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望遠鏡的發展以及攝影技術的發明,天文學家觀測到更多以前肉眼所看不到的恆星,荷蘭天文學家卡普坦(J. C. Kapteyn)研究了英國科學家吉爾(D. Gill)在南非拍攝的照片後,於1900年發表了第一份專門針對南天的照相星表。卡普坦在吉爾的基礎之上進行恆星普查,藉由恆星自行運動與視亮度計算每顆恆星的距離,提出了太陽系距離中心3000秒差距、直徑17000秒差距(約55000光年)的島宇宙模型,後世稱之為「卡普坦宇宙」。
辯論主角之一的沙普利師從當時的恆星演化專家的亨利‧羅素(H. N. Russell,赫羅圖的發表者之一),1914年起任職於威爾遜山天文台。在沙普利正與同僚討論未來的研究計劃時,哈佛大學天文台的勒維特(H. S. Leavitt)觀察小麥哲倫星雲內,那些亮度會週期性變化的變星(後來被稱為造父變星),他發現這些辨認出來的25顆變星的變光周期與其視亮度具有相關性。也就是說,透過測量週期就能知道變星的實際亮度,「週光關係」成為後來天文學家測量天體距離的重要工具。
過去很長一段時間,凡是在望遠鏡中不似恆星般呈現點狀,而是呈現瀰散狀的天體,一律都被稱作星雲。自從1845年威廉‧帕森斯(William Parsons)首次以素描方式揭露了M51的螺旋結構之後,被發現帶有螺旋結構的星雲數量爆炸性地增加。拜天文攝影技術發明之賜,在1898年利克天文台第二任台長基勒(James Edward Keeler)上台後,便開始針對星雲進行系統性的攝影。漸漸地,天文學家得以根據星雲的外型進行分類,像是M51這樣擁有螺旋結構,以及平順的橢圓形外觀的,大家便將他稱作「螺旋星雲」。
不過螺旋星雲是什麼?包括基勒在內許多人認為,螺旋星雲是形成中的恆星與行星系統。天文史學家克拉克(1890)曾在他的《恆星的體系》(The System of the Stars)一書中,為多數天文學家做了總結:「如今,可以打包票地說,稍有思考能力的人,在面前擺著所有可得到證據的狀況下,絕不會堅持把任何單一的星雲當作與銀河系等量齊觀的恆星系統。」
1919年威爾遜山天文台台長海爾(George Ellery Hale)向國家科學院秘書艾博特(C. G. Abbot)提議,在國家科學院會議上讓他的天文台夥伴沙普利與利克天文台台長坎貝爾(W. W. Campbell)針對「宇宙的尺度」分別發表最新發現與傳統看法。海爾的父親是美國最早的電梯公司的老闆,由於他曾捐助國家科學院大筆資金,其中一個講座就是以海爾的父親為名。雖然艾博特對於這個題目是否能引起大家的興趣存有疑問,但還是依照海爾的建議進行安排。在來回磋商之下,決定由沙普利和柯蒂斯分別進行40分鐘的演講。演講事前雙方都先獲得了對方要闡述的內容,並在發表自己的研究內容時進行回應。
這場辯論一開始由沙普利進行演說。沙普利除了準備過去利用造父變星測量的球狀星團資料外,同時另外提出以太陽系附近的藍巨星作為標準燭光的想法。這個方法以太陽系附近的藍巨星與武仙座內的星團藍巨星進行比較,得出其距離為35000光年,再以這個星團與其他星團進行比較,推估銀河系的直徑應該是30萬光年。沙普利同時強調,這個結果與造父變星測量所得出的結果一致。演講最後,沙普利簡單觸及螺旋星雲的議題。沙普利引用他的同事范.馬納恩(Adriaan van Maanen)的說法,其宣稱利用閃爍比對法觀察到M101正在自轉,藉此反擊螺旋星雲是島宇宙的說法。
綜觀整場辯論,沙普利將演說主軸放在他的大銀河系模型,反觀柯蒂斯主要在討論螺旋星雲的本質,要說雙方孰優孰劣很難確定。辯論不久後,沙普利和柯蒂斯便分別被延攬擔任哈佛大學天文台及阿利根尼天文台的台長。然而,螺旋星雲究竟是不是銀河系外天體,直到哈伯(E. P. Hubble)觀測了仙女座大星雲(今日的M31星系)之後才獲得解答。
參考資料:
1. 麥可‧霍斯金,《劍橋插圖天文史》(台北市:大雁文化,2008)。
2. Trimble, V., The 1920 Shapley-Curtis Discussion: Background, Issues, and Aftermath. Publications of the Astronomical Society of the Pacific, v.107, p.11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