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個商業社會中,「交易」是我們經常要從事的行爲,而在「貨幣經濟」中,「價格」就是「交易」中不可避免要出現的數字,只是「價格」通常只是代表交易雙方同意交換的「貨幣數量」,所以有人形容「價格問題」沒有「太高」或「太低」的問題,只有「成不成交」的問題。
只要價格談得攏,買賣雙方一個願買,一個願賣,就算是一個成功的交易。至於,這次成交以後,雙方會不會成為長期的生意夥伴,這就要看雙方如何評估這筆交易的「價值」。
但是,「價格」的數字容易取得,「價值」的數字就困難了。
而我們要如何評估一件「禮物」對自己的「價值」呢?
既然商業社會中的人大多會用「價格」來評估一件貨物的「價值」,所以,有些人收到禮物後,就會忙不迭地打聽自己收到的禮物的價格,然後用此來判斷送禮人的心意。
這當然與傳統社會「禮輕心意重」的說法相違逆。
不過,送禮人和收禮人對「禮物」的「價值」判斷不同,往往也是影響人際交往的重要因素。因此,很自然地會有人會想用數字來評估「禮物」在不同人的「價值等級」,這也是「行為經濟學」的重要課題之一。
先談談收禮人的部分。
想知道收禮人有多喜歡他所收到的禮物?
其實,我們可以學荷蘭人的方式。把發票和禮物一起送給對方,並且告訴他(她),如果不喜歡,可以拿去換不同的禮物。
當然,這是在一定的「價格」框架中進行的交易。但是,我們可以從這個模式中,發現收禮人對「禮物」所做出的「相對價值盼對」。也就是說,同樣都是標價1000 元的貨品,我們可以看看收禮人所做出的「價值排序」。
那麼,如果有些不宜標出「價格」的「禮物」呢? 最近,台灣網路社群流傳把「總統」送出去的主意,究竟收禮人(菲律賓或海地)會比較喜歡收到蔡英文還是馬英九這份「禮物」呢?我們也可以請他們選擇。 當然,這樣做是假設,從選擇中,我們就可以了解他們比較認可哪位總統的價值。
當然,禮物不是我們想要免費送,對方就會收的。
比如說,台灣的舊衣回收在「快時尚」興起後,就成為一個難題 ——即使我們想要把舊衣服送出去,也不見得有人要收。(相關文章:
全台舊衣無處可去。)
可見得,像舊衣這種東西,在台灣許多人的心中,其價值其實是「負」的,既便願意免費送出去,還是沒人要收。想要將「舊衣」送出去,就要了解一下社會的需求,花點心思規畫,才能解決問題。
當然,要在民主社會中,找到適當的政治人物,解決這類的社會經濟問題,其實相當考驗選民的眼光。
這時候,學著認識政治人物的「價值判斷」就成為選民重要的功課,因為這是其擬定政策時的「優先順序」。
用「心理測量學」的術語說,就是了解一下政治人物心中的價值「等級量表」(Ordinal Scale)。 我們不必去追問政治人物有多麼愛人民,(畢竟我們得到的多半會是空話,如『你們是我心中最軟的一塊』)而是要去想辦法從政治人物所做的事中,了解人民的生命與生計在其心中到底被放在第幾順位。
比如說,在疫苗選購上,政府一直買不到疫苗,根本的原因是什麼?是沒有錢買嗎?好像不是。只是,卡在某些問題上,最後讓疫苗變成了「稀有物資」,最後形成要用「搶」的局面。
疫苗有那麼難買嗎?還是,在中央的政治人物心中,一定要把一切物資都控制在手中,才是政治權力最高的價值展現呢?
無論如何,從「搶疫苗」的事件中,我們可以知道,在許多人民的心目中,「打疫苗」已經成為許多人回復正常經濟生活的第一需求,但中央的政治人物顯然沒把「人民有選擇疫苗的自由」這種考量視為重要的施政評估項目。
疫苗在人民和中央政治人物在防疫上的價值落差雖然已經顯現,但顯然人民並沒有(透過在野黨)和中央對談的空間。
至於,中央政府為何會如此不重視「民意」,可能也和目前台灣的疫苗都是「免費」的有關。因為「免費」,所以「沒得選擇」,只能聽由中央政府的安排。「民意」因此失去了參考的「價值」。
曾經有網路笑話說 ——
一架客機迫降海面上,空姐要讓乘客從機門滑逃生梯下海,乘客不敢,於是空姐求助機長,見多識廣的機長說:「你要對美國人說這是『冒險』;對英國人說這是『榮譽』;對法國人說這是『浪漫』;對德國人說這是『規定』;對日本人說這是『命令』。」
空姐為難地說:「可是他們都是台灣人吔!」
機長笑了:「那更簡單,告訴他們,這是『免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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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許,就是這種喜歡「免費」的心態,讓台灣的許多經濟行為都失去了「評估價值」的精神,以致最後選出了不重視自己意見的政治人物。
台灣的中央政府不重視民意雖是事實,可是要檢討的,又豈是政府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