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到底是中國人,還是台灣人?」這是22歲就讀於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教育學系,林建瑋的內心矛盾。在中國大陸成長超過20年的他,對於身上的認同定位始終是模糊、不確定的。然而,初次來到台灣求學,使他產生了對自己、兩岸現狀的看法有了新的建構。
1994年兩岸通商以來,無數台灣人前往中國大陸投資、創業,三十多年來「台商」深耕於各大省分,眾多台灣家庭在大陸隨之形成。根據中國大陸國家統計局2021人口普查數據,在陸台灣居民約為15萬7886人;另外,由台灣主計總處公布2021年赴中工作人數為24 萬 2 千人。此數據雖因新冠肺炎疫情 (COVID-19) 相較往年有所下滑,仍能看出台商對中國大陸經濟的影響力。
台商一代,普遍在國家認同、土地與血緣情感問題上較單純,中國大陸對於這個族群來說,僅僅是尋求經濟發展的應許之地。然而,對比「台商二代」的不同,他們從小接受台灣家庭的觀念,同時吸收大陸社會教育,形成雙重認同與社會價值觀。
「我認為台灣和大陸都是我的故鄉,這兩塊土地對我來說都有深遠的意義。」林建瑋說。他的父母在2000年代時是台灣模具公司外派到中國東莞市的台幹,因為需要一同照顧他以及三位兄姊妹,就這樣接下來的二十年,他在中國大陸接受教育、生活、成長。他說:「不知不覺地,台灣只有每年寒暑假回去辦點事情,似乎越來越陌生,但是我知道我的家人們來自台灣。」雙親給了他台灣較為開放的價值觀和文化,大陸社會則給了他社交圈、土地認同。
「無論是過去在中國大陸或者現在在台灣,我的存在對於兩邊的人來說是一種矛盾。在大陸的時候,同學問我支持統一還是台獨,知不知道台灣的文化;現在在台灣,同學說你的用詞好中國,覺得共產黨好嗎?這些問題我幾乎是迴避的,我不想因為我的回答傷害台灣或大陸的親朋好友們。也許是這樣,我沒有想過我應該要認同哪一邊,我就是我。」他說。
這個問題,當林建瑋一年前從大陸大學轉學回到台灣後,他開始意識到了,在台灣的生活似乎與原來想像的有落差。
「我回來台灣的契機,因為我過去都在大陸生活,就讀廣州暨南大學後,到現在也唸經濟學系到大三了,但是幾年的摸索下來我認為我的興趣在心理學,我喜歡傾聽別人說話,很享受給予他人心理諮商的過程。又聽說台師大的教育心理方面非常有水準,加上已經很想來台灣生活就申請轉學。」建瑋說。對於自己的未來和台灣相對自由開放的社會風氣,台灣是讓他憧憬的地方。
然而,令他意想不到的是,他在台灣的第一個學期,遇到了大大小小的挫折。「以前每年少數回來台灣的時間,我覺得就像旅遊一樣,吃的東西、去的地方對我來說新奇又沒好。不過起初的一段時間,我並不適應台灣,不曉得我的身分或者什麼。我在學校有些同學會叫我中國人,給我異樣的眼光,也會有教授知道我的身分後對我冷嘲熱諷,說這些很難令人相信,確實讓我不是很舒服。真的要說的話,在台灣生活之前對這裡(台灣)的印象,十分中至少有八分,經歷了這些讓我感覺剩下二三分。」他說。在學校的經歷使他對台灣的印象減分,甚至有點想起在中國大陸的生活,有熟悉的朋友和家人使他自在。
在跨文化交際理論當中,有一個名詞稱作「逆文化衝擊」,也就是離開旅居他鄉的人們在回到母國後需要經歷文化再次適應的過程。不過在建瑋身上,看不見明顯的「母國文化」,更多的是多文化的融合,進而使他在兩個國家中顯得格格不入。
「但是經過一年以後,我的想法沒有這麼悲觀了,不喜歡我的人就是不喜歡,我漸漸找到一些願意接納我並與我做朋友的同學們,我感到很溫暖。這麼說或許有點政治不正確,在我的感受上,大陸社會給我的壓力來自政府,就是要讀一些政治思想的東西,不碰敏感話題等等;台灣這裡的壓力來自我身邊的人們,我不太能說一些大陸那邊的好話,或大陸用語,不然異樣眼光真的是很多。」他有感而發的說。這個世界的本質並沒有不同,不同的是政府灌輸給人民的觀念,他能感受到台灣的親切感,大部分的人們非常友善,生活步調慢活而且人們勇於表達自己的想法,這部分和他原來想像的自由台灣一模一樣。
事實上,中國人或台灣人這項議題在台灣相當敏感,涉及到國族認同、文化認同、族群認同三個層面。
根據國立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民調顯示,台灣民眾對於台灣人認同自1992年後不斷上升,相對於中國人認同下至低點為百分之二點五。整體趨勢上,台灣人認同正在上升,既是台灣人也是中國人的比例正在下降,兩者之間差距日益增大。這些數字基本上受到兩岸局勢,國內執政黨對中國態度有關。
「這個問題我也時常問我自己,但是到現在沒有一個結論,我可能會說我是華人吧,不然就是海峽人。」他開玩笑地說。林建瑋並不像大多數台灣人,台灣這塊土地是唯一的國族認同基礎,他擁有的是中國大陸的成長經歷,加上台灣的身分。「我曾經把這個問題和系上的教授聊過,他說像我這樣不斷追尋身分認同的不多,那不如就不要探究了,哪裡人都是人,有一樣的普世人權。」他說。
到底何些原因造成了這些「台商二代」有如此矛盾的情感認同? 大部分雙重文化背景下成長的台商二代同時有兩種認同。就是「非常大陸」和「非常台灣」。他們容易產生雙趨衝突或雙避衝突,前者是對兩岸皆有情感,但難以割捨;後者則是面對一但選擇自己是「中國人」、「台灣人」,勢必要捨棄另一個身份,感到進退兩難的心理困境,兩者都會使其矛盾不舒服。
「我在大陸上大學之前,不知道台灣有太陽花學運、台灣的政治生態,但是大陸同學們都不停問我這些問題。我來到台灣後,他們問我共產黨會不會監視台灣人,會不會沒有自由,但他們不知道的是,我大學之後也會翻牆看博恩夜夜秀、眼球中央,這些可怕的事情沒有發生過。所以不管在台灣或大陸,我都像個外人。」他說。
兩岸自1949年分治以後,敵對狀態已維持超過74年,無論是意識形態、政治體制、社會氛圍乃至於美日等強權影響,兩岸關係仍然無法擁有一套解決模式。兩岸民間交流在馬英九前總統執政的八年間達到頂峰,大量陸生、民間交流熱絡。不過蔡英文總統上任後改變對中政策,官方交流中斷,民間交流減少,目前的台灣主流民意也趨向反對中國大陸當局,現今台灣民眾對於兩岸的民間交流速度的態度如下:
「我的立場是不想替任何一方說話,但是我認為衝突下還是要交流,即便兩岸人民目前對現狀的認知如此的不同,民間的互相理解才有機會讓政府產生交流意願。我這樣不像中國人又不像台灣人的海峽人都能交流了,何況是你們(大陸人、台灣人)呢?」建瑋說道。他想到在中國大陸時大陸人對他的好,他不憎恨部分誤會他的人,而是伸出友誼的雙手來化解陌生、不同背景下的矛盾。於是他來到台灣後,確實不開心的人事物困擾他很久,但是用溫暖和真誠的心待人,是超越政治、種族、文化帶來的負面情緒的方式。
無論是台商二代或是林建瑋,台灣主流媒體鮮少訴說關於他們的故事,台灣人對他們的認識僅僅停留在台商的經濟現況、健保、戶籍等議題,這群人不應該被我們忽略,他們有更多交流的養分,他們比任何人更清楚台灣和中國大陸的局勢和差異。當台灣目前關注於移工、新住民、原住民族群時,也應思考這群不是因經濟所困,卻被情感、國家認同、政治對抗所困的一大群人,是否被忽略了。台灣身為亞洲最為民主、擁抱進步主義的國家,關注在陸台商同胞的生活動態,他們的故事值得我們挖掘、欣賞。
作者/ 許晉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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