斷裂幽明—曠古赤禍之源（二）：從共黨的死亡與自救判其“中華人民共和國”為非法

作者：He ChangMing

近日因一位極著名的民運人士在推特上說共黨是非法的，但其所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合法的。此論引發諸多討論。因事關重大，所以我寫作此文《從共黨的死亡與自救判其“中華人民共和國”為非法》。本文雖然很長，但讀起來非常容易，很快便可讀完，深望諸位能看完。

在正式開始之前先說明，要判定共黨及其“中華人民共和國”為非法，須說明兩點：1、共黨違背近現代中國的真實需要。2、近現代中國的真實需要同時即是華族數千年的一貫渴求及天地命令。限於篇幅，本文只說明第1點。第二點在我寫的新書《斷裂幽明——曠古赤禍之源》及《光復民國之天地根基——兼述香港反共之道》兩書中有詳細說明。

共黨除了所謂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華人民共和國”之外，還有抗戰時期的“中華民主共和國”。民國26年（1937年）12月27日，共黨的王明在《挽救時局的關鍵》中說：“中國共產黨在現在階段上放棄蘇維埃化中國的口號並將蘇區改為中華民國的邊區這件事實，既不是僅僅將蘇維埃改變一下名稱，也不是玩弄一下什麼暫時的手腕，而是真正的在一定革命鬥爭階段上改變了自己的革命戰略方針……由原來為蘇維埃中國而奮鬥的戰略方針轉變到為中華民主共和國而奮鬥的戰略方針”。本文直接以共黨的文件說明，共黨在“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時期因公開毀滅民族、民權、民生而步入死亡期，抗戰時期以“中華民主共和國”為口號，假借三民主義自救、坐大並篡立“中華人民共和國”之後又公開毀滅民族、民權、民生，因而又一次步入死亡期，又一次假借民族主義、民權主義、民生主義自救，即其所謂的“改革開放”。只要共黨毀滅民族、民權、民生則必死無疑，它要活命就必須假借三民主義。由此證明，三民主義是近現代中國的真實需要，順之則生，違之必死。共黨一貫破壞民族、民權、民生，徹底違背中國的真實需要，故而判定其為非法。以上僅僅是總述，具體說明如下：

一、共黨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因公開毀滅民族、民權、民生而步入死亡期

在所謂的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期，共黨利用三民主義滲透國民黨。在蔣公清黨後，共黨便露出真面目，公開反對三民主義。民國18年（1929年）6月25日共黨在《宣傳工作決議案》中說：“三民主義完全是一部資產階級反革命的理論……還有些同志沿用國共合作時的錯誤，以為國民黨目前的反動是違背了三民主義的“革命精神”，而不明白指出三民主義實際是國民黨反動統治的唯一理論根據”。以下直接列舉共黨的文件分別說明其毀滅民族、民權、民生。

共黨毀滅民族：

1、民國 21 年 （1932 年） 6 月 8 日，共黨在《中央關於八一反帝戰爭日決議》中說：“全世界無產階級對於蘇聯是他們的祖國的信仰，是日益鞏固着……宣誓着要用無產階級的堅決性去擁護他們的祖國，直到最後一滴血”。（澎湃建立的海陸豐蘇維埃以莫斯科為首都（稱為“赤都”），並將孔廟改為“小莫斯科紅宮”)。

2、民國18年（1929年）12月8日共黨在《中央通告第六十號——執行武裝保護蘇聯的實際策略》中說：“在現在進攻蘇聯戰爭日益緊迫的時機，國民黨、資產階級極力散佈愛國主義的欺騙宣傳，這是我們動員廣大群眾武裝保護蘇聯的最嚴重的敵人，必須盡一切可能，到群眾中去揭破他們的欺騙”。

3、民國24年（1935年）8月5日共黨在《中央關於一、四方面軍會合後的政治形勢與任務的決議（沙窩會議）》中說：“目前在少數民族中的基本方針，應首先幫助他們的獨立運動，成立他們的獨立國家，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應公開號召蒙、回、藏等民族起來為成立他們自己的獨立國家而鬥爭，並給這種鬥爭以具體的實際的幫助”。

請注意，共黨在出賣民族的同時喊的卻是“實現民族解放與自由”的口號，此即共黨假借民族主義出賣民族的一貫表現。

共黨毀滅民權：

請看共黨如何假借民權毀滅民權。民國 16 年（1927 年）8 月 21 日的《中國共產黨的政治任務與策略的決議案》中說：“完成中國的民族解放及資產階級民權革命之任務，現在已經完全放到工農運動身上，只有工農的民權獨裁，才能履行這一任務”。共黨說只有工農的民權獨裁，才能履行“民族解放”的任務。共黨自稱代表工農，工農的民權獨裁就變成了共黨獨裁，所謂的民權就變為了共黨獨裁，所謂民族解放就變成了民族被共黨奴役。

共黨毀滅民生：

1、民國 17 年 （1928 年） 9 月 20 日共黨在《中國共產黨對時局宣言》中說：“國民黨，黃色工會，御用工會改良主義者所散佈的一切欺騙工人階級的迷藥，如“階級和平”、“勞資合作”、“勞資仲裁”等鬼話，你們絕對不要相信呵！”

2、民國 22 年（1933 年）9 月 1 日共黨在《中央宣傳部關於中國法西斯蒂的提綱》中說：“法西斯蒂宋子文已經在世界經濟會議上，對他們的帝國主義主人，宣布了法西斯蒂殖民化的政策：把中國變為“世界最大的商場，而成為繁榮新時代中之極大要素”，“吾人歡迎西方技術與資本，並願維持不阻止外貨入境之理財政策”。

3、民國18年（1929年）4月10日共黨在《中央通告第三十四號——反軍閥戰爭中的工作方針》中說：“他的政綱，只是二五減租，而反對沒收地主階級的土地，便是妥協封建勢力的政綱；僅是關稅自主、修改不平等條約，而反對“沒收帝國主義在華的一切銀行企業”和“不還外債”，便是妥協帝國主義的政綱……這就是民族改良主義的反革命性。

4、共黨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土地法令》規定：“沒收地主豪紳的財產及土地，同時必須廢除口頭的及書面的一切佃租契約，廢除農民對這些財產與土地的義務或債務，並宣布一切高利貸債務無效。舊地主與農民約定自願償還的企圖，應以革命的法律加以嚴禁，並不準農民部分的退還地主豪紳的土地或償還一部分債務”。

請注意，共黨在破壞民生的同時喊的是“發展生產力”的口號，此即共黨假借民生毀滅民生。

二、共黨以“中華民主共和國”為口號，假借三民主義自救

本部分說明共黨在抗戰時期和叛亂時期如何假借民族主義、民權主義、民生主義：

（一）抗戰時期，共黨假借民族主義、民權主義、民生主義：

抗戰時期，共黨一改蘇維埃時期對三民主義的羞辱、謾罵而變為利用。僅舉兩例：

1、民國 27 年 （1938 年） 10 月 12 日至 14 日毛匪在《論新階段——抗日民族戰爭與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發展的新階段》中說：“建立一個什麼國呢？一句話答复：建立一個三民主義共和國，我們所謂民主共和國就是三民主義共和國，它的性質是三民主義的……就是真正三民主義的中華民國。不是蘇維埃，也不是社會主義。

2、民國 28 年（1939 年）7 月 7 日共黨在《八路軍全體將士為抗戰兩週年紀念通電》中說：“吾人之目的，在於三民主義共和國之實現。此的不達，誓死不休，區區至誠，謹電奉達”。

下面直接以共黨的文件分別說明其假借民族主義、民權主義、民生主義：

共黨假借民族主義

1、共黨在民國 32 年 （1943 年） 5 月 26 日發布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於共產國際執委主席團提議解散共產國際的規定》中喪盡廉恥的說：“中國共產黨人是我們民族最優秀的文化、思想、道德的繼承者，把這一切優秀文化看成和自己血肉相連的東西，而且將繼續加以發揚光大”。

2、民國 27 年 （1938 年） 10 月 12 日至 14 日毛匪在《論新階段——抗日民族戰爭與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發展的新階段》中無恥的說：“我們是馬克思主義的歷史主義者，我們不應該割斷歷史。從孔夫子到孫中山，我們應該給以總結，我們要承繼這一份珍貴的遺產”。

3、共黨在民國 25 年 （1936 年） 3 月 1 日發布的《中國人民紅軍抗日先鋒軍佈告》中說：“本軍主張停止一切內戰，一致對日，我中華最大敵人是日本帝國主義，凡屬食毛踐土之倫，黃炎華冑之族，均應一致奮起，團結衛國……建義旗於國中，伸天討於禹域……” （請注意，無神論的共黨，此時為了利用民族主義，也開始說“天討”。共黨在蘇維埃時期，將孔廟改為莫斯科紅宮，將農民家中的“天地君親師”牌位改為給人類帶來巨大災難的馬克思。在被國府圍剿，瀕臨滅絕時，它為了自救，開始利用民族主義，盛贊華族：黃炎華冑之族、禹域。文革時，共黨無法無天，將堯舜孔孟以來的歷代聖賢君子之墓全部搗毀。蘇聯解體、東歐劇變後，共黨的意識形態徹底崩塌。共黨又開始利用民族主義，習匪等又開始說“人在做，天在看”，又開始盛贊偉大的中華民族。綜上，共黨翅膀硬時就會露出其亡華的真面目，當它面臨絕境就會利用民族主義自救）。

4、民國 24 年（1935 年）12 月 25 日共黨在《中央關於目前政治形勢與黨的任務決議（瓦窯堡會議）》中說：“一切游擊隊應以民族戰爭的面目而出現，密切的聯繫與農民群眾的土地鬥爭……應使捲入反日浪潮的青年學生與革命士兵，大量加進游擊戰爭去……只有把賣國賊統治着的土地，大塊的變為蘇維埃領土，紅軍才有依靠……把國內戰爭和民族戰爭結合起來，是黨指導革命戰爭的一個基本的原則”。共黨所謂的“把國內戰爭和民族戰爭結合起來”，就是以抗日的名義，吸收農民、青年學生、士兵進入游擊隊，以此擴充武裝。再將它要攻擊的國軍統統污衊為“賣國賊”，以此擴張地盤。限於篇幅，此處不舉例。

共黨假借民權主義：

民國38年之前的共黨報刊民主口號從不離口，鋪天蓋地。但在民國38年之後，大陸無一秒鐘民主自由。此事已為眾人所熟知，故在此不贅述。另，下面的共黨在叛亂時期假借民權主義部分也因此而略去，特此說明。

共黨假借民生主義（以下各點與其在蘇維埃時期的說法直接背反）：

1、民國31年（1942年）2月4日共黨在《中央關於如何執行土地政策決定的指示》中說：“當廣大群眾還未發動起來的時候……我們必須積極幫助群眾打擊地主的反動……確立群眾力量的優勢……不可避免的要發生一些過左行動……黨的策略，不是在事先限制這些過左行動不發生，而是在群眾已經充分發動充分起來之後，糾正過左行動，給予地主以交租交息及政治上的三三制，保障地主的人權、政權、地權、財權，使其感恩懷德……如不着重說服農民，爭取地主，就不能拆散地主與頑敵的聯合，就有使我黨與農民陷於孤立的危險。

2、毛匪在民國33年（1944年）對美國記者哈裏森·福爾曼說：“我們不主張一個足以扼殺個人創造性的集體主義──實際上，我們是鼓勵競爭與私人企業的。我們要準許並且歡迎在我們控制區域中的工商業的外國投資”。

3、毛匪在民國33年（1944年）對謝偉思等美國人說：“在未來相當長的一個時期內不會準備實現社會主義。還需要經歷一個長的民主管理私人企業的階段。談論立即實現社會主義就是反對革命，因為這是不切實際的，試圖付之實行，就會自取滅亡”。

（二）、共黨在叛亂時期假借三民主義佔領大陸：

共黨在抗戰期間就已不停的宣揚要建立三民主義共和國。例如，民國 27 年（1938 年）11 月 6 日共黨在《中共擴大的六中全會政治決議案》中說：“中國的內部環境和國際的條件，都指明在這一歷史階段中既不會是所謂“一黨專政”的國家制度的建立，也不會是蘇維埃或社會主義國家制度的出現，而將是一個新式的民主共和國，即三民主義的新中華民國”。下面直接列舉共黨的文件分別說明其如何假借民族主義、民權主義、民生主義：

共黨假借民族主義：

共黨在叛亂時期假借民族主義的主要表現有三：

一、蘇俄在民國 32 年 （1943 年） 公開宣佈解散共產國際，實則地下運作。蘇俄的用意是讓中國人和國際誤以為共黨和蘇俄沒有關係，誤以為共黨不是蘇俄的爪牙（陳永發在《共產革命七十年》中提到，史達林告訴到訪莫斯科的美國駐華大使赫爾利說：“中共只是“人工奶油”的冒牌共產黨，只是中國民族主義者”），把侵略戰爭變為內戰，從而麻痹中國人的民族精神，讓國人不能如抵抗日寇那樣抵抗蘇俄。共產國際解散後，共黨拼命表明自己是民族化的政黨，限於篇幅，僅舉3例：

1、民國 32 年 （1943 年） 5 月 26 日共黨在《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於共產國際執委主席團提議解散共產國際的決定》中說：“假使本來沒有共產國際，中國共產黨亦必將應運而生，這是歷史必然的定律……革命不能輸出，亦不能輸入，而只能由每個民族內部的發展所引起”。

2、民國 32 年 （1943 年） 6 月 27 日共黨的《解放日報》社論《再論共產國際的解散》說：“共產國際的解散，又使我們可以更正確的認識中國共產黨……今天再沒有人能夠抹殺事實，不承認中國共產黨是中國最民族化的政黨了……過去國民黨內一部分人反對共產黨的理由，就是中國共產黨曾是共產國際的支部之一。現在這個理由已經不存在了”。

3、民國 32 年 （1943 年） 7 月 21 日共黨《解放日報》刊登的陳伯達評《中國之命運》中說：“中國共產黨……為中國民族中國人民而創造了各種進步力量，完全不是靠外國起家的，沒有一件軍械是靠外國幫助的，也沒有靠過外國錢，作戰戰略也全靠自己”。

二、共黨以驅逐美帝為口號，挑動民族主義。例如，民國 36 年（1947 年）1 月 1 日共黨在《解放日報》的新年獻辭《艱苦奮鬥迎接光明》中說：“抗戰勝利後，代替日本帝國主義的，來了個美國帝國主義，變中國為美國帝國主義的殖民地”。

三、共黨宣稱會保護民族文化。民國 36 年（1947 年）9 月 13 日共黨在《中國土地法大綱》中規定：“名勝古蹟，應妥為保護。被接收的有歷史價值或學術價值的特殊的圖書、古物、美術品等，應開具清單，交各地高級政府處理”。

共黨假借民權主義（略）

共黨假借民生主義（請諸位將下面所舉各例與共黨蘇維埃時期的說法對比，便會發現二者直接背反）：

1、民國 36 年（1947 年）9 月 13 日共黨在《中國土地法大綱》中規定：“第十一條，分配給人民的土地，由政府發給土地所有證，並承認其自由經營、買賣及在特定條件下出租的權利。第十二條，保護工商業者的財產及其合法的營業，不受侵犯”。

2、民國 36 年（1947 年）8 月 29 日共黨在新華社社論《學晉綏日報的自我批評》中說：“使無地、少地的農民得到土地、農具、牲畜、種子、糧食、衣服、住所，同時又照顧地主的生活，讓地主和農民同樣分得一分土地，乃是絕對必要的。堅決執行這個政策，則人民一定能夠戰勝蔣介石”。

3、民國 37年 （1948 年） 7 月 25 日共黨在新華社社論《把解放區的農業生產提高一步》中說：“（三）明令允許僱傭勞動（包括請長工、短工等）的繼續存在。（四）土改完成地區，允許特定條件下的租佃關係（五）命令保護廢除高利貸以後的私人自由借貸……不問其所屬階級如何，一律受到法律的承認”。

4、民國 35 年（1946 年）5 月 3 日共黨在《中央關於解放區外交方針的指示》中說：“我們政府及商業機關應和外國商人以至外國政府直接訂立一些經濟契約，吸收外資來建立山東的富源，建立工廠，進行海外貿易與提高農業和手工業”。

5、民國 37 年 （1948 年） 2 月 7 日的共黨在新華社社論《堅持職工運動的正確路線反對左傾冒險主義——紀念“二七”二十五週年》中說：“解放區職工運動的方針，就是發展生產，繁榮經濟，公私兼顧，勞資兩利。一切與此符合的應當發展，一切與此違背的應該更正過來”。

三、共黨篡立“中華人民共和國”之後的死亡與自救

共黨在1950—1952年底，假借民族主義、民權主義、民生主義實現了經濟的恢復和對社會的控制後，又露出真面目以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農業集體化、反右、大躍進、大饑荒、文革等運動公開毀滅民族、民權、民生。華族數千年文化及國人的道德根基被毀滅殆盡，中華民國建立以來的言論自由、結社自由、信仰自由被徹底毀滅，民主政治所賴以生發的各種民間組織被徹底毀滅，中華民國以來的自由經濟被徹底毀滅。華族之生機盡毀，共匪也第二次步入死亡期。其為了自救，又開始第二次假借民族主義、民權主義、民生主義，此即共黨所謂的“改革開放”。經過鄧、江、胡的“韜光養晦”，到了習匪自以為翅膀硬了，又開始公開毀滅民族、民權和民生而步入死亡期。

在共黨的“改革開放”前後，人民都是共黨的奴隸，此點未變。改變的是： 1、共黨發現階級鬥爭、計劃經濟無法讓這群奴隸提供足夠的人力、物力，導致經濟崩潰、共黨瀕臨滅絕時，它為了自救，不得不對外開放引進外資，對內改革允許私營。如此，奴隸們便可貢獻更多稅收，此即共黨所謂的經濟發展的實質。2、“改開”後對人民進行高額徵收，而不是文革時的沒收式徵收。這就是共黨所謂的人民生活改善的實質。

限於篇幅，本部分略去共黨假借民權主義和民生主義，只談其利用民族主義——

民國 14 年 （1925 年） 4 月 4 日共黨在《中央通告第十九號——宣傳孫中山遺言，發展國民黨左派力量》中說：“在有國民黨組織的工人群眾中……須宣傳民族的黨和階級的黨使命之不同，使工人群眾不至民族主義化”。共黨要防止工人“民族主義化”，因此共黨在蘇維埃時期和文革時期均將主張“民族至上、國家至上”者定為反革命。當它在蘇維埃時期陷入死境需要自救時，便在抗戰時期以“民族至上、國家至上”為口號。當它在文革時再次陷入死境需要自救時，它又在“改革開放”時以“國家至上、民族至上”為口號。之所以說“國家至上、民族至上”僅僅是它的口號，是因為它所說的“國家至上、民族至上”的具體內容仍然是以它自己為至上。請看它在民國28年（1939年）4月26日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為開展國民精神總動員運動告全黨同志書》中所說：“中國這個國家是我們全體中國人的國家，尤其是佔人口百分之九十的絕大多數勞動人民的國家……這就是“國家至上”，中華民族是我們全體中國人的民族，尤其是佔百分之九十的絕大多數勞動人民的民族……抗戰到底和爭取民族絕大多數同胞的幸福，這就是“民族至上”……目前全國舉行的國民精神總動員，正如蔣委員長所指出……對國家盡其忠，對民族行其大孝……這裡唯一的標準是忠於大多數與孝於大多數，而不是僅僅忠於少數與孝於少數，違背了大多數人的利益，就不是真正的忠孝，而是忠孝的叛逆。對於仁義也是一樣……”。眾所周知，共黨無論在任何時期均無恥的自稱代表絕大多數人。因此，無需多言便可知它所鼓動的“國家至上、民族至上”，只是以它自己為至上。它提倡民族文化的真實目的只是要“忠孝”於它自己。

共黨在“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時期聲言代表工農，步入死境後以“中華民主共和國”為口號自救，聲言代表中華民族。竊國後又行階級鬥爭，文革後陷入死境，以“改革開放”自救，又聲言代表中華民族。綜上，每當共匪陷入死境需要自救時就會假借民族主義。每當共匪假借民族主義時外界都會誤以為它已經放棄馬列，其實不然。請看民國 26 年（1937 年）6 月 6 日共黨的洛甫報告《白區黨目前的中心任務》時所說：“我們現在常常說要以民族革命的精神教育全中國四萬萬不願當亡國奴的中國人民，這也並不是說我們現在要暫時放棄馬克思列寧主義，而正是要以馬克思列寧對於民族問題的理論教育中國人民”。如今，共黨利用民族主義，一面鎮壓因民權喪失、民生不公而引發的民怨，一面讓外界誤以為它們已經放棄了馬列，因而對它放鬆警惕。實則，在共黨利用民族主義，不斷鼓譟所謂的“民族復興”時，它並未放棄馬列，它“正是要以馬克思列寧主義對民族問題的理論教育中國人民”，將中國人民教育成犧牲中華民族利益、個人利益、家庭利益以實現蘇維埃民族的復興。蘇維埃民族即斯大林所說的新式民族：“世界上還有其他的民族。這就是新式民族即蘇維埃民族……通過以社會主義精神根本改造舊式民族而產生和發展起來的”。

共黨利用抗戰，公開宣稱停止階級鬥爭，允許私營經濟。國統區和國際都以為它變了，美國人誤以為共黨僅僅是“和平的土地改革者”。共黨佔領大陸後瘋狂的階級鬥爭，餓死、殺死、整死上億冤魂。文革後，共黨為了自救，鄧又重施故技而有所謂的“改革開放”，國人及國際又以為它變了，誤以為共黨僅僅是“經濟改革者”。抗戰時期，國人及國際，見共黨沒有公開宣揚階級鬥爭，就誤以為共黨已經變了，最終導致中國大陸被共黨虐害七十載。今日，許多華人又誤以為共黨在文革後已經變了。共黨利用抗戰，表面宣揚放棄階級鬥爭，但背地裡利用民族主義，以“打漢奸”的名義進行階級鬥爭（民國 29 年（1940 年）11 月 1 日共黨在《中央關於建立與鞏固華中根據地的指示》中說：“要避免發生如晉西北、冀南、魯西等區域，在反頑固鬥爭中走到“無地主不頑固，無頑固不漢奸”亂打亂殺亂沒收，把地主都逼往敵區頑區，與我尖銳對立的現象”。請注意，共黨並非制止打、殺、沒收，而是避免太過火，而把地主逼往敵區。）。鄧表面宣揚放棄階級鬥爭，但背地裡同樣利用民族主義，以鎮壓“反華勢力”、“維護國家安全”的名義進行階級鬥爭。

民國 32 年 （1943 年） 10 月 21 日共黨發布《關於進行階級教育問題的通知》，其中說：“今天我們對外仍應強調孫中山的進步性（即便如此亦不允許將三民主義與共產主義混同起來）。但在對內教育上，則應清算孫中山的歷史與思想，打破知識分子及某些黨的幹部對孫中山之不合事實的幻想”。許多台灣的藍營人士被共黨紀念中山先生而統戰。他們不知道，從始至終，共黨對中山先生，只有利用，從未更改。共黨在延安時，對國統區大肆宣揚實行三民主義，對內則嚴酷鎮壓真正的三民主義；共黨內外有別，陰陽兩面，至今如此。如今，共黨一面紀念孫文，一面指使御用學者抹黑孫文。一面對台灣大談三民主義，一面迫害大陸的三民主義者。

綜上，只要共黨公開毀滅民族、民權、民生，必然步入死亡期。它為了自救，必然假借民族主義、民權主義、民生主義（同時暗中破壞民族、民權、民生。有關此點，本文限於篇幅，不能詳述，我在《光復民國之天地根基》一書的第三章有詳盡說明）。由此證明，三民主義乃近現代中國的真實需要。三民主義不僅是近現代中國的真實需要，我在《光復民國之天地根基——兼述香港反共之道》和《斷裂幽明——曠古赤禍之源》兩書均詳細說明，道德自主、民族自主、民權自主、民生自主四大渴求是天地命令的具體內容，是隱含於數千年中國文化背後的華族魂。實現此四者是華族貫通古今的不變渴求。在古代中國，此四大渴求代代綿延，最終凝結為中山先生的民族主義、民權主義、民生主義並創建中華民國。中華民國正是此華族魂自然演進的結果，而共黨則徹底毀滅此華族魂，因而判其“中華人民共和國”為非法。為了實現根於天地、綿延數千年的華族魂，吾輩必須在大陸毀絕中共黨國，光復中華民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