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創散文書寫的可能｜談散文的知性與感性

作為一種文類，與詩、小說、戲劇等相較，散文在文學書寫類型中，涵義最雜、類目最多、範圍也最廣。

春秋戰國時代，闡述諸子思想的哲學散文和《戰國策》之類的史傳散文十分發達，是為知性散文。漢朝辭賦繼其盛，魏晉南北朝則講究對偶、用典、華辭的駢文大為流行，此屬感性散文。唐代韓愈、柳宗元以降，有鑒於駢文之偏重形式之美而內容流於空洞，乃主張「文以載道」，洗去綺靡之氣，形成波瀾壯闊、影響久遠的唐宋古文運動，雖名曰「復古」，實非恢復三代兩漢之古，而是「師其意，不師其辭」、「惟陳言之務去」，可以說是知性散文的天下。明代以八股文取士，讀書人束縛於此，為文乏善可陳，到了明末的公安、竟陵派，提出反傳統、反擬古口號，另外發展出抒發性靈、筆法清新的小品文類，充滿感性色彩，風行於一時。

清代，經學、考據學形成主流，復古的桐城派得自唐宋八大家的真傳，強調「古文義法」，獨領風騷，主張文章要言之有物，還必須有條理有佈局。其健將姚鼐編纂《古文辭類纂》之後，古典散文文類的確立才算賅備。姚鼐《古文辭類纂》所選古文，分為論辨、序跋、奏議、書說、贈序、詔令、傳狀、碑志、雜記、箴銘、頌贊、辭賦、哀祭等十三類，此散文選集的類目之分，代表著桐城派對抗駢文的精神，整體而言，偏重知性，其影響直至清朝末年。

五四初期，中國新文學運動展開，有謂白話文運動乃上承桐城遺緒，發表〈文學改良芻議〉的胡適進一步認為，田野的、平民的、自然的、活潑的、表現人生的白話文學才是文學的正途。倒是周作人和林語堂獨鍾晚明小品，並以之作為中國現代散文的仿製對象，大力推波助瀾，也明白宣示當年中國「現代散文」與傳統散文在形式和內容上的區別。至於敘述歷史、闡說哲學的散文，乃至說理論道的散文，一併被視為「非散文」，難登大雅之堂。甚至於一九四九年之後，國民政府播遷來台，因為時空與政治因素，強調「閒適」趣味的小品隨之轉進台灣，形成台灣散文創作的主要類型，並且朝著以感性、抒情為重的方向持續發展。

至於台灣當代散文自戰後在台發展以來，散文的分類莫衷一是，各說各話，諸如曾昭旭將散文分為抒情散文、敘事散文、論理散文等三類；楊牧把現代散文分為小品、記述、寓言、抒情、議論、說理、雜文等七類；余光中則先分散文為廣狹兩義，狹義散文指個人抒情誌感的小品文，廣義的散文則「凡韻文不到之處，都是它的領土」，余氏另又依「功能」將散文分為抒情、說理、表意、敘事、寫景、狀物等六類。而鄭明娳〈中國現代散文芻論〉把散文分成：小品（又依描寫對象與偏向的不同，分為人物小品、詠物小品、理趣小品、情趣小品四類）、雜記隨筆、遊記、日記、尺牘、序跋、報告文學、傳記等八類。以上諸家見解，各有千秋，大體皆能兼顧到知性與感性。

迨1988年台灣解嚴，社會開放，文學發展也隨之多元化，散文寫作範疇擴大，顯得多采多姿，台灣當代散文寫作已不自限於抒情、小品、感性、小我，尤其知性散文相較於感性散文，取得了頗大幅度的進展。只是，觀諸歷來散文選集之編訂，仍然明顯偏重於感性散文，咸認散文應該是獨抒性靈的、散步的，不是議論的、批判的等等，於是較為知性的散文，往往被棄置於外，遑論哲學的、歷史的、政治的乃至科學的書寫。如此，議論、說理、雜文的文類雖然理論上獲得保留，實際上則消弭於「文學散文」之外，可以說無形中局限了散文書寫的可能性。毋怪乎論者有感而發，認為散文書寫中知性的匱乏，限制了散文書寫者本身的開創、突破與格局的恢弘。既然缺乏知性的反省、思考和批判，作品的深度與強度也就無以提升矣。

其實，散文的知性書寫與感性書寫，不相排斥，小我之情和時代之感也往往具有互補作用。誠如向陽所言，個別的書寫者選擇身邊的細瑣小事，慢吟低唱，忠於自己，精耕細耘，當然可以開創文學書寫之美，臻至藝術高峰，同樣具有反映社會與時代的意義；而藉由知性散文的開拓和書寫，透過文學與社會、時代的觸及，更能夠再造一個足以見證時代、啟發世人、影響社會的新的散文高峰。

散文易寫難工而寫作者眾，作品量多且雜，綜觀報紙、雜誌做為傳播的主體，雜文、美文或是知性散文、感性散文，均為其所需，是以就台灣散文的刊載機會及出版數量言，仍遠高於新詩、小說，散文之重要性自是不容忽視。總之，所有從事散文寫作的人，應以更開闊的態度和眼光，充實作品內容，減少西化文字的汙染，不盲目追求文字技巧，且能珍惜傳統，從傳統中創新，從創新中綻放奇葩，寫出知性的或感性的散文傑作，開創散文書寫的可能，從而提升台灣現代散文的水準與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