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問世的《艷陽天》奠定大衛連走出英國,迎向世界的「國際影人」地位。他率領團隊跑遍全球,尋找最適合的電影場景,讓他的情節、人物充滿生命張力,《艷陽天》就是將原著話劇〈癡夢的離別〉(The Time of the Cuckoo)戲詞大幅縮減,透過絕美的彩色攝影,令水都威尼斯成為真正領銜主演的角色,主導整個故事的全局走向。大衛連在此也真切展現他在極具氣魄的實景攝影中,仍能鏤刻細膩情致的大師手法。
這樣的「興奮」感,在《艷陽天》和《桂河大橋》之後,直接促成《阿拉伯的勞倫斯》(Lawrence of Arabia)、《齊瓦哥醫生》(Doctor Zhivago)、《雷恩的女兒》(Ryan's Daughter)和《印度之旅》(A Passage to India)等幾部影片。筆者一再強調,大衛連是影史上極「少產」但影響力卻絲毫不減的大師,他的「pictorialism」美感,加上「狂野神秘的地方」,以及源自於片廠工藝戲劇幻覺之整體營造,就是能讓他的每部巨片都擲地有聲,影響深遠。
在20世紀末尾,英國電影協會(British Film Institute)票選英國影史百年「最富英國色彩」的百部佳片,大衛連導演的作品在前五名中高踞第二、第三和第五名,第一名是卡洛李(Carol Reed)導演的《黑獄亡魂》(The Third Man),大衛連的《相見恨晚》以及《阿拉伯的勞倫斯》則分為第二、第三名。這三部作品恰好展現了英國社會在兩個不同時代、三種不同的發展面向。
1970年《雷恩的女兒》問世,卻遭到紐約菁英影評如浪如潮的惡言批判,直接挫阻大衛連繼續創作的動力,尤其備受爭議的影評人寶琳基爾(Pauline Kael)更是咄咄逼人。大衛連在多年後回憶,當時他被這群「影評人」團團包圍,言語霸凌整整兩個小時,大家嚴詞逼問為什麼「拍過《相見恨晚》的大衛連竟然拍出了《雷恩的女兒》?」到後來大衛連被逼得出言反譏——「那好,是不是從今往後我只要用便宜的16糎底片拍黑白藝術片就可以了?」寶琳基爾回嘴:「我們恩准你可用彩色」。 就因為這樣,大衛連影壇絕跡14年。說是「絕跡」,其實他還是有好多攝製計劃不斷在發展。他想拍史實版、完整版的「叛艦喋血」,而且要拍上下集;他迷上了印度,很想拍「甘地」傳記;他甚至接觸過《遠離非洲》(Out of Africa)的原著,不過最後還是沒拍。一直要到1984年《印度之旅》正式推出公映,他才真正重新復出,不但為自己贏回大師的經典地位,《雷恩的女兒》至今也重新被視為禁得起時代考驗的卓越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