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十六至十八世紀這段漫長而動盪的歷史中，法國的公共債務制度不僅是國家財政運作的核心，同時也深刻影響了政治權力與社會結構的演變。從中世紀末期國家財政體系的初步建立，到絕對王權下借貸、賣官以及各類財政違約手段的頻繁使用，法國政府與金融階層之間形成了一種既互利又矛盾的關係。正如托克維爾在《舊制度與大革命》中所指出，這種以秘密操作與不對等權利交換為特徵的財政機制，使得公共債務成為一把雙刃劍：一方面支撐了國家日常運作和軍事開支，另一方面也隱含著因過度依賴金融食利者而引發的潛在危機。
不容摧毀的金融階層：密西西比泡沫事件
約翰勞在1716年實行的財政改革為廢除舊制度的財政體制撒下了一道曙光，但很快地殞落了。約翰勞為蘇格蘭經濟學家，其學說認為，若奠基於貨幣需求上超發貨幣，能使 GNP 得到完整提升，改善貿易逆差的狀況，並降低利率。約翰勞對法國的財政提出三項改革目標：首先，將公債全數轉為公司股份，使國家經營等同於私人企業；其次，將長期利率降低至2％；最後，確保皇家在這個過程中收益。由於貨幣在當時已經超印，當約翰勞在1716年來到法國提出改革建議時，並未得到批准，不過仍被核可設立小規模的大眾銀行。大眾銀行75％的股份是由政府發放的年金組成，藉其資本，大眾銀行發放與貴金屬硬幣掛鉤、等同於貨幣的銀行券。如此能夠免於貶值的風險，也能為大眾銀行汲取貴金屬，進而增加其信用與放貸額度。很快地，大眾銀行的貸款利率顯著降低至4%，與此同時其他地區仍須10%以上的利率才能貸款。政府眼見大眾銀行信用良好且資本額頗豐，在1717年開始大量接收以大眾銀行之銀行券收稅，1718年將其升格為皇家銀行，等於可以直接控制幣值。
接著，隨著北美洲殖民地待售，約翰勞取得了北美殖民地的特許經營權，並開設美洲公司（又稱密西西比公司）。1719年，美洲公司無任何收益，也未真正投身於殖民地開發，而是仰賴永續債券的年金收益。所以，其股票利率恰好等於其年金利率，也就是4％左右，離目標的2%仍有距離。此時，只有透過控制貨幣，才能達成目標了。為了在貴金屬稀缺的情況下達到利率 2% 的目標，約翰勞首先限制在高單價買賣中使用白銀交易。但若要完全控制貨幣，也需控制稅收。要控制稅收，要先以收益說服王室。
因此，密西西比公司接下來兼併了法國其他特許貿易公司，收益前景使公司股票上漲，1719年股價從 200 livre 達到 3000 livre。接著，公司向皇室提出接管包稅總署，開出的價格足以清償所有公共債務，成功控制所有的間接稅，同時控制了鑄幣權。
若要將公債全數轉為股份，股利就不能低於年金利率，但1719年的年金利率為4％，若要成為目標的2%，股價就必須翻倍以維持相同甚至更高的利息。為了避免皇室持股遭到稀釋，約翰勞選擇以每股 5000 livre 溢價發行股份。但在此基礎上的股價翻倍，只有超乎尋常的投資狂熱才做得到。為了達到這個效果，約翰勞首先向公眾釋放北美殖民地礦業的利多信號，並禁止舊食利者優先取得股份，也設置股票期權提高投資吸引力，以權利金盈利。最後，利率果真達到 2%。有了龐大的公司市值，賣官制度被廢止，買官者的投資則以密西西比公司的收入償還；所有的直接稅（租稅、人頭稅、十一稅）也遭到撤銷，以統一直接稅替代（denier royale）。但這一切不過是超發紙幣、釋出錯誤的利多信號的結果。
1720年，股息分配使得股價開始震動。由於金融階層的特權遭到廢除，投機成為食利者們殘餘的管道，而舊制度政府還款能力一向使人缺乏信心。擠兌風潮很快地出現了。當人們想將股票兌現，接著再將現金兌換為貴金屬時，貴金屬的短缺就昭然若揭了。為了將利率維持在2%，約翰勞決定將股票的價格固定為 9000 livre，不再變動，但這導致紙幣價格的下跌。為了維持紙幣價格，約翰勞開始沒收人民囤積的金銀。另一方面，則以降低貴金屬價格維持紙幣價格，但外匯市場不吃這套，法國紙幣仍然滯銷。最後，約翰勞不得不宣布貨幣與公司股票價格將逐步下降至原來的50％。這導致投資者們的反對，但無論如何，股市崩盤已成必然。
1720年6月，股市崩盤，約翰勞體制崩潰。股價在年底跌至100 livre，約翰勞流亡海外。在1720年之後，本土金融家回歸。金融階層對法國財政體系的控制再度得到加強。
儘管約翰勞對貨幣基礎原理有頗深刻的理解，但他並未意識到，為了降低利率，僅靠投機與法國政府的信用是不足的。投機無法創造生產價值，也無貴金屬供應，而法國政府的信用之敗壞，使他的人民對其還款能力深感懷疑。因此，信用與前景只能創造出投機熱潮，而無法創造經濟成長。但更重要的是，約翰勞希冀以統一的極權機構管理國家財政，去除食利者階層與買官者階層，卻忽視了恰恰是這樣的財政分權基礎才得以創造商業共和國的財政實力。去除了買官者階層，王權的信用也將遭到剝奪，所剩下的，只是搶著擠兌債券、搶著揭發信用之敗壞的投機食利者。欲去除金融階層的金融改革，等於是掏空了法國的政治社會基礎。
滑向大革命
從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法國財政16~18世紀最核心的問題，主要在於絕對王權與金融階層對財政系統的介入之間的共生與矛盾。王室雖是專權、強力、不允許任何挑戰的，其債務危機往往以秘密帳目的堆疊作為形式而發生，但是，其政治基礎恰恰是奠基於由食利者、買官者、包稅商與金融投機商所把持的公共債務。換句話說，王室的財政事實上不屬於王室的可支配範疇，而是其債權人，也就是金融階層的私人財產。這群債權人把持了包稅總署以及巴黎市政廳的各項官職，在王室的收入到達國庫之前抽取份額。而當王室需增加收入時，他又必須向這群人貸款，卻因為貴族的免稅權（買來的也是），而不能向他們徵稅。因此，王室的收入，無論可動用或不可動用，大多遲早必須回到金融階層手中。這樣一來，唯有違約才能使王室徵收這群人的稅務。
另一方面，若特權階層要給予政府更大的稅收權利，他們必須確保王室承諾不再以債務違約的方式徵稅，但這將使他們喪失免稅權。因此，對於金融階層而言，財政改革的結果並無任何好處，卻也無明顯的損失。在這幾個世紀，國王與金融階層之間是明確的恩庇扈從關係，國王的確具有神秘的、不容質疑的絕對權力，不過其獲利卻不得不下放給食利者、買官者與金融家。假若依附於財政體制之中的金融階層相信國王是個暴君的話，國王將無法取得貸款，或是必須以高昂的價格貸款。
在1726年幣值重回穩定後，法國製造業藉著貶值迎來了大幅成長，長期的貿易順差，使法國貴金屬存量到1780年代以前大量增長。問題是，在1720年後，永續債券不再受到信任，法國政府也盡力減少公債在市場上的流通，以避免類似的泡沫事件再次發生。結果，是舉債成本的大幅提高，這一方面反映在利率作為違約風險的對衝下之提升，另一方面則反映在終身年金成為公共財政的主要融資工具。終身年金的特殊之處在於其本金與利息並無明確區分，且支付方式為按年償還固定數額，而「終身」代表該償付直到債權人死亡為止。在這樣的年金模式下，債權人可以避免高利貸，更能夠避免債務被無端違約的可能性。同樣，這種極穩定的金融商品有較低的市場流通性，使其支付的利率高昂且穩定。但在1770年的破產中，終身年金被部分地終止。金融階層不可避免地認識到，法國政府很可能會藉由宣布年金為高利貸進而收回之。波旁王朝的長期信用幾乎垮台，金融市場僅接受其短期貸款的進行，而這給了舊制度每年攤還本金的龐大壓力，而這正是法國大革命的引線。
1774年路易十六即位後，明確地希望財政制度不再採取舊制度的破產策略，也清楚的做出了不違約承諾。在其治下的最初十年，儘管債務不斷增長、財政狀況持續惡化，卻尚未出現違約狀況。在1786年，王室必須藉由去除貴族免稅權以重開財源時，他訴諸權貴會議中貴族的議和，而貴族卻出乎意料地展現出改革熱情，並希望能交由三級會議批准立法。但改革派王權在緊急情況下，無意將自身命運交由選舉機構，因此執意執行敕令，並預收了1.2億 livre 的年金款項，用以彌補1788年的赤字。高等法院在1788年，也就是款項業已到期時，宣判該敕令無效，除非取得三級會議的同意。雖然王室在事後清算高等法院，但無論如何，大勢已定。這樣的結果使得一方面使得王室必須暫停支付債務，另一方面也使召開三級會議成為必然，否則公共信用將完全崩盤。1789年三級會議召開，不過此時，政府已再次破產。
結論
托克維爾回顧法國大革命發生的金融因素，寫道：
儘管那時的財政管理機構已經像其他部門一樣臻於完善，卻仍然保留著專制政府本身固有的弊端。由於它是祕密的且無須政府擔保，人們在此還遵循著路易十四和路易十五執政時的某些不良做法……和前人一樣，他也不斷使他的債權人陷入痛苦之中。他照舊以各種名義向債權人借錢，既不公開，也不顧債權人是否具有同等權利。債權人不一定能拿到定期利息，甚至資本能否回收也得看國王是否有誠意。
從以上分析觀之，這些債權人並非如托克維爾所說，是在大革命近二十年才因工商發展而誕生。這些有發財熱情與投機慾望的食利者、金融家、貪財者、工業家、買官者，是十八世紀以前的數百年以來，在財政制度以及絕對王權下所持續製造的金融階層。他們與國王的關係不可避免地具有恩庇扈從主義的特質：他們領取國家提供的年金、利息、俸祿，希望國王能履行債務合約、按時還債，他們拒絕貸款給缺乏信用的暴君。經濟上的信用制度在此深深的嵌入了社會的基礎結構之中。因此在舊制度下，他們也往往是——如托克維爾所指出的——最仇視新政策、最擁護現存政府、最遵守法律的一群人。當他們受夠舊制度持續的違約風險，欲對財政體系進行全面改革時，卻恰好必須革掉他們所處的社會結構：「當政府的這個部門深受震撼時，其他所有部門也將徹底垮台。」
自中世紀晚期法國公共財政體系初步確立，到1789年這套體系支撐的絕對君主制走向崩潰，在三個多世紀的時間裡，財政政策大幅構建了法國的社會關係與結構。而大革命不僅改變了法國的政治經濟結構，也深刻地改變了社會結構。那些在舊制度下崛起的金融階層，則是日漸擴大的財政鴻溝的中心角色：他們與絕對王權的長期共存與對抗之下，與絕對王權共同成為財政的巨大阻塞物，最終在大革命中與舊制度共同走向滅絕的危機。
參考書目
楊宇光譯，詹姆斯．麥克唐納著，《債務與國家的崛起──西方民主制度的金融起源》（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5），頁1-643。
畢競悅譯，大衛‧斯塔薩維奇著，《公債與民主國家的誕生︰法國與英國（1688—1789）》（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頁1-209。
李焰明譯，阿勒克西‧德‧托克維爾著，《舊制度與大革命》（時報出版社，2015），頁1-35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