給研究生新鮮人

跟研究生新鮮人談談研究生這一行。雖然等一下我所談的都是個人蠻主觀的意見，不過我當過七年的研究生，教書二十年來也指導過不少的研究生，所以這些主觀意見，我覺得應該還是會有些參考價值才對。

跟研究生關係最密切的，應該是指導教授了。所以一開始我就從我與我的兩位指導教授之間的一段故事說起。

談一段我的天兵史，這段經歷我後來寫進《我腦袋裡有實驗室的病毒，嗎？》這本小說裡。先講結論，在這段經歷裡，我從我的老師那邊學到的是「學生不是老師的財產，學生有權決定他想要學習的東西。」不僅指導教授要有這樣的認知，研究生自己更要有這樣的認知。

我 1990 年在台大動物所唸碩士班的時候，是在中研院動物所廖老師那邊學習做研究。1990 年左右剛好是台灣的分子生物學研究起步的階段，我剛好趕上這股熱潮，就以分子生物學的方法去研究細胞生理的課題。我記得我第一次做小量細菌質體抽取的實驗時，我看著那一小坨躺在一毫升離心管中像是白色粉筆灰的 DNA，愣了好久，想說這是什麽東西啊？這就是記載生命密碼的物質嗎？而接下來實驗不是加各種酶去切割或連接 DNA 片段，就是把這些 DNA 拿去跑電泳。整個過程中，「最接近」活的東西，就是養細菌。說是「最接近」是因為細菌用肉眼看不到，在實驗的過程中，不管是畫在培養基上的或是長在培養液中的，都不會把它們拿到顯微鏡底下看看它們長的樣子，因為不需要，養了細菌就只是為了抽它們的 DNA，所以長相不重要。

那時候廖老師給了我很豐厚的助學金，也給了我很充足的資源和自由，在沒有進度壓力的狀況下，允許我買東買西的做各種嘗試；而關於買東買西然後東試試西試試的這種行為，若是以我現在當人家指導教授的眼光來看，那時的我真是敗家子的行徑。而且廖老師對我是，實驗成功加以鼓勵、實驗失敗也加以鼓勵，若是以我現在當人家指導教授的脾氣，我應該會在學生失敗第三次就破口大罵了。

雖然廖老師對我很好，但每天都在離心管內、在電泳槽裡推測看不到的生命如何運作，實在是件很無趣的事情。結果在碩一升碩二的暑假，有一天我忍不住就跟廖老師說，我不做分子生物了，想換個可以做做整隻動物的實驗室。廖老師跟我聊完後，笑了笑沒多多說什麼，要我先去找找其他實驗室，如果有感到興趣的，就去試試看，然後那個月仍然給我豐厚的助學金。

所以我就到台大動物系嚴老師這裡，跟老師說，我想用整隻老鼠做做跟記憶學習有關的題目。嚴老師說，好，雖然他那時的重點不是記憶跟學習，不過他說可以讓我從神經解剖的角度去試試。所以嚴老師也給了我跟廖老師那邊一樣豐厚的助學金，然後讓我開始試試。結果兩個星期之後，我覺得做切片染色的實驗，好像也沒有比跑電泳更接近生命，想想，那還是回去廖老師那邊好了。之前做了一年有點 data，再繼續做應該比留在這邊做染色切片更有把握在兩年畢業。所以我就跟嚴老師說我不幹了，想再回去廖老師那邊繼續做完。

嚴老師跟我聊過後，笑了笑沒多評論什麼，要我先去找廖老師談談，如果廖老師同意，就回去中研院繼續，然後那個月仍然給我豐厚的助學金。好，結果我真的就跑回中研院跟廖老師說了，老師仍然一貫微笑地聽我講完，然後要我回來繼續。之後的一年，一樣有豐厚的助學金，一樣沒有進度壓力的讓我東試西試。

以我現在看來，那年的我真是天兵白目加三八。這麼多年來，我一直在揣摩，當年我的兩位老師心裡到底在想什麼？那時候的他們都還是剛回國任教沒多久的年輕人，然後實驗室也都還沒有什麼規模，也不過就幾個研究生可用，完全就是慘澹經營的時期。

我後來是在小說中寫出我慢慢體會出來的答案，他們為什麼可以容許一個天兵這樣來去自如？我覺得他們都有個類似的信念，那就是，自然太複雜了，人跟人之間也太複雜了，強求都沒有用；常常所謂的發現，都不在意料之內，所以隨緣，也可以是一種積極。所以在當了大學老師有了自己的研究生之後，我就不斷在心中告訴自己：學生不是老師的財產，學生有權決定他想要學習的東西，若是有緣在一起作研究，大家就各自好好盡自己的本分，好好一起享受研究過程的樂趣。

但是，畢竟像我這麼幸運，能同時遇到兩位心胸這麼寬大的老師的例子不多。我想更多人的經驗是，換實驗室像是叛變一樣，所以這時候想要求去的研究生就需要尋求一些協助。許多學校都訂有一套協助的機制，像台大就訂有「國立臺灣大學論文指導教授與研究生互動準則」，裡面就列舉了四種研究生跟指導教授可能會需要行政作為介入協調的狀況。

不過，既然說是像「叛變」，所以許多人即便更換了指導教授，但可能變得兩面不是人，遭遇到一些不友善的對待，然後接下來的研究生涯，就變成一連串動心忍性的過程。當然，如果能撐過這段「動心忍性」的過程，也許就變成可以承擔大任的人。不過我想要告訴大家的是，不要硬撐，沒有非待不可的實驗室，沒有非唸不可的研究所，當環境真的不友善，而且不友善到需要極度忍耐去過日子的話，這時候該想的：一個需要靠忍耐才待得下去的地方，值不值得待？

有時候我們得回到「研究（research）」這件事情的本質。研究的主要目的是發現新的現象、發明新的東西。再怎麼名校的研究所，規模再怎麼大的實驗室，都沒有辦法窮究所有新的事物，所以在一個研究室待的很痛苦，或許正是一個轉變的契機，一個重新追尋、一個「re-search」的機會，想一想：對人生或是對學術研究，你更遠一點的想法是什麽？是不是非這個研究主題不可？是不是非學這個方法不可？研究所只是個過程，你透過這個過程想要得到的東西，最原始的初衷是什麼？是不是轉個向，說不定可以得到些更精彩的東西？

我自己的經驗是，在 2017 年之前我是個做老鼠神經電生理研究的人，後來因為發生了些事情，客觀因素讓我無法再繼續老鼠那麼花錢的研究，所以我就把實驗動物換成蝦子跟螃蟹。一隻有高血壓的老鼠要 1200元，但螃蟹、蝦子一斤連 600 元都不到，而且文獻上有關於這些甲殼類動物的電生理，不管是神經還是心臟的電生理，實際上做的人很少，所以這就變成我一個新的切入點，利用我最擅長的本領，找到一個還沒有大規模開發的領域去著手。也因為這樣，我得以繼續延續我在科學研究上的本務，這兩年開始也陸續有這方面的 paper 發表了。

我還跟我的哲學家朋友合作，也在很好的期刊發表了我的第一篇哲學論文，那是利用我最熟悉的心律變異性分析之課題，所想到的一個跟哲學有關的議題。當初我的哲學家朋友聽到我的構想後，覺得很驚訝，因為她從來沒有想過哲學領域可以這樣分析文獻。這樣的跨領域合作，就是用我最擅長的東西、最熟悉的領域來跟我不熟悉的領域內的專家合作，以這樣創造出新的可能、新的產出。

甚至我還把不做老鼠研究之後所多出的時間分一些來寫作，從 2017 年到現在，我已經出版了四本小說和一本詩集，還有一本新的詩集也會在今年底出版，所以朋友們可以稱我為「科學家」，可以稱我為「作家」，也可以稱我為「詩人」。

這也是我想跟各位分享的，人生可能不會一帆風順、可能會遇到一些挫折、可能有被迫要轉向轉行的可能，但不要怕，靜下心來努力思考你最擅長的是甚麼？運用你最擅長的部份，去尋找新的藍海；不一定要跟人家一直擠在紅海的領域，勇於嘗試，用自己最擅長的本領去嘗試新藍海。

「學術研究」在目前已經是專門的行業，而且是規模龐大的行業，台灣的科技部在 2020 年補助基礎研究的專題計畫，總經費就超過一百億新台幣。這還不包括其它公私部門提供給學術單位的研發經費。所以跟學術這一行有關的人，不光只是在實驗室、在研究室裡這些做研究的人，還包括供應各式機具耗材的經銷商、製造商，出版期刊的出版商，甚至連辦研討會，特別是那些大型的研討會，都可以成為一門生意。

但儘管學術研究現在已經是一種行業、一門生意，不是那麼單純是象牙塔內的學問思辨，不過，「研究」這件事情仍然有它最基礎的本質：to find something new；不管是新發現或新發明、新應用，就是要「新」。而一個新的東西的產出，至少牽涉到三個面向的「新」：誰想的「新」、誰做的「新」，而「新」的功勞又是屬於誰的？

談到「新」，在這裡我再講一下我第二個天兵史。

我人生第一篇第一作者的 paper 是 1996 年期間做的工作，在台大動物系嚴老師那邊唸博士班時的研究成果。1996 那一年，在許多實驗的挫折中，我幾乎要放棄已經讀了四年的博士班，連休學申請表都準備好了。還好在那年七月這篇 paper 被接受了，讓消沉的我又有動力繼續這個博士學業。

還記得當年寫完英文初稿拿給嚴老師修改的時候，老師看了半天，然後很委婉、很客氣的問我說，要不要先用中文寫個草稿，這樣他比較知道我在寫什麼… 哈，我想，人都要經過很菜的階段，我現在都用這個例子來鼓勵學生寫他的英文初稿。

不過這不算天兵的部分。天兵的是，paper 中所描述的那支電極的設計與製造，原始想法來自於我的兩位指導教授，然後在過程中受到幾位朋友的幫忙，所以在文稿最後完成的時候，我洋洋灑灑地列了七位作者在上面。嚴老師看了之後，又再度面有難色很委婉地跟我說，這篇的內容不是很龐大的工作，所以作者群的數目不要太多，應該仔細考慮大家的貢獻度，有些放到文末的誌謝裡就可以了。

但因為那時我還是天兵一枚，請人幫忙的時候都跟他們說將來大家是作者，所以我就很堅持七位都要列上去。講了半天，嚴老師覺得很無奈，就跟我說，那這樣好了，如果你覺得對其他人很難交代，那這篇就單一作者好了，就你自己一個，我跟蔡院士（蔡院士是我的共同指導教授）都不要列在上面，這樣的話你就比較好跟其他人交代，畢竟指導教授都不列，其他人應該就不會怪你。

後來，還好我自己越想越不對，才硬著頭皮去跟朋友們解釋，然後朋友們也都很阿莎力的說沒關係，所以這篇 paper 才能以合適的作者序發表。

但不是每個研究生都可以像我這樣幸運的遇到容忍天兵、拉拔天兵的好老師。我在小說裡就寫了這樣的例子，一個苦命的博士班學生一直被指導教授逼著在幫別人生產論文，但是他自己卻都得不到該有的作者位置。雖然這樣的情節是小說虛構的，但是我相信在現實生活中，應該有不少類似的真實故事發生過。

所以這又回到那三個「新」。一個研究成果到了發表階段，要怎麼論功行賞？要怎麼界定創意是誰想的、過程是誰做的、功勞要歸誰？當然，許多期刊在作者須知裡都會條列一些原則性的規定，不過說實在的，真要執行起來都沒有什沒保證無糾紛的方法；實驗記錄簿寫得再多，也無法將每個討論過程裡誰說了什麽都鉅細彌遺的記載下來作為呈堂證供。

所以溝通是重要的，不過說實在的，像是教育部學倫教育資源中心這樣的建議：「雙方在論文撰寫前，就應該進行充分的溝通，並預想和討論可能面對的問題，以確保論文在完成後，不會產生作者定義及排序方面的爭議。」實際上的可行性並不高。因為研究生相對上是弱勢，而且大部分的研究生還是絕對弱勢，通常都沒有跟指導教授喊價的籌碼，也因此這樣的建議算是窒礙難行的建議。

所以，怎麼辦？

我還是想要告訴大家，不要硬撐，沒有非待不可的實驗室，沒有非唸不可的研究所，當環境真的不友善，而且不友善到需要極度忍耐去過日子的話，這時候該想的：一個需要靠忍耐才待得下去的地方，值不值得待？

關於學術倫理與誠信，我個人覺得可以從三方面來談：

第一是不要蓄意抄襲、造假或違反一般公認的正義原則。不過這是屬於國民生活道德的範疇，不需要對這些已經是成年人的學術工作者再教一次；或說，在這個年紀才教，是沒用的。

第二是「合法手段」的認識，就是有關於參考文獻要怎麼引用、實驗圖片只能做哪些處理、數據分析該怎麼取捨、作者排名該依什麼原則之類的規矩。基本上，我覺得這只是「行規」，應該在專題研究或專題討論，甚至是各種實驗課或需要學生交報告的課程中教的。這算是學術工作的行規認識，與倫理關係不大，不過卻是目前官方執行學術倫理教育的重點。

第三個是：怎麼讓學術工作者不要「蓄意」昧著良心去違反道德、違反學術工作的行規。這又可以分兩個層面來說，一個是官方真正該著力的，就是建立合乎公平正義原則的學術行政管理制度。舉個簡單的例子，過去許多篇被判定為造假的論文到現在都沒被下架，都還高掛在各個學術資料庫受人引用。這就是目前的學術行政沒有建立好制度的明證。

另一個層面則是各個老師、PI 該努力的，要怎麼建立一個大家可以共享研究樂趣、讓研究工作回到該有的求真本質之實驗室文化？這是重點中的重點，也是在談學術倫理課題的時候，大家應該多多分享的部分。

在前面我已經分享了我的老師們，為我們所示範的「讓研究工作回到該有的求真本質之實驗室文化」，但是在現實中，還是有不少人會遇到很糟糕的狀況，就像我在幾本小說中提到的例子。

如在《死了一個研究生以後》就寫到，實驗室老闆自己埋頭造假，結果被捉包了還硬拗。這種狀況，在現實中我看過的，其實還不少。或許不是像小說中這個老闆那麼死硬，但是覺得自己想的理論與假設沒錯，錯的可能只是研究生做錯或是儀器不準、材料不純的老闆應該一大堆。所以許多人，不管是研究生或是老闆，常常會掙扎在Ｎ值要怎麼挑？圖片要怎麼修？等等這種遊走在造假邊緣的取巧。

而在《倫．不倫，愛之外的其他》中的這個邱老師就更慘了。大老闆不用自己動手，直接發包給論文工廠去造假加工，地位跟研究生差不多的菜鳥 PI 被大老闆栽贓了還不能夠喊冤。同樣的，小說雖然是虛構的，但各位只要在 google 打「論文工廠」，就有機會看到這些加工業者所刊登的曖昧廣告，過去也有這些工廠代工後所發表的論文被爆料的新聞。

這在台灣多嗎？就之前台灣的案例，台灣有些實驗室自己就是工廠，不需要外包。

我在《就在那時：情，與江湖》還寫了一種層次上比較複雜的造假，系統性造假，那是建立在一種像是禁止但實際上默許的，說「行政作為」好了。當然，還是要先聲明，小說是虛構的，但是現實社會中，有沒有類似的事情呢？或許，就像是當某個企業大到不能倒的時候，政府就很難完全依照常規去處理它；學術界也一樣，當某些利害關係已經盤根到難以撼動的時候，一般性的原則就很能一般性的解釋。而且這裡更牽扯到一個更麻煩的問題：如果最後的結果是對大多數人有利，那麽過程中是不是可以暫時無視一些正當性原則？

上面那三個例子如果以一般性的問句來陳述，就是：

當然，在這裡我可以正氣參天的把這六題都給個一律依照正義原則的答案。不過，符合正義的答案是好答案嗎？

正義是要付出代價的，不是每個人都付得起的。如果真要問我的答案，我只能說「量力而為」，我們只能讓自己不要成為那個做壞事的人，但該不該出來吹哨、該不該挺身對抗，那得視每個人的條件而定，沒有個標準答案。

最後，我還是想要告訴大家，不要硬撐，沒有非待不可的實驗室，沒有非唸不可的研究所，當環境真的不友善，而且不友善到需要極度忍耐去過日子的話，這時候該想的是：一個需要靠忍耐才待得下去的地方，值不值得待？

如果當初唸這間研究所或進這間實驗室的決定，在接下來的過程中發現是錯誤的，那就讓自己當個過客就好，畢竟，人生還有其它許多美麗的風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