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我是台灣人這件事

關於我是台灣人這件事

在國外生存，想要認識一個人往往最先來自他的國家，這不免俗地成為每個人身上掛著的隱藏版名牌，只因眾人的第一句話都是問對方：『你從哪裡來？』

我的身上掛著台灣，這是一個番薯般形狀的島嶼。從母親的子宮誕生，我的父母都來自台灣，我也出生在這裡，無庸置疑地我是台灣人，然後呢？讓我陷入困惑的是下一步的陳述。

台灣是一個自稱獨立的國家還是一個證據確鑿存在於世人心中的國家呢？我的護照上寫著『Republic of China』，這意味著什麼？我又該怎麼介紹我的故鄉？我起先總是提及美食，以及我受著民主的教育，只是，這就是全部嗎？當然不僅於此，我缺漏了太多，那些關於文化洗禮和整個社會的記憶，又該從何處開始述說？我第一次開始慚愧於自己所知甚少，如此愚昧。

歸根究底，我想我是在到了國外之後，才開始真正意識到國家對於一個人世界的重要性，它是你世界的窗，是孕育你文化與眼界的母體。

我曾經是對政治全然無感的一個人，還是學生的時候，只模模糊糊地在報章媒體和師長教導下隱約嗅聞出台灣和大陸是敵對的陣營，但儘管人心惶惶，從小聽到大的恐怖攻擊和炸彈來襲不曾發生，漸漸地，開始覺得那些流言蜚語只是媒體和社論節目的流量密碼，戰爭變得像童話故事『放羊的孩子』一般遙遠虛幻，是的，我不曾真心擔憂過這會發生。

直到抵達國外後，我在職場上遇見了各個不同國家的人，柬埔寨、越南、黎巴嫩、伊朗、紐西蘭、印度、中國、香港、尼泊爾等等......與他們相遇的過程除了證實國外是一個乘載各國移民的文化鎔爐，同時也一次次地刺激和戳破了我對國家的想像和眼界。藉由觸及他們對台灣和中共的敏感議題表達了各種立場的擔憂，我好像也才真正意識到在外人眼中，這枚爆彈好像隨時會把我的國家一夕之間摧毀殆盡。

新聞裡，巴菲特提及他曾經購買了一批台積電股票，但經過謹慎思考，畏於海峽兩岸的敏感關係，他在持有短暫時間後還是選擇拋售。我也逐步發覺戰爭不只是我以為的小小玻璃罐，它不止密封著我們潛藏的恐懼，甚至是極端冷血殘酷的。當香港淪陷後，不少香港人輾轉遷徙來到國外落地生根，數年後，烏克蘭開打，隨之而來的是以色列和加薩的新仇舊恨，這一切背後混雜了政治、法律、文化、歷史和太多的情緒。

讓我困惑的是，當聯合國認定哈瑪斯是可怕的恐怖份子，應仇之而後快，我身邊卻有另一派來自鄰近國家的聲音，指出加薩是正義的叛軍，多年來生活在恐懼和封閉的陰影下，以色列才是咎由自取且貪婪的狂徒，我開始感到不知所措，歷史的背後不是單一的舞台劇，而是真實承接了多元的文化和聲音。

在台灣上演的歷史中，我的祖先又承擔了什麼？背負著怎樣的新仇舊恨？在那樣版本的故事裡，什麼才是正義？

回溯到國家的界線，最粗淺的定義來自國土的劃割，土地承載了人民的所有記憶，而前人傳下來的故事成為後人眼前的教科書，只是那背後有多少真實和虛假呢？二二八等等的糾葛歷史事件底下，充溢著那個年代的血淚，卻逐步被我們所遺忘，那我記憶裡的故鄉還是真實的嗎？我對它的一切都來自歷史課本單一卻明確的說法，甚至逐漸稀薄成無形，但長大才知道故事也有腳，他們可能在不同人口中走去一個截然不同的位置。

我站在歷史的河道裡，為我的無知感到心虛，也為我的一知半解感到慚愧汗顏，我有資格坦蕩地說出我是台灣人，我為我的國家而驕傲嗎？近期，Nvidia 執行長黃仁勳的一番宣言讓台灣成為AI科技戰局的一枚新星，一夜之間，我們好像重新找回重生的力量，斷掉的翅膀接回了羽翼，民眾無不喝彩叫好，我們好像又走回了一條康莊大道。那我呢？有一天我能為我的國家做什麼嗎？

我想到作家龍應台的歸台理由，她在美國受完博士教育後，認為自己身為知識份子應致力為故鄉做出貢獻，在之後接任台灣首屆文化部長，我想到英年早逝的陳俊翰律師，他放棄美國政府提供的多種特殊醫療資源，在恐將擔負數百萬的治療費下仍趨之若鶩地加入政治體系，只為那些無能發聲的身心障礙者謀求平等與福利，我想到多年前曾讀過的甘迺迪的名言：『不要問國家為你做了什麼，要問你為國家做了什麼』。

我是多麼渺小啊，這樣的我，有資格說我愛我的國家嗎？如果我愛，我盡力了嗎？我有可能做得更好嗎？來國外前，我曾自暴自棄地想到：日子都過不好了，政治又與我何干？

我不曾相信過我手上的選票可以帶台灣抵達一個多美好珍貴又和平的所在，不相信政客會兌換手上的政見，不相信人民握有決定權力的籌碼，那麼我相信什麼呢？我有身為這一代台灣人的某種信仰嗎？如果有，那會是什麼？

龍應台說她成為這樣一個大人和作家，是來自背後有無數人給予足夠的溫暖明亮，是台灣這片土地寬容了她，我也能這樣相信自己會成為一個能夠給予的大人嗎？能夠接受教育的背後是我們的幸運，生在一個沒有戰亂的時代，活在一個風調雨順的年代，對於那些不夠幸運的人，我始終冷眼旁觀，我是這樣小心翼翼地捧著我的幸運，卻在某些深夜裡看見加薩的嬰幼兒屍體而哭得禁不住戰慄，我還能夠繼續矇起我的眼睛嗎？

有一天當不幸發生，我會拋棄我的國家還是留下來奮戰不息呢？如果我生活在海外，且不曾為它慷慨赴義、做過實質貢獻的話，我對得起我的國家嗎？我又該做些什麼才能無愧於心呢？

在這個萬事都必須有理由、有立場的世代，當所有的關係背後都牽涉了程度不同的利益，國家的結構是否也是這運作下的一環？如果說結婚是為了終老有伴、穩固及保障財產、享有配偶的所有權，朋友是維繫事業和職場升遷的基石、情緒的垃圾桶、夜間孤寂的出口，家人是血緣的鞏固和利益交換，國家是為了保護這片土地上所有人的歷史記憶和身家財產承襲，這樣的說法足夠政治正確嗎？

除去以上這些紐帶，我們與他人和國家還剩下什麼呢？我能承認我愛其如己嗎？當我們標籤一個國家是落後還是先進的時候，是誰灌輸了我們？資本和共產、民主與專制、主流與弱勢，是誰影響了我們的大腦潛意識？

當AI來襲，人人憂慮自己將被取代，我相信國家之間的距離也將弱化，全球化時代又將翻篇，世界上的每個人都可以競爭你的工作和專業，我們又如何發現自己的特別？面對社會和權威角色，我們真的自由嗎？還是只是經濟牢籠裡的一個囚犯？如果政治是一盤贏家的棋，眾生（平凡市井小民如你我）只是被動的棋子，又有誰真正關心呢？跟風和意識灌輸無處不在，當各種無形的政治意識滲透到人們思想的底層，誰能真正客觀和不偏頗嗎？如果我被無形地洗腦了，那背後的幾成是來自社會和媒體的癌呢？我所思所想的一切真能代表我此人嗎？

是的，我活了三十二年來，最大的疑問恐怕是這個吧：我究竟相信什麼呢？去除從小到大旁人灌輸我的女人應該怎樣活、應該找怎樣的對象、建立怎樣的事業和家庭，去除教科書裡的陳腔濫調，去除報章媒體給予的單一面向，真正的我，妳相信什麼呢？我甚至回答不出我想做什麼、想從事怎樣的志業、相不相信真愛，我白活了這三十多個年頭嗎？我的迷惘正常嗎？其他人也曾和我一樣在午夜夢迴後渾身戰慄嗎？

對於金錢的憂慮、對於死亡的恐懼、對於工作意義的困惑、對於愛的徬徨無力，也許造就了自己什麼都無法相信，前進卻膽怯，退後卻不甘心，於是卡在其中動彈不得而無力，誰又能舒緩誰的不安焦慮？我渴望旅行流浪，卻也因能夠安定而鬆一口氣，出走或安定的矛盾慾望成為相反的兩極，拉著我成為一個雙面的本體。

就像陳奕迅的紅玫瑰裡的歌詞：

『得不到的永遠在騷動被偏愛的都有恃無恐

玫瑰的紅   傷口綻放的夢

握在手中   卻流失於指縫   再落空』

萬幸的是，在家庭環境裡，我曾經被無微不至地、溫暖地、百般呵護地照顧過，所以黑暗不會吞噬我，我還有微弱的光可以溫暖寒夜裡的魅影幢幢。但那些不夠幸運的人呢？是否會永無止盡地墜落、殞落下去？

此刻我聽著Cigarettes After Sex的歌，打下這些字，感到無比的沈重。我是這麼的幸運卻還是如此地迷惘啊，常常在夜深人靜輾轉反側，必須拚命說服自己：不要害怕，迷惘也是可以被愛的。我接受得了它來臨時的美好（愛情/友情/好事），理應也承接得起它離去時的破碎。

不小心說得太多太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