咖啡廳的閒聊＿錄音逐字稿

Ａ：我們滿好奇老師發掘自我興趣的過程，老師其實是科學背景但又從事文學創作，我們很好奇老師是怎麼探索自己的興趣呢？在求學的哪個階段發現自己對這兩種都有興趣？

蔡：我應該是個負面的例子。

Ａ：咦？怎麼會這樣說？

蔡：哈，我先問你，你為什麼唸生科系？

Ａ：我是覺得對生物有興趣，所以大學才選這個系。

蔡：好，因為對生物有興趣。（轉頭對Ｂ問）那你唸什麼系？

Ｂ：我唸物理。

蔡：你唸物理，為什麼？

Ｂ：以前喜歡物理啦！讀完之後就不喜歡了。(笑)

蔡：那你為什麼不喜歡電機？不喜歡機械，不喜歡材料化學？為什麼？因為高中沒教。那你為什麼不喜歡企業管理、財務管理？因為高中也沒教啊！也就是說，所謂「興趣」是一個很弔詭的事情，大學裡有很多科系，但實際上一般的高中生只修過國文、英文、物理、化學、地理、歷史、數學、生物，然後呢？所以很多學生說，我對生物有興趣、我對物理有興趣、我對數學有興趣，但很少人說我對電機工程有興趣、我對財務管理有興趣。

Ａ：是，這倒是。

蔡：所以這是在教育的過程裡很怪的事情啦。你要高中生尋找他的興趣，問題是他哪知道他的興趣在哪裡。所以對我來講，就是命運的安排；我是放榜那天才想起我有填動物系，因為我們畫志願卡就是看去年的排行榜畫，醫學系畫完其它都不重要了，就隨便畫，就照分數畫。我第一年沒考上醫學系，理所當然就去重考了，理所當然 (笑)；第二年沒有考上醫學系，只好來唸。就是這樣子啊！所以問我為什麼？我唸大學之前不曉得我真正的興趣是什麼，也不覺得我們需要知道自己的興趣是什麼，只要把考試的分數考高就對了，考高了才有得選擇。所以我們那個年代很有趣，現在可能比較少；我們那一代常常聽到有醫學系的學生唸完大一之後，就轉物理系、轉數學系、轉哲學系，我們那年代常常聽到這種事情。

Ａ：哦？

蔡：你們現在很難想像喔。所以你問我說，我對生物有沒有興趣？我只能說我不討厭。我總共考了四次大學聯考，我大一大二都還有去考聯考，然後考的分數最高都只掛到台大動物系，所以後來我就認了，我覺得那個對我來說，就是命運的安排。(笑) 然後到大三，我也曾經想轉系，比如說轉一些比較能賺錢的系，想說是不是轉到什麼管理學院去啊，我甚至也想說，其實相對於生物我可能對物理比較有興趣，那不然轉個物理系或數學系。不過因為成績也爛爛的，加上我們那個年代轉系很困難，所以就算了。

Ａ：現在也不容易。

蔡：因為台大很多熱門的科系都很競爭。所以我留在動物系，不討厭，也轉不出去，所以就把它唸完。我們那時候還是理學院，沒有生命科學院這種事情，生命科學院是後來才成立的。理學院，什麼叫理學院？理學院就是沒有專長的學院，了解吧？你說我現在任教的這個科系，生物機電工程，工程，因為台灣的工程師需求很大，很多學生去台積電兩三年之後薪水就比我高了。當然好的例子很多，不好的也有啦，但是普遍來講，工學院也好、商學院也好、法律學院也好，都比理學院或是現在的生命科學院來的……有多那麼一點實用價值。所以我把動物系唸完你說我想幹嘛，我還真的不曉得我能幹嘛。像我們班好像除了一、兩位同學沒有唸碩士以外，全部都唸碩士了，然後有一半的人唸博士。我們那個年代動物系人很少，我不曉得現在一班有多少人，我們那時候分兩組，一組叫動物生物組，一組叫漁業生物組，每組都只收二十個人而已。

Ａ：咦？只有二十個人而已？

蔡：對啊，所以只要有二十個瘋子，我們成績就會比醫學系高，我後面幾屆曾經一度都輾壓幾個私立大學的醫學系。就只要有二十個瘋子說他不想當醫生，想要當科學家，分數就可以輾壓，因為只要二十個就好嘛！就是因為我們人不多，所以基本上大部分都還是繼續深造。當然也有不少人轉行，我不曉得你們現在怎麼樣，至少我知道我前後幾屆的，我們有律師，調查局的調查員、情報局的情報員，還有一堆醫生可以開綜合醫院了，喔，我們還有一個電影導演。所以我那時候想說動物系被收掉也是應該的啦，因為我們的培育目標好像都沒有達成，都幹別的事情去了。有一次我一個學弟結婚，兩桌動物系的人，哇靠，只剩我一個人還在教生物。

Ｂ：非常多元、非常多元。

蔡：這些轉行的人都是很有勇氣的人。我的意思是說，當你不是很有勇氣的時候，像我就沒有辦法像他們那樣子毅然決然的放棄以前種種然後重新去追求，可是大學畢業後又覺得自己沒什麼專長可以討生活，那能怎麼辦？那就考研究所吧，繼續把問題推給時間來決定。但是考別的我也沒什麼把握，所以就只考跟生物相關的，一個是台大動物所，還有一個是陽明的神經科學研究所，後來想一想還是留在母系比較安全，還是比較熟悉，還是繼續窩在動物系。那… 好，碩士畢業之後能幹嘛？我還是想不到要幹嘛，那時候曾經想說不然去考個高考好了，但是看看類科沒什麼是我想考的，其實更精確地講，是沒什麼類科我覺得一定考得上的。後來想想我也不知道能幹嘛，那就繼續唸博士班。

所以我說我是一個負面的例子，我完全不是因為什麼崇高的理想，也不是什麼偉大的興趣，即便我到唸完了碩士，我還是只能說我不討厭。如果你問我說，我喜不喜歡？我不是喜歡，只是我找不到更想要去弄的東西，所以就只好唸博士班，算逃避吧。當然因為沒什麼熱情，所以還是選擇最安逸的地方留下來，繼續待動物系。

唸博士的過程也是一樣，不是很起勁。做實驗這件事情其實是很挫折的過程，一直失敗、一直在失敗，那時候我在學很困難的手術，一直失敗、一直在失敗，所以我曾經到了博三才想休學。那時候有去聽一些歷史系的課，想說不然我去轉唸歷史好了。我有很多轉換跑道的想法，但是都沒有成功，因為我沒有很大的意志力。所以後來還是選擇那種最安逸的方式，就把博士唸完，我其實是因為衝不出去，所以只好把博士唸完。所以我說我是一個負面的例子，完全沒有任何激勵人心的效果。只是我算運氣好，我畢業的時候是1997，民國86年畢業，然後當兵當兩年，剛好遇到那個年代，台灣開始有一個很奇怪的政策，叫做一縣市一大學，就突然廣設大學。其實很多都是從既有的專科拉上來的，像宜蘭大學更特別，從高職變成大學不過只花了十幾年的時間。

Ａ：高職變大學？

蔡：對，原本是高職後來變五專，五專變技術學院，技術學院再轉為普通大學，基本上就是一個奇怪政策的結果。因為我們已經改制大學快二十年了，所以很多校舍都翻新了。我記得我2001年剛來這邊應徵的時候，我是走到隔壁的國中，我認為隔壁的國中才是大學；因為隔壁的國中叫復興國中，是宜蘭的明星國中，很多校舍都很漂亮、很大，而那時候宜大才剛改制成技術學院沒多久，我們系館都還是二樓的平房，所以我以為旁邊那個國中才是。所以後來我還想說，我真的要來這邊應徵嗎？你知道嗎，那時候我早上還要督促學生掃地，結果早我進來任教的老師說，你不錯了，我們之前還要帶學生升旗。這是一個國立大學，所以經費還算… 但都還是... 所以你可以想見，那個年代很多剛升格的私立大學其實就只是換了一塊招牌，但內涵都沒換；即便我服務的這個國立大學，我都認為我們學校很多系，是在換了招牌十幾年後，慢慢才有一個大學的樣子出來，這是另一個國家很麻煩的問題。

我說我運氣好，是因為剛好那個年代對於師資的需求突然間增多，因為升格的一個條件就是博士的比例一定要高到某一個程度，你才能夠升格，所以那時候就是先把博士拉進來再說。我是一個土博士，publication又不是很好，所以我能夠到這個學校純粹是機運… 就剛好運氣好，遇到那個需求很大的年代。這個需求大概過了五、六年就降了，所以現在新的博士要找工作說實在很困難，這是另外一個大問題。所以回到你剛剛問的，其實我沒有什麼特別激勵人心的事情可以講，就是命運的安排、隨波逐流、剛好又運氣好，所以有一個工作。即便你現在問我說對於生物學是不是真的很有興趣？我還是一樣，我不是非常有興趣，我只是不討厭，但是它已經變成我的工作了，所以我得確保工作有一定的品質，不然我沒有辦法在這裡待下來。所以我會比較積極的去做一些東西，但這個積極並不代表我對生物學充滿熱情；我還是要強調這一點，它變成是一個工作了，即便我現在已經升上教授十多年了，我還是一定要有publication，總不能人家助理教授都那麼厲害結果你教授在那邊，每天不曉得在幹嘛，這樣很怪。

我的現狀來講就是，不怎麼討厭，但是因為責任，我還是繼續維持以生物學為主的教學研究工作。那說到這些文學的創作，我那個年代的人不像你們有那麼多手機、有那麼多網路，我成長在一個很無聊的年代，最多看看電視，電視又不好看只好看書。像三國演義，你們現在可能從漫畫看比較多，我們小時候要看那種文言夾雜的版本，然後從頭到尾看完，因為沒什麼書好看，只好看那些。也就是說，「閱讀」這件事情在我那個年代是很一般的事情，不只是我，我這個年代的人，大概你要他隨便背個詩、背個什麼文，幾句哼一哼應該都背得出來才對，因為我們就是在這樣很無聊的狀態中長大的。

還有台大是一個奇怪的地方，我剛好又在那種很特別的戒嚴解嚴的轉換時期唸台大，有時候你跟人家聊天，人家會說那個什麼羅素說過什麼啊，那個誰誰誰說過什麼啊，如果聽不懂又講不出來好像很丟臉的樣子，就是說，你不能說你是動物系的，所以你就可以什麼哲學、歷史都不懂；也就是說，你在那個時代裡面，那個地方又那麼常常有那麼多社會運動、學生運動，所以在那個年代我們常常會有奇怪的自我期許，就大學生是什麼國家的棟樑、社會的支柱、世界進步的動力，有沒有很偉大？因為唸的人少，我們那時候錄取率不到30%，講的自誇一點，你能夠考上台清交成，你就會有莫名的… 有時候不是你自己想要，但是就會有種很奇怪… 會迫使你得去… 總要看一點別的東西，在跟人家談的時候能夠談得出來，所以在我們那個年代，閱讀得廣這件事情，我想是一個很普遍的現象。

所以我現在上課也會跟學生講，現在雖然大學生超多，但如果現在大學生都像我們那個年代有那樣的自我期許，這樣子台灣不就會變得很厲害！就是說每個人對自己的期許不要降低，不要因為人多就降低，某種程度這樣大學生多反而是一件好事。不過這有很複雜的時代背景，就是說因為我們那個年代沒有這麼多東西，所以我們可以很單純地長時間單純的看一本書、去思考一件事情。有時候我覺得這好像是我們這一輩人的一種幸運，你們是生下來就有手機網路這種東西的時代，所以你們可能沒辦法像我感受這麼深。

但是好像也不應該期許你們就像我們這樣，像我昨天看了netflix的影片叫《淺草小子》，演一個日本影星北野武的自傳。裡面他的老師是一個傳統的藝人，教了他很多本領，但因為他老師很堅持表演就應該是那個樣子，所以他老師很鄙視上電視，也不做那種比較譁眾的事情，結果劇場慢慢地就倒了，自己也窮困潦倒。但北野武學了一些本事之後又把它改良，然後到電視去發展，後來還當了導演什麼的，就是讓那些本領發揚光大。就是這齣戲讓我想起，有時候我也常常在想，「堅持」這種事情到底要拿捏到什麼分寸？這也是我今天想跟你們聊聊，《科學月刊》、《科技報導》也是一樣，科月跟科報在台灣有一種很特別的歷史價值，所以我們也必須要堅持某些東西，但在這個堅持中要怎麼創新？就是不要讓堅持去阻礙了創新，但是又不要讓創新完全把傳統的優點都弄掉，這其實是一個很困難拿捏的問題。

所以有時候我在想說，我們那個年代因為沒有這些網路的交際與娛樂，我們才可以比較深度的去看一本書、思考一件事情、甚至談一次戀愛。哈，說到談戀愛，那時候也很辛苦，如果對象不是同一個學校，是別的學校，那寫一封信，即便寄限時也要兩天才會到；看完、寫完再寄回來又是兩天，所以一個禮拜至少要五天才能通一封信。

Ｂ：一周一封。

蔡：不要說外縣市，即便... 比如說你在台大好了，如果你有女朋友在淡江，開玩笑… 等公車坐公車加起來三小時...。

Ｃ：那麼久！

蔡：淡水啊！除非你坐火車，也得先到火車站，然後坐火車你還要再步行走到那邊去。

Ｂ：很遠ㄟ，就我們學校。

蔡：對啊！今天要去約會，去三個小時、回來三個小時，那今天其它事情都不用幹了，所以說那個年代的愛情跟現在的愛情也是不一樣的。就成長背景的關係，像我現在還是排斥用智慧型手機，我都跟學生講，急事打電話，不急就是寫e-mail。我就不用line，我是在抗拒，但我知道這個抗拒不太好啦，不過還好因為我不是做生意的。就是說，因為時代不一樣，我們以前那樣談感情是不是就是最好談感情的方式？好像也不是。我們那時候可以看一本書想很久，是因為你的資訊就是那本書，這樣是不是好事？你們現在可以很快地去搜集資訊，未必要把一本書好好看完，不好嗎？就是這種好跟壞的取捨，所以我現在要怎麼建議學生？比如說他唸書的態度應該要怎樣、談戀愛的態度應該要怎麼，其實我也不曉得怎麼建議才好。

就像我們那個年代對於政治的看法。像最近大家在談說，公投這件事情，在我們那個年代算是一種很遙遠的神主牌般的目標。那現在真正實施了，就發現有很多現實的問題，那是在沒有實現之前很難考慮到的。所以說「理想」要不要一直堅持下去？「理想」如果不堅持下去，要修改，但是修改的幅度可以多大？其實我真的不曉得要怎麼取捨。包括現在科月也是一樣，科月到底要維持什麼樣的形式經營下去？因為早期科月的那種理想性，某種程度現在已經實現了，科學普及這件事情已經很普及了。那現在的問題反而是因為太普及了，變成是正確性的問題，變成是價值取捨的問題，比如說核能，若是贊成方與反對方的立論基礎都沒有錯，那接下來就是價值取捨的問題。

就像說手機，為什麼要這麼頻繁換？頻繁換是很浪費資源的事情，因為即便資源回收也不可能百分之百，我們沒有辦法做到像大自然那麼永續循環，所以一定是不斷消耗資源，然後不斷產生無法處理的廢棄物，任何工業產品都是這樣。但是這種環境保護、資源保護要拿捏到什麼程度？如果真的要絕對乾淨、絕對永續經營，就是大家不要用像是手機這種東西，即便我這支已經用十年的都不應該用，應該回到我們那種寫信、等兩天然後再等兩天那種年代。但是這顯然不可能，因為大家對慾望的追求常常是回不去的，還有這也牽扯到經濟、民生的問題，所以現在遇到的已經不只是科學知識夠不夠的問題，而是我們對於科學的應用、跟我們對於不管是經濟需求也好或者是欲望的需求也好，要怎麼去平衡的問題。

對台灣的現況來說，科月與科報在這樣的轉變中，內容上要有什麼樣對應的改變？我還沒有答案。如果你們有興趣看七零年代一開始的科學月刊、再看九零年代的，跟看最近這幾期的，科月還是有改變的，但是那個差別在哪裡其實很難明確逐一談得出來。就是說，一代人、一代人對於科學的想法與想像，即便是學術圈裡面對科學知識表達的作法，都不一樣；但它是個漸變的過程，我們是處在這個漸變過程中的人，我們無法宏觀到二十年後的科學會怎麼發展，那麼我們在這個當下要怎麼拿捏我們自己，其實是一個很難決定的事情。

像說科月的銷售也是一樣。我們為什麼能撐到現在？真的是因為早期訂戶多能賺錢啊，現在就靠那些在撐。但是現在的銷售顯然不一樣、沒辦法像以前有那麼多訂戶，但如果我們想要永續經營，要怎麼去開始新的銷售模式？像電子化，大家談了很多，但是如果去看台灣所有曾經出過紙本的人，不管是報紙、雜誌，其實電子化的形式通常都還是很難經營，那個真正的獲利模式要怎麼做？其實都還在摸索。

那要怎麼確保科月至少維持一個自給自足、持續發行下去的局面？我們有品牌、不用跟投資大眾交代、又是一個很自由的地方，要怎麼經營？這個說真的，其實我沒有答案，有時候我覺得不應該由我或是我們理事會或是董事會的老先生、老太太們 --- 我們都已經… 我已經算最年輕的... 啊，有啦，總編比我小兩歲，但也都是五十幾啦 --- 有時候想一想，這不應該是由「我們」這一輩來想這件事情，其實應該是「你們」來想這件事，這也是為什麼從三年前開始就讓總監回來主持科月。所以我現在，其實這個理事長做得很輕鬆，因為什麼都不用做，什麼事情都推給總監，妳去弄、妳去弄就好。就是，我覺得科月能不能存活下去，其實是看「你們」不是看「我們」，如果連「你們」這輩的人運作都撐不下來，那真的就撐不下來了。因為「我們」某種程度有點像北野武的師傅一樣，「我們」有我們精華的年代，但是那個年代已經跟這個年代脫節了，而且「我們」也有我們很難跨過去的包袱。

就像我的小說一樣，裡面有一些感情的東西，但我絕對不敢寫得很露骨。因為我是一個老師，我不能在裡面寫太混亂的關係，我也不能寫那種太露骨的情慾畫面，那個我都不能寫，因為我是一個老師，我沒有辦法跨過這一點；我還是一個爸爸，我也不能讓小孩看到我寫這個。就是說，「我們」有我們很特別的一些內在限制，包括對科月也是一樣，科月的內容只能刊什麼不能刊什麼，基本上對「我們」來講有那種很奇怪的歷史包袱，而這些包袱到底能拿掉多少我也不知道。所以我現在的立場就是，就盡量... 就是反正「你們」弄，我覺得我還能忍受我就忍受，我就盡量不要講，除非我已經很難忍受了再說。

Ａ：那老師忍受的底線哪裡呢？

蔡：這就是我講不出來的。我覺得「我們」需要改變，就像我有時候也被我的學生挑戰我的底線，我也被我的小孩挑戰我的底線；就是說他們希望改變的、他們希望過的生活跟我的要求有衝突，某種程度那是一個大家互相試探的、互相試探之後的結果。他做了某些讓我暴跳如雷的事情，那就，就先暴跳如雷完，大家再坐下來溝通，等到我暴跳如雷完，該談的還是要談。

Ａ：好比說偷偷談戀愛？

蔡：那都已經是小case了。有時候你會覺得說，啊，我的標準是什麼？或許標準已經降到能好好活下去就好。我沒有辦法通則的講，那個變成很case by case，遇到了再說。像科月的內容，除非你們變出讓我看起來很傻眼的東西，到那時候再說。但我最希望的，至少在我任內，我都不要找你們談什麼，那就代表我都能夠接受；我沒有特別找你們聊，那就代表我即便是勉強但至少還可以勉強自己接受。

某種程度我覺得「勉強接受」變成是一個必要的過程，因為要怎麼改變，其實沒有人講得出來。像科月，我總覺得改變的主導者應該是你們這一輩的年輕人，不應該是我們這一輩；像我，一個不用line的人你怎麼期待我能做什麼新鮮的改變。就是這樣子啊，我即便上網看的網站也就那幾個，看到最後莫名其妙又回到google scholar，然後看paper，無聊透頂，這就是過慣一種很無聊生活的人。

像寫小說這件事情，就我來講，我這一輩的人閱讀算是多的，不管是文學還是什麼，我想不只我，很多人都懷有某種對寫作的憧憬。但你們現在覺得把自己的想法寫出來給大家看是很平常的、沒什麼，因為有太多社群網站可以發表，不過對我們這一輩來說，我們成長過程的年代要讓公眾知道你的管道是很少的，就只有那幾個報紙、沒幾家出版社，你真的要出版一本書或寫篇文章公開發表都是不容易的事。所以對我們這輩來講，因為沒什麼管道好發表，所以憧憬就只是讓它放著，某種程度讓它變成一個想像而已。我也一樣，我不是說對創作特別有興趣，只是覺得自己好像有應該要講的事情，但是我們又不像你們現在這麼自由，所以習慣上我們總覺得如果要講出來，就應該要言之有物、應該組織好，總會覺得我要端出來的就是要有一個什麼樣規模的東西，這也是我的時代給我的一個限制。

Ａ：您覺得說這是老師這一代人的包袱嗎？

蔡：用包袱也很怪，就是說我們也不覺得這是負擔，因為那時候的環境也好、科技水準也好，以及那時候的文化氛圍就是這樣子，那時候的整個社會狀態就是這樣子，所以我們就很理所當然的那樣子。我們不會覺得怪，因為沒有什麼特別強迫的層面，就自然而然的，就是這樣子。所以寫個小說、寫個什麼來談心裡的想法，大家有沒有能力寫，我相信大家都有能力寫；我想我們這一輩人大都有不錯的寫作能力，只是說我們常常覺得如果要寫，就要寫完整的東西，所以我也一直以為是這個樣子。

但是一天只有24小時，你會想拿來做什麼事情？像我這種年紀的，當然最重要的是養家活口，然後接下來想做什麼事情？看電視，然後睡覺，因為太累了。所以24小時你要做什麼事情，就做跟維生有關的事情，更不用說結婚有家庭有小孩，就有家庭的家事要忙、小孩的事要忙，然後爸媽年紀也大了，也多了擔憂；簡單講，就是不得已的藉口會很多啦，就是說，不管你有什麼理想，但是在現實中會有很多藉口，所以你會說累了、算了、睡覺好了。我也是一樣，以前有時會想想說，啊，有空來寫一本小說，但只是想想，不太會真的做，因為沒有那個熱情。

那後來我為什麼會寫？反正就是2016年開始處理台大那件事情。那件事情到今年五年了嘛，你說那件事情對我的career有沒有影響？其實對我的career影響非常非常大，某種程度我因為那件事情被迫中止了很多我本來設計好、規劃好、將來要做的方向，所以我有一陣子變得很閒，特別是把科月總編輯的位置交給翰佐之後，我就變得很閒；一方面很閒、一方面也很恨，所以那時候比較有時間去... 就是說寫作還是要有動機，那時候就剛好生出一個動機，就是有很多不滿，但是你在其它的管道很難表達出來。

就像那時候我們聽到很多江湖傳言，但是我不能寫在科報也不能寫在科月，因為很多東西是需要進一步求證，但我們不是一個有公權力的單位，我們沒有辦法做那麼多事情，所以最好的表達方式就是… 我現在發覺寫小說是一件不錯的事情，比寫論文好寫多了，因為都不用任何…

Ｃ：設計？

蔡：(大笑) 都不用考據、都不用求證，都不用看reference。啊，有啦，第一本小說寫到麥當勞在彰化第一家店是在幾年的時候開的，我學妹有幫我考證了一下。哈，好，說回來，就是我寫小說不算是因為興趣，純粹是那個時候剛好有動機，然後剛好覺得需要一些能夠讓自己療癒的事情，所以就寫。

Ａ：那老師會對這件事情這麼在意的話，是不是代表說，老師覺得這件事很違反你的某些的原則，或是說違反老師心中的想法，才會讓你這麼在意這件事情？

蔡：那是一個大事件，2016那確實是一個大事件，因為牽涉的層級很高，然後對科學界的破壞力也很大。哈，那件事情我唯一的收穫就是，原來我自己的研究沒有做得很差 (笑)，雖然我的發表看起來不怎麼樣，不過跟那樣搞的人比起來，我應該算好的，這是唯一我得到的自我肯定。好，對於那個大事件，我那時候的立場就只是針對科學的部分作報導，像那時候有造假的當事人請我去採訪他，但後來我評估完以後，我不去採訪，因為那很容易讓整個事件的焦點錯掉，包括那時候有廣播、電視邀請我去上節目，我後來全部拒絕，就是我要讓這件事情聚焦在科學的部分，不去談關於人的八卦。所以如果就一個事件的完整紀錄來講，我們缺乏了對當事人的訪談那塊，雖然也有幾個訪問，但都是針對調查、制度與因應方法的訪問，所以就報導的完整性來說，還是有不足啦。

回到那個大事件，那其實對台灣來講是一個傷害很大的事件，因為牽涉的層級很高、造假的年代很長，然後這些人都是有頭有臉有地位有權勢、得到很多傑出獎項的人，所以那個傷害程度對台灣來說是很大的。所以就科學月刊的傳統來講，這種事情一定得談，但是談到什麼程度，這就是一種藝術；你可以只報導一篇，也可以像我跟他們纏鬥了快七個月，也就是說，要拿捏到什麼程度。

在當時我們自己的內部是有討論過的，我記得那時候還有編輯委員問我說「你想達到什麼效果？」他問我什麼時候要停？那時候我的回答是說：我想要做一件有效的事情。因為就台灣來講，一件事情媒體能夠連續報三天已經很大了，你看王力宏事件現在報幾天？一個禮拜就不見了。所以我那時候想說，我要促成一個有效的改變。

但其實我自己算錯了，那時候我覺得我應該跟台大撐兩個月就夠了，本來以為到12月底這件事應該就可以結束了，沒想到後來要撐那麼久。所以某種程度我覺得我很倒楣，就是說，其實我很想收了，因為那個是超累的事情，壓力也很大，但是因為台大擺爛成那個樣子，就讓人覺得收手收不下去。到最後我覺得我是被迫的，沒想到台大韌性那麼強，不過我猜台大也沒想到我的韌性也那麼強就是了；就纏鬥下去，想說總是要持續報導到某個有效的作為出來才停。

我覺得那是科學月刊才做得出來的事情，因為我們沒有老闆、沒有業績壓力。我們就總編輯最大，我也不用特別去請示誰誰誰，我只要跟那時候的理事長說一下，因為他是月刊社的負責人嘛，他說OK，那就來啊。然後因為那是一個「科學」的事件，是生醫專業的，也剛好我是做生物研究的，我找得到夠多的人來幫忙，所以到最後只剩下說誰要出頭而已，那當然那個「誰」就是總編輯，就總編輯得要出頭，就只是這樣。

那，如果台灣再爆一次這類事件，我們需不需要報導？我還是一樣的概念，我們需要報導，但報導到什麼程度，其實是可以拿捏的。這也是我剛剛說的，某個年代的人會有某種奇怪的包袱，所以如果再遇到了，科月好像還是應該要以一個公義的立場去處理。但是報導一篇是立場、報導兩篇也是立場、連續兩個月都報導也是立場... 這也是後來為什麼我要辭掉總編輯。

就是說，我辭掉總編輯不是因為外部的壓力，如果是因為外部的壓力我不可能撐那麼久。我那時候一方面是因為撐得久對自己來講是好累的事情，搞得那時候健康狀況很不好，然後自己的實驗室幾乎停擺；但更重要的考慮是說，科月還是要繼續走下去，我們畢竟有訂戶、有花錢買雜誌的讀者，讀者不可能每一期都想看到這種東西，這樣讀者會反感，報導這類事情的效果也會降低。但是學術造假這種事情在台灣一定沒完沒了，如果我繼續當總編輯，大家一定會想要我一直比照對台大的處理方式處理。也就是說，我如果繼續當總編輯，我就被迫要去承擔某種奇怪的… 責任，繼續處理這類事情。

所以最簡單的方法就是，我下來，換個新的總編輯上去。這樣新的總編輯他就沒有… 包袱，他可以重新決定要怎麼處理、他可以決定報一篇就好，也可以決定報兩個月。就，歸零然後重置，因為台大這件事情某種程度是我攬下來的，那我退了這個位置，新的總編輯就比較能夠讓科月有一個可以繼續再往前進的狀態。

還是回到之前說的，這是一個價值取捨的問題，這個價值沒有說誰比較崇高、誰比較不崇高。雖然我覺得那是一個大事件，但不是所有學術界的人都這麼認為，有些人覺得說不過就是一個累積的歷史共業惡習而已。大家都有各自的看法，只是說就我受教育的過程，我覺得那是一個大事件，需要去處理，而且那時的現狀看起來，大部分學術界的人都同意那的確是一個需要處理的事件。只是說，我們需要涉入多深？我自己的想法是我不能夠為了單一事件而讓整個科月的銷售就... 就停頓了，某種程度科月有另外一個社會責任可能比這個更重要，就是不斷提供讀者更多新的科學資訊，所以科月不能一直停頓在這件事情上面，我那時候的考慮是這樣子。

Ａ：老師剛剛提到說你評估大概兩個月事情就會落幕，但後來遠超過你的預期。有點好奇說，老師原本預期這件事情的進展是根據什麼？後來這件事又怎麼會變成撐那麼久的狀態？

蔡：這有機會你們應該去採訪那些造假的當事人才對 (笑)。這樣說好了，我印象中的台大，我唸書那個時代的台大，我覺得它是一個有理想性的地方，那是一個敢跟威權體制對幹的地方，所以我預想中的台大應該有能力自己反省處理這件事情。所以後來我其實也滿驚訝的，為什麼台大那麼多老師、那麼多學生都那麼懦弱？對於那種很奇怪的調查過程，除了少數幾位，竟然大部分的人都選擇默不作聲，這也是我後來很驚訝的一件事情。所以我會算錯是因為我算錯這件事情，我沒想到現在台大內的人變得那麼聽話，這是我算錯的地方。

Ａ：剛剛老師有提到說，你對自己的未來本來有滿多的計畫，後來被迫停掉。這個部分是指老師把心力都放在調查報導的這件事情，所以實驗室這邊比較沒有心力去執行？還是說因為老師參與調查報導，有外力把老師的研究經費給切斷？是前者還是後者？

蔡：這個很難清楚地談，我不太想談，所以我在小說裡寫了不少；小說裡面有虛構的成分，也有真實的成分。我不太想談是因為很多事情是很細膩的，現在不是以前那種電視劇演的，就拿一把刀子架在你的脖子說，你要不要怎樣，你不怎樣我就把你割了。沒有，現在不會做這麼粗糙的事情，他不會說，你要撤報導，如果不撤，我就把你怎麼樣怎麼樣，就把你的計畫砍掉。你不會看到這麼粗糙的事情，已經不是那樣的年代了。

所以我有沒有證據去指控？沒有，我沒有任何很明顯的證據去指控；我有感受到很多壓力，但你要我真的去指控那個壓力來源是什麼，我沒有明確的證據去指控，所以我也不想去談。因為沒有證據的事情，如果你談了，也許被你影射的人他會覺得很冤很冤，說他並沒有這樣子。

所以後來為什麼會寫小說？因為寫小說自由多了，我可以胡亂指控 (笑)；對，你說我影射，沒有，那只是小說，所以小說療癒的地方就在這裡。其實我那個系列的小說本來都要以「不那麼純屬虛構」為名，只是出版社說這個書名讓人家看不懂是在幹嘛，所以要換個大家看得懂的書名。

就像最近的選舉新聞，其實「合法」是一個很容易的過程，你要讓甚麼事情合法是非常容易的；如果政客做很多事情沒有辦法合法，那只能說他的幕僚群太爛了。合法不一定合理、也不一定合情，但是只要他合法你就很難指控他。

就像說，今天一個科技部計畫審查，計畫過不過，都是審查委員的共識決。但是審查委員是誰指派的、怎麼決定的？那就是一個「藝術」；可以是電腦隨機選的、也可以是稍微不那麼隨機的人為，這是官署內部的作業，外人不可能知道所有的操作細節，操作的細膩一點，就完全不會有任何證據留得下來的操作細節。所以社會上有很多不合理的事情，為什麼很難平反？就是因為這麼細膩。

Ａ：老師，我很好奇，對於老師剛剛講的像是計畫審查，或者說學術界裡面常有一些比較見不了光的事情，在那麼多事情中，老師會去追這個學術造假的事情，是覺得說事情嚴重到需要強力追究，還是老師覺得學術圈本來就應該要有不一樣的標準？

蔡：造假這件事情不是2016年才有，這是一個很老很老的問題。我從1989年開始進實驗室到現在，我見過很多，某種程度你可以說，看到有造假是件很「正常」的事，就是要畢業了做不出來，要升等弄不出來，所以造假不是一個新問題，是一個老問題。

我也很清楚這種「正常」，只是2016年讓我見識到說，原來造假不是那種有被解聘的可能，或者是碩士唸三年還不能畢業的人的專利，而是都已經幹到院長、幹到校長、幹到院士了你都還是會想這種事情；不是因為要升等了就差這一篇，沒有，是連續十幾年都幹這種事。我2016年處理這事情才發覺，挖靠怎麼… 所以一開始我沒有想到會是這麼麻煩的事情。

我記得一開始跟我學弟談了之後，只認為大概是某個博士後又被逼到了，或是博士班學生被學位逼到了，然後覺得他老闆真衰；那時候我們還以為老闆很衰，後來沒想到根本是老闆的問題，不是博士班的問題。所以說造假這件事，偶發事件有，因為某種壓力所以只好，那個其實常常聽到，你去看科技部那種各式各樣的懲處案件，都有，只是台大這件事，我真的沒想到那麼高層級的人也會弄，而且是弄那麼久的時間，這個是我那時候才第一次見識到的。

Ａ：那老師是覺得說，假如是一個需要升等或者需要畢業的人，他把數據稍微潤飾修改一下，不過是個人的錯而已；若是像台大這個已經牽扯比較廣泛，經費多層級也高，那才需要追究嗎？

蔡：我們分兩個層面來提，一個是錯的事情當然要被糾正，但是誰來糾正？今天如果是一個研究生，然後他為了畢業去弄，結果被人家看到了，最後學位就被撤掉了，好啦，那就結束了嘛，因為做錯事的人已經被懲處了。如果有些人造假竟然沒有被發現，我們只是聽說但沒有明確證據，那因為沒有足夠證據，你最多就只能對他嗤之以鼻。

不過講句實話，一篇paper刊出去會被多少人看到、citation？我是這樣覺得啦，台灣一定還有很多人造假，但造假的人只要不過份貪心，只要剛好升等就好，不要去投Nature、Science那種大期刊，沒人重複你的研究，所以沒有人發現造假，然後就… 算了。

我的意思是說，如果他只是這樣子，那他對社會的影響不大；他對公平性有影響，但他對於學術的進步影響並不大。所以這些要不要特別去報導？就是說，科月的資源有限，什麼樣的事情才值得放在這有限的版面去報導？這些個別的零星造假事件需不需要報導？

我覺得以科學月刊的這種有限資源的公共財是不用去報導那些的，但台大這件事情不一樣，因為層級太高了、太有系統的造假了，而且他們很貪心，因為他們發表的期刊很好，所以那個影響就很大，那個是跟健康、跟癌症有關的造假研究，這已經不是個別的人因為某些特別的壓力所造成的，這些人是長時間、有系統，而且是很貪心的在很好的期刊去發表，所以整體看起來已經不只危害到這個社會的公平性，也危害到學術的進步，危害到新藥的研發。

我記得當時去訪問台大一位調查委員時，他說還不止這個，他認為這對教育界的影響很大。那次造假的人都是很大的實驗室，每年很多碩博士生都從那邊出來，將來這些人有樣學樣，他們散出去之後，對高等教育的影響會是什麼樣子？就是說，這已經不是那種為了沒飯吃而去偷東西，甚至也不是為了吃好一點而去偷東西，他只是為了炫耀我有這麼好的東西去偷東西，那個已經是完全不一樣的意義。所以從這個角度來講，科學月刊就有必要去報導這樣的事情。

Ａ：接下來想要回到寫作的部分。老師剛剛提到會寫小說是因為有事埋在心裡面不舒服，所以透過文字呈現。那，詩，老師是什麼時候開始寫的呢？

蔡：詩純粹是一種年輕的夢想。應該這樣講，是我第一次讀鄭愁予的詩之後。

我們以前讀的新詩很無聊啦，課本裡都是可以衍伸到反共抗俄的那種詩，什麼燈塔然後就照亮了然後就OOXX... 我記得那時候國中還是高中？應該是國中，我們有那種… 你們大概都沒有想到，以前那種我記得有叫什麼什麼青年的小冊子，都是那時候政府印的文宣品，我剛好就是在那種文宣品裡面看到一篇介紹鄭愁予的詩，「敲叮叮的耳環在濃密的髮叢找航路； 用最細最細的噓息，吹開睫毛引燈塔的光」，哇！怎麼沒有文以載道呢？竟然都在談感情？而且談的這麼好，我第一次見到情詩竟然寫得這麼好；鄭愁予的詩，《如霧起時》，你看我到現在還會背。所以我那時候就想說，原來詩不光是承載國仇家恨，文也不用載道，可以完全承載自己的感情。

就說青少年很容易受影響，課本古詩選多了，我那時候就會模擬，會寫五言絕句。後來覺得寫五言絕句真的不曉得要幹嘛，看到鄭愁予的那種比較活潑，就會想學。那，寫詩不用像小說要寫的話，要有人物安排、要有劇情安排，詩比較... 比如說我常常隨手記一些忽然想到的句子，所以就會累積，詩比較容易累積，不像小說要累積很難。

只是說… 也是一樣，你不曉得自己寫得好不好，能不能出版？對啊… 出版以後到底有誰要買？其實也是很湊巧，因為剛好幫我出小說的出版社，他們本來就專門在出版詩集，後來我就挑了五十首給他們看，問說可以出版嗎？因為他們就很阿莎力啊，說可以啊，所以就這樣出了。因此對我來說，詩純粹就是一個長時間的累積，慢慢的累積。

Ａ：老師讀鄭愁予的詩的時候，年紀是多大？

蔡：應該是國二或是國三的時候，後來我就去買了一本鄭愁予詩集，覺得，哇！怎麼… 鄭愁予最有名的詩都是在他19到23歲的時候寫的。

Ｂ：感情最豐富的時候。

蔡：對！現在被人家談最多的《錯誤》 ，我記得好像是他在20還是21歲的時候寫的，他那種文字很… 就是很有荷爾蒙成分在裡面的感覺。你去看他後來老的時候，我忘了確實的年紀，應該是五十幾、六十幾歲寫的那些詩，就是一副算了我要躺到棺材裡面，就是那種很、很… 會反映在文字上面。不過現在我覺得也寫的還不錯，因為我也老了，所以我知道他在寫什麼，就已經不是熱情洋溢的...

Ｂ：會不會很匠氣啊？

蔡：不是匠氣，就只是說，詩中所承載的意念已經不是那種人生很有希望、充滿想像，而是…

Ａ：比較消極嗎？

Ｃ：比較灰敗？

蔡：不算消極也不算灰敗，很難講... 就是說… 我現在跟我年輕的時候比起來，以前做實驗會很享受，努力想去發現什麼，但對我現在來說，現在就變成一種工作而已，因為我不覺得我的發現有辦法再改變什麼，我已經不覺得大自然的運作可以因為某些發現而真的被改變。我真的這樣認為，實際上人類的能力很渺小，其實你真的能夠創造… 比如說那個基因改造，講句實話我覺得那個是噱頭。用那個幹嘛？把一個生物的基因改造幹嘛？讓你多活十年，然後呢？對，然後呢？你讓一個九十幾歲的人活到一百一十歲，然後呢？那二十年他要幹嗎？

有時候這就變成是很奇特的問題。就是，有時候，我們現在覺得好像很有價值的東西，實際上放長時間軸來看，它是不是真的那麼有價值？這種感嘆就會反映在詩裡面，讀起來就一副，算了… 那也算了好了；讀起來就不像說「敲叮叮的耳環在濃密的髮叢找航路，用最細最細的噓息，吹開睫毛引燈塔的光」那麼有意境，感覺好像要發展出一段很熱切的戀情。

Ｂ：所以老師您大部分的詩比較偏向個人生活經驗嗎？

蔡：我的詩基本上就是個人的經驗與想法。

Ｂ：那你有比較喜歡寫哪一類相關的嗎？

蔡：沒有。

Ｂ：想到什麼就寫什麼？

蔡：對，能夠寫得出來就寫。基本上都沒有載什麼道啦，我覺得其實詩不應該文以載道，詩應該是一個抒發情緒的東西。當然，你什麼時候有情緒？就像我第一本詩集，因為很多是比較年輕的時候寫的，所以跟感情有關的詩比較多，第二本是比較老的時候，所以就開會很無聊、吃便當的事情也寫，就是一個生活感懷，就是這樣子。

A：所以老師寫新詩，是因為國中看到的詩集？

蔡：那是一個觸發點，覺得說，詩是一個不錯的工具，關於描述感覺。用照相機其實也是描述感覺，去旅遊拍個照，以後看到照片就會想到那時候有多好玩。

詩很有趣的地方在於，當你寫了一個句子，某種程度也是拍了一張那時候的心情照片。我寫了一句，那時候心裡的想法是什麼，其實是有被記錄下來的。這不是很精準的紀錄，就有點像你去看一齣舞臺劇，這一幕戲換到下一幕，中間空白嘛，因為燈關掉、換佈景，啵，下一幕就出來；某種程度就像這樣，你就一行跳到下一行，這兩行之間其實不需要太多連結，它是一個留白，看到那個留白就可以自己腦補想像。

就是，詩很簡潔，你不用很消耗ATP去說，喔，我一定要把整件事情敘述得很完整，不用。你就是挖幾個特別的意象，寫下來，就像照相一樣，我不用整個錄影，只要照幾張照片，將來就可以回憶整個場景。所以詩是一個很方便的紀錄工具，照心裡的工具。

Ａ：老師剛剛有提到說，當時很多詩的選輯標準是塞國家想要讓大家看到的東西...

蔡：我現在會比較厚道的來看待這些事情。比如說像余光中那些詩，我相信他也的確有那樣的感懷，我現在會比較設身處地的思考，如果我在年輕的時候被迫離鄉背井到一個完全不熟的地方，我當然會對我的故國有很多想念。就像你去看Thomas S. Kuhn的《科學革命的結構》，他在談說什麼叫科學？你說哥白尼之前那些說地球是中心的人不是科學家嗎？他們基本上也是科學家，因為他們有他們的一套，你要判斷他是不是科學？其實你要回到他的年代，他能夠得到什麼樣的data？他只要能對那個data有充份的架構去說明，你不能說他不科學。要理解一件作品，某種程度要用像這樣的角度。

當我們今天去理解那些課本上的詩的時候，不要用我現在的政治立場去理解，我們換個角度。即便說我們小時候看那麼多文宣品，開玩笑，我小時候政府告訴我們要殺朱拔毛、反攻大陸、拯救苦難同胞，然後一直到三民主義統一中國，當然現在你會覺得那是一個很奇怪的世代。但是我覺得回溯到每一個時期去看，發明這些口號的人，或許他也不是那麼心口不一，也許他真的是那麼想的，因為對他來講那是他的故國，他真的很想回去。我覺得現在我會比較厚道來看待，就文學的成就來講，應該要回到那個年代來評斷。如果是以這樣的觀點，那他還是寫了很不錯的詩，因為他還是很忠實地記載了他的想法，就這樣子。

Ａ：了解，那我想回到小說的部分。因為老師剛剛有提到說是，小說的話其實有一些是關於學術圈的事情，但因為四本裡面都有提到感情的部分，所以我滿好奇說，老師寫了四本小說，裡面放的感情，是有事先想好，還是說其實在慢慢寫的時候潛意識下把這些元素放進去？

蔡：其實裡面那些感情的事件，這樣講好了，其實第一本最特別，我常常跟人家談說，第一本認真講，那本小說不是我寫的，我覺得我寫了一本不是我寫的小說。因為那一本我寫的時候是非常奇特的經歷，如果你們聽得懂臺語，我講真的，我是「桌頭」。我覺得我不是作者，好像冥冥中有... 那一本才寫了兩個月，二十一萬字...

A：兩個月？

蔡：兩個月。我每天固定時間就坐下來，就有人演戲給我看，我就把它紀錄下來，我完全沒有去規劃。其實認真講，我四本小說內容都沒有規劃，但第一本最可怕，第一本是完全無中生有，我甚至寫到中間，哇卡！男女主角要結婚了，我是寫到前一段我才發覺他們要結婚了，我完全沒有預想到他們會結婚，就突然冒出那句「我們結婚吧！」這樣子啊... 好吧，那就結婚吧，但我要怎麼結局啊？都已經結婚了那後面要怎麼寫下去？事情都還沒有交代完！

所以第一本對我來講是一個很奇特的經驗，我到現在還很難解釋這一點，就是說，那個劇情只是看人家演戲就把它寫下來。後面幾本我就比較有自己主導的能力，那些感情的事情純粹是不要讓小說變得太枯燥，但是後來我有幾位朋友說，你寫那個也很枯燥啊，完全沒有任何腥羶色的成分，這樣還是很枯燥啊；但就剛剛說的，我沒有辦法，我是人家的爸爸，我又是當老師的，你要我寫什麼腥羶色呢？當然我還是借用了我一些同學的故事、我聽到的故事，不過我已經盡量修飾到不要讓人家對號入座了，就是這樣子。

Ａ：他們有看出來嗎？

蔡：管他的！

Ａ：老師其實我還想問，就是說，詩跟小說老師擺在裡面的元素是不一樣的，那小說，第四本看起來題材也跟前三本不一樣。那老師在寫小說跟在寫詩的時候，是什麼樣的心境下，會聯想到放哪一種類的元素進行創作？

蔡：詩完全是，真的是隨緣的作品，雖然我兩本詩集出版的很密集，但那只是前面累積的很多，現在我只是去整理而已。而且對我來講能出版是一個意外，我從來沒想到我會出詩集，竟然有出版社願意出，那純粹是一個意外的收穫！

小說我是有比較特定的規劃，除了第一本以外。第一本真的是一個很奇特的、我完全沒有想到會出現的東西，但是因為那一本出來了，過了好一陣子，沒什麼負評，就覺得好像我也可以寫得不錯的樣子，所以我就繼續寫。

後來的小說我是有想把特定的東西放進去，那第四本的確是我一個重要的嘗試，就是說科普知識要怎麼讓人家看得懂？大家願意看什麼樣形式的科學知識？

像我們科學月刊上的文章，基本上就是平鋪直敘地去寫了一個科學的事實，即便作者用了很多生動的表達方式，他還是一個「我講給你聽」科學發現了什麼什麼，還是一個這樣的模式。所以我在想，有沒有可能像一齣有趣的電影，就是說，我們有沒有可能讓一些大眾娛樂的媒體能夠承載科學的訊息？所以第四本的《我腦袋裡有實驗室的病毒，嗎？》我是想做這個嘗試。

所以在那本小說裡面，基本上所有的過程都有可能會是真的，我盡可能讓所寫的事情不是那麼科幻，都是在現有的知識基礎上，就理論來說一定可以辦到的事情。然後我也把所謂「科學研究」的過程，做了深入的呈現；科學這件事情不是只有事實的生產，其實科學有時候更精采的部分是科學家的內心戲，像是為什麼要做這樣的實驗？當初為什麼會冒出這樣的想法？很多過程其實牽扯到的是價值取捨的問題。

就像說我剛剛講的基因改造能不能用到人的胚胎？認真講這已經不是一個科學問題，我覺得科學的問題是很小的部分，最大的問題是倫理跟將來對人類發展的衝擊；就是說，我們能不能做上帝的事情？雖然現在我們已經做了不少類似的，像一直有爭議的基因改造植物和動物的商品化。但是今天很直接的去改變一個人的胚胎，這到底值不值得做？應不應該做？就是說，「科學」不光只是知識的產生跟陳述，還有科學家本身對價值的取捨，我覺得這個都是應該被討論的。

所以我想說能不能用一種比較新的方式來陳述這件事情？《我腦袋裡有實驗室的病毒，嗎？》算是我的嘗試，盡可能希望用劇情的方式導引出這些概念，這是我自己的一個嘗試啦。

就像剛剛講的，科月跟科報，我們要怎麼吸引更多的讀者？在我們的刊物裡面，還可以多做什麼樣的創新？就有點像以前的副刊一樣，什麼叫副刊？副刊以前叫「報屁股」、報紙的屁股，你們大概沒聽過這種名字。以前的副刊也是為了增加報紙銷路，在很嚴肅的新聞後面就附一些文選，讓大家看一看，結果有些報紙的副刊變成主要的吸引點；然後副刊除了讓人家投稿，也可以請人家寫連載的武俠小說，很多人買報紙是為了看那個。因為那個年代沒有網路嘛，所以每天的報紙變成娛樂來源，每天去翻報紙是為了要看那個連載的武俠小說。

類似這樣的概念，就是有什麼樣的副產品可以協助主要產品的銷售？也許將來科月或科報我們也可以有一個連載的小說，也許是一個武俠的科普連載小說，也許你們可以思考看看。就是，有一個什麼樣新的承載形式？這樣的想法。

Ｂ：老師有下一本書的計劃嗎？

蔡：我有打算寫下一本小說。

Ａ：哪一種主題？

蔡：哪一種主題的？其實我也不知道，因為我寫了四本，認真講，我都沒有事先去規劃，大概只有一些模模糊糊的方向而已，不過寫下去之後，又常常岔掉。

我最近是在想，之前中研院那個P3的事情是不是可以拿來寫？但是我在第四本已經寫了P2實驗室，不過那個劇情還不是什麼緊急的危機，但最近的這種已經到P3、P4等級的危機事件，我是有點想寫一個這樣背景的故事，但是只是這樣想，還沒有個成形的樣子。

Ｂ：老師您會想創作短篇小說嗎？

蔡：對我來講，我的主業還是一個科學家、還是一個大學老師，所以最近為什麼文學寫作的進度會停下來？因為我要寫科技部計畫、學生要畢業、paper要改，所以我只好停下來。也就是說，對我來講，我的主業不是文學的創作，所以也沒有說一定要保持什麼樣的產量，然後非得去挑戰個文學獎不可。我的本業是老師，老師這個工作已經給我足夠的薪水可以活下去，所以寫作對我來講是一個樂趣。

有沒有可能短篇我也不知道，也許寫一寫發覺湊不了長篇，就把它改成短篇。但短篇的問題是發表到哪裡，當然我也可以自己發在FB、方格子啦，但是我喜歡看到一本書，對我來講，那比較像是真正產出的型式。不過也許將來累積夠多的短篇也可以成為一本書也說不定，但是我沒有特別的規劃就是了。

蔡：順便問一下，有沒有工作上的問題需要投訴的？

Ｂ：沒有啦，這倒沒有。

Ｃ：沒有ㄟ

Ａ：還好啦。

蔡：基本上我覺得在科月工作，真正奉獻的不是我們這些兼任的人，真正奉獻的是你們這些專任的人。就是說，如果把你們投入的時間拿去做別的工作，也許你可以賺比較多的錢、有比較多的發展，但你們願意在科月裡面待下來，我覺得這是一個很難得的奉獻。

科月我覺得這五十多年來真正奉獻的是專任的編輯們，因為你們把你們的生涯投進來；兼任的像我，我有我的教學工作，科月即便倒了對我來講也沒影響，我可能只是感嘆兩聲就結束了，因為我還有我維生的工作。所以我會覺得某種程度來說，科月的主體應該是誰？應該是各位專任的同仁們，因為你們把生涯跟科月綁在一起。從我當副總編輯開始，我才真正接觸到編務，我才知道你們擔負了多少的責任，那個壓力有多大，我們這種兼任的真的就是兼任而已嘛！

其實講白了，如果我們很撙節開支，很省很省的弄，大概撐到科月60沒有問題，但是如果科月60就倒了，那撐到60跟撐到58有什麼差別？ 那撐到58跟撐到56又有什麼差別？如果從這個角度來想，我寧願現在把比較多的資源在這個階段就投入，大家好好的衝，思考一下怎麼創造新的獲利模式？怎麼增加銷售？怎麼增加我們在社會上的份量？搞不好我們就可以撐到科月70、80了，就因為我們這一波的改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