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次傍晚何景宜去慢跑,被狗追,翻了一圈,回家時腳崴著痛,坐在沙發上休息,眼睛閉上卻驚魂未定,高媽媽拿了一杯水放在他面前的茶几:「您臉色不好,有需要幫忙嗎?」他張開眼睛:「請幫我拿醫藥箱過來就好。」
有時候,何景宜會提醒一些事,高媽媽從不講理由,有一次本來要講,她突然改口:「好的,我會注意。」然後迅速地整理一次。這跟他的性子大同小異,縱然感覺委屈,但委屈的皮下,不過是驕傲作祟。他最欠缺感性神經,最討厭別人在工作時講理由。律師的工作強調證據,所以一切多說無益。高媽媽還有一樣好,就是「行動力」。如果做不到,也會過幾日和緩地說明:「玻璃的水垢除非洗完澡馬上刮乾,如果不能立刻乾燥的話,鈣化是正常的,我會盡量維持不讓水垢更重。」
或許這世上由別人看起來,坐擁高階的權力者都特別仗勢欺人,但所謂低階人士在何律師眼中,恰巧跟高階的少數族群一樣傲慢,至少比例不相上下:
「一個認為用錢可以解決一切,什麼違法犯紀的事都敢做,用錢解決就好。」
「一個認為沒有錢永遠無法解決問題,什麼違法犯紀的事都敢做,因為必須弄點錢。」
就這麼個循環,死循環。
高媽媽完全是一灘活水,顛覆何律師對人類的理解。也許是因為他的咖啡機每天都有換水循環的因素。
高媽媽持重的態度,自然值得該有的禮遇。他真心信任,認真邀請高媽媽幫他管家,並持有他家的門禁卡:一週五天,下午兩點半到晚上六點半。每日工時四小時,國定例假休,月薪兩萬四,年終一個月。
就算這只是一份勞力活;更何況這不只是一份勞力活。
何先生有次潑翻一大杯咖啡在中型的布沙發上面,他吶喊一聲:「哇!」立刻必須趕去上班。藍色的絨布沙發上面有大面積的褐色汙漬,那沙發是紀念品,做工不精,布是縫死上去,無法拆洗,但何先生喜歡。高媽媽拿布沙發酵素的泡沫劑,噴上去,等待作用後擦乾,不急於一時,每次都更乾淨些,慢慢的就把褐色汙漬去掉。這樣服務過了四年,很多陳年的汙垢,慢慢淡去,現在紗窗基本上都沒有黑灰,窗縫也是。
二零二一,八月二一日,高媽媽來電,告知何律師:「我在上班途中,出了一場車禍,需要休養幾週。」何律師讓高媽媽好好休息。沒想到,再見面,高媽媽憔悴不已,臉上留小道疤。那時候他常出差,回到家又忙,等他有空的時候,才問高媽媽:「對方給你多少精神賠償?」
「事情發生到現在,對方說一切都會有保險公司處理。最後合算,只能給八萬元。精神賠償我不知道怎麼算。對方只是講,能給醫藥費的一點五倍,說這是法律規定。」高媽媽眼睛蓄滿淚水,但仍然表現鎮定。
何律師心裡冷哼:精神賠償開口一百萬不在少數,他也遇過以一百萬為基礎並逐項增列的案件。至少,他真的不知道是依據哪一條法,但理賠人員有其計算核實的標準,所以喜歡強調:
這是「法律規定」的(如果不強調,民眾請求金額肯定是比山高比海深!至少以實際醫療支出做計算絕不會錯)。
何律師挪一個高腳椅位置出來,要高媽媽坐,拿起手機開始按:「跟我說你的醫療費,第一個月受傷花的總額。」
「第一個月修摩托車花了兩萬五、
八千元醫藥費含計程車車資收據、
一個月沒工作四萬。」
「這樣加總七萬三,你說他們理賠多少?」何律師按著計算機。
「八萬。」高媽媽露出摸不到頭緒的表情,人壽公司很堅持。
「扣掉你的收據,他們總共就給你七千元。」何律師的經歷不能說少,但他以為聽錯了!
「理賠人員告知診斷書載明兩週需照護,骨頭沒斷,況且請假不能當做證明,『不然民眾都請長假說傷重無法上班』。
醫生最初診斷需休養兩周,雖然持續就診一個月,但我不知道要請醫生視病況修改實際休養天數,以利後續理賠。
開立診斷書之後就不能更改(避免人為竄改)。」
「肇事者怎麼說?」
「他說他不知道理賠細節,請我問理賠員,理賠員上次打來兇巴巴『別說廢話,高小姐,妳到底要多少?』我回答十萬,但那沒包含收據七萬三嘛!」
何律師拿了紙筆給高媽媽。
「妳現在仔細聽我說,都記下來。從現在開始,妳不需要跟理賠人員對話,妳只需要跟肇事者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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