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裔”纷入拜登内阁， “戴琦们”难为台湾之光

“台裔”未必挺台

首先，所谓“台湾之光”虽有血统上的道理，但置于美国的族裔政治语境下，便是一个相对细致的称呼。相较于台湾媒体多用“台裔”（Taiwanese American）描述戴琦等人，BBC等外媒几乎都以华裔（Chinese American）与亚裔（Asian American）的身份将其分类。而之所以会有如此差异，乃是因为，早年美国并无“华裔”与“台裔”之分，即便晚近出现此论述，其亦非美国主流社会与媒体所关注的话题。

细究近代赴美台人系谱，首波大量移民潮，乃是1949年两岸分治后。彼时成员多为自陆迁台者，有鉴于当时两岸的兵凶战危，台湾不过是其移民美国前的暂居地，所谓“台湾认同”几乎不存在其身份意识中，两岸在美华人更是共享了“华裔”的标签。此后台湾经济起飞、高等教育蓬勃发展，1960年代起，大量台湾知识分子赴美深造，许多人因而落地生根，并以其高职业与收入水平，成为工程、法律、医学、政界等各领域的精英。戴琦的父母、卢沛宁的父母、吴修铭的父母、徐若冰的父母、赵克露皆为此例。

而伴随留学生的涌入，台独组织也逐渐在美生根，吴修铭之父即为参与者之一。1969年9月20日，全球性的台湾独立联盟会议于纽约召开，台湾独立建国联盟则于1970年1月1日宣布成立，同年4月24日时任台湾总统的蒋经国赴美，便遭遇了在美台湾留学生策画的“刺杀蒋经国行动”。

然而即便美国在1970年代取代日本，成了台独组织最大的海外根据地，“台裔”的身份意识崛起仍是相当晚近的产物，例如1990年代的校际台裔学生协会（ITASA）成立。而由于在美台人的脉络系谱复杂，故也并非所有人都以“台裔”自居，“台裔”也未必与“华裔”相对立，亦难与远在千里外的台湾社会同声一气，关注所谓“台湾国际地位”、“推翻中华民国政权”等问题，更遑论要持相同立场。

以2020年竞争民主党总统初选的美国企业家杨安泽（Andrew M. Yang）为例，其父母均为台湾赴美留学生，毕业后于当地发展生根。在当代台湾流行的分类框架下，其应被定义为“台裔”；如赵天麟者，或许会大胆预测杨安泽将关注台湾国际地位，并支持加大对台军售。然而在现实生活中，杨安泽鲜少自称、或被称外媒定义为“台裔”，“华裔”倒是更常见的身份标签；而比起两岸关系，其更常论及在美“亚裔”的处境与待遇。显然与台湾某些媒体与政治人物想象的“台裔”应有表现，天差地远。

拜登的布局与策略

而由美国政治视角观之，拜登此波人事布局自有其特殊考虑。

首先，以民主党惯性而言，相较于共和党，其本就更有任用少数族裔与女性的政治需求。除却戴琦等人，综观拜登的人事任命，耶伦（Janet Yellen）乃是美国历史上首位女性财政部长，马约尔卡斯（Alejandro Mayorkas）则是首位拉丁裔与移民出身的国土安全部长，海恩斯（Avril Haines）是首位女性国家情报总监，奥斯汀（Lloyd Austin）则是首位非裔国防部长。

其二，拜登之所以能在民主党中出线，代表角逐总统大选，一大因素便是其能获各派系支持，乃是相对之下的最大公约数，如此结构自也反映在人事任命案上。与特朗普（Donald Trump）与奥巴马（Barack Obama）相比，其人事任命进度相对缓慢，其中有一原因便是维持各方派系的平衡，例如在国防部长任命案上，代表民主党鹰派的弗卢努瓦（Michèle Flournoy）与被视作奥巴马人马约翰逊（Jeh Johnson）本皆为热门人选，然两方相争过于激烈，故拜登最终选择了较无争议的奥斯汀。

而“台裔”五人组的任命自也有派系政治的身影在其中，例如徐若冰与卢沛宁在少数族裔身份外，其实皆属奥巴马人马。徐若冰在奥巴马时代便获提名并担任陆军助理部长，负责采购、物流和技术；卢沛宁则在奥巴马时代担任内阁秘书长、劳工部副部长，与能源部长朱棣文（Steven Chu）以及商务部长骆家辉（Gary Locke）同为当年政府中的亚裔高官。

人事任命兹事体大，在专业媒合外，身份政治、党内派系亦为重要考虑。何况戴琦上任时，不少人亦曾对其“华裔”身份有所期待，然而几回谈判下来，其始终站在了美国利益的擂台一角。少数族裔身份或许是召唤下次选票的标签，但不会是遂行职务的考虑，其也注定无法成为台湾想象中的“台湾之光”。

原文发表于2021/5/5 《多维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