咯笑。怎麼會有人把香蕉和玉蘭花寫成歌詞呢？

「美麗島」的作曲人李雙澤，是一個愛唱歌、愛寫文章、愛畫畫、愛拍照、愛交女朋友的傢伙。他大學沒念完，賃居淡水一幢叫「動物園」的房子，淡江師生和各路藝文人士經常在那兒熬夜聚談，儼然「沙龍」。他亦曾浪遊世界，看遍第一世界到第三世界的江湖風景。李雙澤最著名的事蹟，是在1976年一場校園演唱會拎著一瓶可口可樂上台，質問唱「洋歌」的青年：全世界年輕人都在喝可口可樂唱洋文歌，請問我們自己的歌在哪裡？傳說他後來一氣擲碎了那瓶可樂，但據當天在場者回憶，那恐怕是誇大的神話。無所謂，李雙澤的「嗆聲」，震撼力並不下於當眾打碎一只玻璃瓶。

既然點了火，他也以身作則，開始寫歌，並用簡陋器材錄下一些作品。1977年9月，李雙澤跳海救人，竟溺死在淡水，得年28歲，他甚至來不及自己錄下親自演唱的「美麗島」。告別式前一天，老友Kimbo和楊祖珺借用「稻草人」西餐廳的錄音器材，就著李雙澤的手稿彈唱這首歌，留下了「美麗島」的第一個錄音版本，在葬禮現場初次播放。這個版本後來屢經轉拷，地下流傳許多年，直到2008年纔正式收錄到楊祖珺《關不住的歌聲》專輯。

單就專業表現論之，那錄音實在不算高明：音質破爛不說，兩人和聲參參差差，有一處吉他和弦還按錯了。唱到「水牛稻米香蕉......」，楊祖珺忽然沒了聲音。2008年我訪問楊祖珺，她說那不是哽咽，而是笑場──她和Kimbo邊唱邊笑：這什麼詞嘛！那年她22歲。

後來的許多年，楊祖珺和Kimbo還會有許多機會合唱這首歌。1978年楊祖珺發行個人專輯，收錄管弦樂團伴奏的「美麗島」，是這首歌第一次公開發行。不過唱片公司發現楊祖珺被當局目為「問題份子」，深怕受牽連，兩個月後全面回收銷燬。1979年5月，「美麗島」成為一本黨外雜誌的名字，12月高雄「美麗島事件」爆發，這首歌竟輾轉為1949以來台灣最重大的政治反抗事件提供了標題，此時李雙澤已經死了兩年。

楊祖珺後來投入「黨外」反對運動，Kimbo則組織「台灣原住民權益促進會」，成為台灣「原運」的旗手，兩人曾在競選卡車上合唱過「美麗島」。之後二十年，他倆在各自的陣營經歷了曲折與磨難，「美麗島」一路陪著他們，見證了那一道道關卡。Kimbo常常想起李雙澤，他後來覺得應當和天上的老友應和一下，告訴他：這個島依舊美麗。近十年來，他在這首歌的尾奏，總會多唱一折：

七十年代初，李雙澤和Kimbo相識。Kimbo彈一手好琴，在西餐廳唱英文歌，頗受歡迎，掙的錢比同齡人都多。有一天李雙澤問他：Kimbo，你們「山地人」有什麼歌？唱給我們聽聽。Kimbo楞住了──他離開故鄉到城裡讀書，考上台大，迷上西洋音樂，夜夜唱歌掙錢，卻從來沒想過「我們自己的歌」。

Kimbo苦思良久，想起父親唱過的一首歌。他在一次駐唱忐忑試唱那首父親唱過的歌，生怕聽慣「洋歌」的客人會喝倒采，沒想到掌聲空前熱烈。得此鼓舞，Kimbo決意唱更多「自己的歌」。這是李雙澤的功勞：他的歌聲堪稱難聽，創作歌曲也只有寥寥幾首，他還來不及邁入成熟就死了。這個傢伙的熱情，卻逼使許多人思考、行動，在他死後，那熱力甚至輻射得更大更遠。

Kimbo把父親唱過的那首歌，教給了歌手楊弦。楊弦1975年在台北中山堂辦創作發表會，嘗試替余光中詩作譜曲，後來發行《中國現代民歌集》，咸認為是七十年代台灣青年創作歌謠風潮的「引爆點」。楊弦在1977年的《西出陽關》專輯收錄了這曲「美麗的稻穗」，一把吉他伴奏，唱得無比清澈、無比虔敬。當時，他和Kimbo都以為這是一首古謠。

後來Kimbo回到故鄉，纔知道「美麗的稻穗」是近人作品，作者陸森寶是卑南族南王部落人氏，這首歌壯美的旋律底下，埋著一段苦澀的歷史：1958年「金門砲戰」爆發，許多原住民青年被徵兵去前線作戰。他們定居台灣幾千年，荷蘭東印度公司、鄭成功南明朝、大清朝、大日本帝國來來去去，現在他們竟要代表國民黨政權去和共軍打仗了。故鄉的水稻已經成熟，一起收割的壯丁卻都不在。陸森寶觸景生情，遂有此曲。

釐清這段歷史，Kimbo總算學會了「美麗的稻穗」完整版本：

胡德夫後來常說：李雙澤提倡「唱自己的歌」，開展了他的溯源之旅，而在他心目中，陸森寶是率先踏上這條路的可敬先驅。

李雙澤當年刻意遠離楊弦那種雅緻、文藝、帶著學生味兒的「中國現代民歌」路線，追求一種更不修邊幅、粗礪率性的風格，這自然是受了美國新民謠從Woody Guthrie到Pete Seeger到Bob Dylan的影響。然而不可否認，儘管李雙澤作品質地粗糙、形式簡單，他的確示範了「唱自己的歌」可以怎麼幹──他的歌自有一種粗服亂頭的姿態，不再是「以漢語演唱西洋流行音樂」，又和我們耳熟能詳的東洋西洋上海風都不大一樣。那些歌的靈魂，從Bob Dylan出發，一路回溯，最終仍要逼近先民傳唱的那些民謠。

許多人為李雙澤辯護，說他寫「美麗島」並不存有政治意識，我想這也未必，端看你怎麼解釋「政治」。他傳唱最廣的另一首歌「少年中國」，不也擺進了耐人尋味的意象麼：

要是李雙澤還活著，他多半和Kimbo、祖珺一樣，不可能自外於後來一連串搖撼台灣社會的事件。只是我們不可能知道：他會不會像當年老友一樣，經歷那許多的磨難與挫折，人過中年，最終在歌裡找到了救贖？

我偶爾會想：設若早生十年，我會變成李雙澤的哥兒們麼？大概不會。李雙澤是一個倔強、熱血、滿心正義感的傢伙，並且就跟許多那個歲數的青年一樣，深深相信自己看到的道路，纔是最正確的道路。若是身在1976「可樂事件」的現場，我想，我不會為他的唐突與無禮喝采。

我在青年時代也認識過同樣倔強、熱血、滿懷正義的同輩人，他們才氣確實遠不如李雙澤，我總覺得他們最大的問題是缺乏幽默感，並且深深相信他們可以改造世界，凡不這麼相信的人則必須被改造。他們刻意不修邊幅，個個活成浪人模樣，彷彿這樣就可以擺脫他們多半不壞的出身，假裝自己屬於那個他們從未屬於過的階級。他們崇尚「草根」的土味兒，崇尚「素人」與「民間」這樣的詞彙，敵視精緻、敵視文氣、敵視「為藝術而藝術」。他們認為在這危急的時代沒有人可以置身事外，他們隨時要「啟蒙」你。而我始終覺得所謂自由，就是讓人能有「置身事外」的權利。一旦我們變得和我們反抗的對象一樣無趣、滿嘴教條、隨時隨地逼人表態，那革命還有什麼意思？──不消說，我們看彼此都不是很順眼。

聽著李雙澤那些粗糙的老錄音，我不禁想起青年時代認識的那些人。若我與李雙澤生在同一時代，多半也會被他目為「覺悟性不夠」、「革命純度不足」的那種人罷。設若如此，我該感到羞愧麼？

看胡德夫的前一天，我在北京「鳥巢」國家體育館看了整場「滾石30年」演唱會。其中一個饒富深義的段落，是侯德健和李建復同台唱「龍的傳人」──李建復是這首歌的原唱，至於侯德健，這首歌的詞曲作者，已經二十多年未曾在大陸公開演出了。那段表演不算特別純熟：恪於時間壓力，歌曲沒能唱全，老侯還唱錯了一段詞。但當李建復介紹侯德健出場，唱了兩句「歸去來兮」，仍讓我心震動：

侯德健，還認識這個名字的兩岸青年，恐怕為數不多了。然而只要回頭專心聽過，你應該也會同意：侯德健實在是七十年代「民歌運動」孕育的那撥青年創作人之中，才氣、底氣俱足的將才。他的創作很早就脫去了彼時「校園民歌」習見的文藝腔，語言乾淨而坦率，並且擅長從「小我」經驗寫出「大我」情結。比方後來讓包美聖唱紅的「那一盆火」：

侯德健生於1956年，比李雙澤小七歲。他曾說：「政治本該是人的一部分，人不應該是政治的一部分」──然而事與願違，侯德健半生浪蕩顛簸，幾乎都和「政治的一部份」難分難解。他老是在錯誤時機做正確的事、在錯誤場合說正確的話，結果這個名字就這樣曲曲折折跌進了歷史板塊錯開的裂縫，被海峽兩岸以各自不同的理由遺忘了。

1978年12月16日，美國宣布將在次年元旦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這是台灣自1971年被趕出聯合國以來，連年外交挫敗的最後一擊。22歲的侯德健在這一天悲憤寫下「龍的傳人」。說真的，「龍的傳人」旋律簡單、歌詞粗糙，絕非侯德健最講究的作品。但是一首歌的命運，往往連創作者都無法逆料。侯德健做夢也想不到這首歌將如何改變他的生命，帶給他多少光榮和詛咒。

「龍的傳人」先以手抄曲譜的形式流傳開來，繼而在1980年由李建復錄成唱片。將近三十年後，我初次聽到侯德健1979年親自彈唱的小樣demo，纔發現「龍的傳人」原本是一首哀怨而壓抑的民謠，與我們熟悉的悲壯情緒相去甚遠。當年是製作人李壽全和編曲家陳志遠，合力把這首歌「托」了起來：悠揚的法國號前奏、沉鬱跌宕的混聲合唱、浩蕩的管弦樂團......當然還有李建復正氣凜然的清亮歌聲。他們讓「龍的傳人」徹底擺脫哀怨，變成了一首悲壯的史詩。

這是一個在台灣出生、成長的眷村子弟，對素未謀面的「故土中國」的執迷。我們想起楊弦唱過的余光中「鄉愁四韻」：「給我一瓢長江水呀長江水 / 那酒一樣的長江水」──長江黃河對彼時的台灣青年來說，仍只能是可望而不可即的空幻符號。

在「鳥巢」九萬人的會場，再度聽到這久違的熟悉的歌詞，仍不禁感到錯亂。歷經三十年歲月沖刷，物換星移，如此單薄的民族主義，如此天真的圖騰標籤，益發顯得不合時宜。

而那天在「鳥巢」，他們沒能唱到關鍵的第三段：

「姑息的劍」是為了配合審查而改的詞──當年國府面對兵敗如山倒的外交處境，有「國際姑息逆流」的慣稱。侯德健更早的版本有二：「洋人的劍」、或者「奴才的劍」。「洋人」指列強逼壓，「奴才的劍」則把國族危殆的責任歸到了不爭氣的「自己人」身上，更耐人尋味一些。

整首歌直到這邊纔轉入悲憤。鴉片戰爭、八國聯軍的恥辱，和當年洋人「背棄」這片島嶼的現實前後映照。嚴格講，這段歌詞潦草而文氣不通，但正是這曖昧的仇憤，讓「龍的傳人」能夠跨越兩岸、在不同的時代凝聚起不同的群眾──它勾起了「同仇敵愾」和「恨鐵不成鋼」的心情，這在「台美斷交」之後被孤立於國際社會的台灣，以及邁入改革開放、重返世界舞台的中國大陸，都能找到集體焦慮的連接點。於是它先被國府「綁架」成官媒炒作的「愛國歌曲」，直到侯德健1983年干犯禁忌「出走」大陸，「龍的傳人」在台灣變成禁歌。在此同時，它開始在對岸傳唱，相同的詞曲，卻能映射出另一種光譜。

三十多年過去，台灣是老早告別「龍的傳人」的意識型態了，而我深深覺得彼岸亦未必需要這條身姿曖昧、體腔空虛的巨龍。見到侯德健終於得以公開登台演出，我衷心為他歡喜。然而老實說，同樣關於歷史、國族和家園，我更願意再唱一次「美麗島」，再聽一次「少年中國」。我還更願意拿出蒙塵的老唱片，再放一次侯德健的「歌詞1983」，那年老侯27歲：

（2010年七月，寫給對岸《大方》雜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