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仲敬訪談 088 @ 20200514 論美國排華法案的前世今生

[00:00:04] 主持人：本周想要跟您討論一下美國排華的歷史。過去幾個禮拜已經有大約兩千兩百萬美國人申請失業，美國總統川普在4月21日晚間宣佈，由於武漢肺炎的大流行，將簽署一個行政命令，暫停進行美國的移民作業，保障美國人工作的權利。共和黨對於川普要暫停移民這件事情一直都顯得相當支持。甚至有意見表示，這件事情應該不要設下一個期限，無限期執行，直到疫情結束。事實上，從3月18日開始，美國大使館就已經暫停在全球範圍的常規簽證業務了，取消所有移民和非移民的簽證，而且不知道什麼時候可以恢復。請您稍作預測，這樣的行政措施，您覺得是不是會持續到年底大選的時候，還是在夏秋就有開始慢慢鬆綁的可能性？到最後即使鬆綁，是不是可能會對中國移民施加一些不成文的審查和限制？

[00:01:15] 劉仲敬：不大可能再鬆綁。很多臨時措施，最後都變成永久性的了。包括護照之類的東西，都是這樣開始的。官僚系統的管理一旦開始，要松的話就要產生承擔責任的問題。沒有人管的時候，不存在責任不責任的問題。一旦有了某種管理，然後取消或者改變這種管理，就會引起相應的問責問題。為了避免問責本身，就必然會變成，如果搞不出其他更好的方案來，原有的做法就會一直無限期延長下去。經過一代人的時間，大家習慣了以後就會認為是理所當然，本來就應該是這樣的。現在已經沒有人記得，1914年以前，護照是一個臨時的、非常偶然的現象，跟介紹信是差不多的。至於會不會針對中國，這個確實是跟今年的大選有點關係。我認為，長遠看來（這裡所謂的長遠就是三、五年時間），必然會針對中國的。所以，中間有沒有一點小波折是不會影響大局的。

[00:02:32] 主持人：隨著十九世紀七十年代美國內戰之後經濟的衰退，當時他們的勞工領袖鄧尼斯·吉爾尼(Denis Kearney)和他的工人党(Workingmen's Party of California)開始指責中國的苦力造成工資水準低下，所以才有1882年的排華法案(Chinese Exclusion Act)。1882年的排華法案把幾乎所有的華人勞工拒絕于美國之外長達六十年以上。而且在1884年，它的修正案更告訴美國的行政當局，無論這些華人的國籍是什麼，這個法律都適用。但是有人說，這個排華法案本身並沒有解決白人勞工面臨的問題。而且事實上，華人很快就迅速地被在社會中扮演類似性質的角色的日本人所取代。而且後來在1924年，看似專門針對日本人的排亞法案(Immigration Act of 1924)幾乎徹底杜絕了亞洲移民。所以，美國宣揚自己作為一個移民國家，其實是偽善而且欺詐的。對於這樣的輿論攻擊以及未來美國可能發生的排華建制化過程中的爭論，您有什麼看法或評論？

[00:03:43] 劉仲敬：其實爭論都是沒有意思的。爭論像泡沫一樣，從來沒有改變過什麼事情。以為真的能夠改變什麼事情，那是被知識份子編著的歷史所誤導的結果。排華和排日是不一樣的事情，它其實反映了社會主義和種族主義的關係。社會主義是先來的，種族主義是後來的，但它們有同樣的根源，它們都跟大眾民主有關係，是大眾民主發展的兩個不同階段。但是從歷史發明學的角度來講，正因為種族主義是後來的，所以它喜歡把自己打扮成為自古以來就有的，其實它的歷史比起社會主義要短得多。這個差不多也是所有建構體系的共同特徵：一般的情況就是像古史辨派或者司馬遷所說的那樣，後來者居上。就是說，你真實的歷史越短，你建構的歷史就越長。

[00:04:42] 春秋時期一般講家族的，能夠追溯到西周就已經很了不起了。大多數名門士族，追溯到春秋初年就已經是很不錯的事情了。極少數能夠追溯到西周，那是特別了不起的。基本上沒有人提商代的事情，連孔子這個殷商後人都很少提。等到戰國時期，大家就開始紛紛發明歷史，把夏、商、神農諸如此類的東西一個一個發明出來。等到漢朝初年的時候，大家就感到十分不過癮，一路發明到黃帝上面去。越往後的年代，發明得越遠。但是從真正的家史來看，那些自己說自己跟子產或齊桓公之類的有關係的家族是真的有關係，後來講神農氏的那些人就是知識份子自己給自己找出處找出來的。最後講黃帝和炎帝的那一批人，就完全是劉邦這批完全沒有貴族血統的平民階級登臺以後的事情了。

[00:05:48] 在歐洲也是這個樣子的。明斯特的先知(Jan Matthys)把自己追溯到舊約當中的猶太國王，恰好說明他是出身裁縫或匠人之類的平民階級。而德國的公爵和伯爵們，大部分在當時都是巴本堡家族、盧森堡家族那個時代出來的，能夠追溯到霍亨斯陶芬家族就已經很了不起了，最遠頂多追溯到查理曼。平民階級要打敗你的方式就是：你有什麼了不起的，都是中世紀出來的，我直接追溯到以色列王國(Kingdom of Israel)好不好。像約翰·鮑爾(John Ball)那些人，當時的英國貴族大多數是從都鐸王朝、頂多是從蘭開斯特王朝起來的，把自己的家族追溯到諾曼征服就已經是帶有神話性質了，然後他們就面不改色地說所有人都是亞當夏娃的後代。這就是最古老了，你也早不過亞當夏娃，但是實際上這就說明他恰好是沒有任何身份憑藉的。

[00:06:44] 種族主義的歷史發明就是這樣的，理論上隨著十九世紀的科學進步追溯到人類的起源，但是實際上它們本身是社會主義運動的一個繼承者。它們跟比較早一點的十九世紀中葉的社會主義運動是有直接的繼承關係的，它們都是屌絲的運動。博愛這個原則是法國大革命以來自由派和激進派的口頭禪，新起的社會主義運動在馬克思那個時代還是作為激進派和自由派的小跟班來擠末班車的，所以繼承了他們的各種修辭。但是這些修辭好像沒有為他們帶來多大好處，因此到十九世紀末葉，科學種族主義隨著達爾文主義開始興起的時候，他們又採取了新的策略，這一次就是種族主義了。所以從時代上來看，希特勒是列寧的繼承者。他們兩人在十九世紀中期和末葉的思想上的祖先，也是這個樣子的。在美國，發展順序也是這個樣子的。

[00:07:50] 排華跟社會主義有密切的關係；排日則跟種族主義有密切的關係，是後來的。兩者之間的動力學是有一點不同的。當然，一開始排華的主要是愛爾蘭工人這些人。他們排華的理由其實已經有了一些種族主義的成分，但是那時候還不是社會主義運動的主流。主流講究的是反對那些狡猾的亞洲血汗勞工降低生活標準和衛生標準、降低生活品質的企圖。這裡面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華人移民其實主要就是粵人，他們要把自己所得的大部分收入寄回老家或者留在自己的小團體內部，比如說他們自己的幫會組織之類的內部；而愛爾蘭人、義大利人和其他歐裔的移民的作風是，希望在得到更好的生活以後就要建立新的社區，大量的利益會留在當地。這個金流的不同，也是後來東南亞排華運動的根本原因。本地的利益在涉及華人的情況之下傾向於內卷，收進去就再也出不來了，不會在本地迴圈流動；而伊斯蘭教團體就不會這樣，他們會在更廣大的範圍內流動，因此他們會創造出一個更大的、具有擴張性的產業鏈。

[00:09:42] 勞工運動的邏輯就是要壟斷工作機會。如果有工賊性質的行動，對他們來說是最為痛恨的。而工賊性質的行動一般來說是要引起鬥毆的，鬥毆就是憑中世紀式的私人戰爭的方式，看誰能打得贏誰了。誰能打得贏，誰的發言權就大，誰就會取得主流地位。主張排華的那一批人，在比如說太平洋鐵路公司這樣的資產階級看來是極其令人討厭的。站在資產階級的立場上，他們並不希望有任何意義上的壟斷勞動權的組織存在。但是他們也像是上海工部局一樣，並沒有這樣的資源去從事社會運動，例如去干擾立法之類的。所以實際上，能夠形成法案的，都是團體博弈的結果。能夠進入立法機構的，都是願意掌握美國邊境地區各准州政治機構的那些各個團體。比如說，像明尼蘇達這些地方就是北歐人、瑞典人的團體佔優勢，愛爾蘭人跟鐵路工人這些技術性不太強的行業聯繫得比較緊密。

[00:11:03] 如果你的團體積極參加公共政治的話，那麼你的發言權就會比較大；如果不積極參加，把所有的利益都存起來、匯走或者內部消化的話，那麼就沒有你自己的院外活動集團和政治組織替你說話。華裔的問題一開始就是這樣。你要是真算時間的話，他們跟同樣作為鐵路工人來到加利福利亞的愛爾蘭人相比，時間差是不到一代人的。但是新興起的加利福尼亞最初的兩個社會主義黨派基本沒有考慮過爭取華人選票的問題，他們從華人那裡也得不到任何資助。華人能夠有效地參加高級政治，實際上是被共產國際發動起來的結果。如果沒有共產國際的話，他們能夠製造出來的最高級的幫派，那也就是司徒美堂的堂會那種東西。這個恐怕不能簡單地解釋成為沒有資金的問題。

[00:11:56] 他們像是現在的希臘黑幫或者希臘土耳其邊境的那些移民偷渡團體一樣是現金交易，連去辦銀行手續的人都很少。大量的現金交易，依靠黑社會關係和黑社會性質的信用，來保證這些現金不被搶劫或者詐騙。當然這就意味著，你如果做了為幫規所不許的詐騙之類的行動，是會遭到斧頭幫的追殺或者諸如此類的事情。而斧頭幫之類的行動在美國員警看來，那就是純粹的黑社會行動，這使得你更加不可能進入高級政治了。這種組織取向的差別，使得華人在社會主義運動當中顯得是一個天然的工賊團體。

[00:12:42] 社會主義運動在主持社會主義運動的小資產階級知識份子看來是平等和博愛的，但是一旦進入操作層面就具有了明顯的種族性。例如，當猶太人從東歐或歐洲進入德國、奧地利和美國這些相對先進的地方的時候，最初也是做的像裁縫之類的無產階級性質的工作，他們在早期社會主義運動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但也是他們，就非常明顯地感覺到，來自東歐、理論上也是猶太人的這些人恰好是最讓人討厭的，對於他們的社會主義運動來說構成了最大的威脅。因此，德國系猶太人和東歐系猶太人的不和，是隨著他們進入城市生活和工業社會開始的。什麼是猶太人，猶太的啟蒙性和猶太神秘主義，猶太人的各種認同，是隨著十九世紀中葉的城市化運動而逐步展開的。

[00:13:49] 在當時，佔據了最有利地位的是中世紀本來就有的那些特權行會，其次就是在法國大革命以後的自由主義運動和選舉權擴充中有效建立了自己黨派機構（比如說社會民主黨和工黨）的那些工人機構。最後來的那批人，地位是最低的，因此他們傾向於反對工人運動。最後來的新移民傾向于保守主義甚至極右翼，而不是傾向於親自由派的左翼工人運動。對於他們來說，資本家比工人要更友好一些。

[00:14:33] 最古老的中世紀的勞工團體，在拉薩爾(Ferdinand Lassalle)那個時代還有相當強的力量，對於早期自由主義者和重農學派之類的人是非常痛恨的。他們強烈主張中世紀的工匠制，師父徒弟這種制度，就跟現代醫學界推行的那種制度是一樣的。他們認為，只有這樣的制度才能有效地保證品質。如果放開勞動准入的門檻的話，對於社會責任感和精密工業技術是一個極大的傷害。例如，拉斐爾前派(Pre-Raphaelite Brotherhood)基本上就是這個態度，墨索里尼和艾茲拉·龐德(Ezra Pound)等於是這一派在近代的繼承者。他們的口頭禪就是，粗鄙的美國工業化摧毀了義大利人精細的審美感覺，所以我們要恢復行會國家。只有在行會的保護之下勞動權永遠不會受到競爭和威脅、全心全意鑽研美術或技術的這些工匠，才能夠重新煥發出文藝復興的輝煌。

[00:15:34] 其次就是，在馬克思的時代和憲章運動的時代，通過作為自由黨左翼（激進黨和工黨）而在政治上和社會上已經佔據了一定資格、有了自己的工會組織和政黨組織的這撥人。這撥人在歷史上顯得比較突出，因為近代的社會民主黨大多數都是他們的後裔。最後一撥從東歐（加利西亞的山地之類的）跑過來的那些打雜工的人，到了維也納或者芝加哥以後最先的感覺就是，他們最討厭的就是這些工會。這些工會無論理論上是什麼樣的，實際上它們都是被原先工會的世家元老之類的人主持的。外來人沒有什麼關係，在他們那裡排隊，撈不到什麼好的待遇。但是如果你跟老闆直接混、給老闆打雜或者給他當工賊的話，立刻就可以跳過這個階級，在收入上甚至可以超過原先那些老的工會。

[00:16:35] 他們希望的是德克薩斯暴發的石油老闆之類的人，能夠跟墨西哥黑工一起打工，指不定什麼時候挖出一條大礦脈來，自己就可以當小老闆，一下子就可以變成工頭。而如果你在芝加哥的話，那些工頭往往是由黑幫世家世世代代掌控的，像電影《碼頭風雲》中描繪的那樣。那些盤根錯節的工會幹事，他們之間的關係就跟《教會》那本小說裡面描繪的義大利各家族一樣。你如果不是自己人，要想混進去是非常不可能的。外族人又不通他們的語言，那是這輩子也不能出頭的。但是你如果直接到鐵路公司去打工的話，你掙的錢比他們還要多。那麼，雙方之間立刻就引起了衝突。最窮的窮人和新來者擁護極右翼而不擁護左翼，這個亨廷頓式的政治命題也是從十九世紀晚期開始的。這樣的衝突很容易被解釋為種族主義。

[00:17:38] 我們要注意，種族主義是通過文化主義作為過渡而演化出來的。文化主義的第一波是，講德語的猶太人瞧不起不會講德語的東歐猶太人。德語跟規範、身份和體面聯繫在一起，是一個在階級提升的過程中間已經具有了一系列相當多的既得利益的階級的身份性標誌；東歐的各種雜牌語言則是缺乏形式性和標誌性的。他們狡猾，不講個人衛生。像佛洛德時代的很多笑話，說他們不洗澡之類的。那些笑話是德系猶太人用來嘲笑那些進城打零工的東歐猶太人的。其中一個笑話是這樣的：一個猶太人在火車上遇見另一個猶太人，他看見那個人蓬頭垢面，就問他說，你怎麼不洗澡呢？那個猶太人說，誰說我不洗澡？不管有沒有需要，我一年至少要洗一次澡。

[00:18:40] 當然，洗不洗澡這件事情跟你的家庭有沒有自來水管之類的家庭設施有關，而這些東西都是需要成本的。他等於就是在問你，你所住的房子交的房租貴不貴或者說是交的房地產稅多不多。這其實跟工部局的投票標準是一樣的。如果你的房地產稅納稅額很高，那麼你肯定是有全套浴室設施的；如果你連浴室設施都沒有的話，你那個爛房子，納稅額一定是很低的吧，你是沒有資格參加投票的。就是一個赤裸裸的階級鬥爭。而赤裸裸的階級鬥爭首先跟文化語言連接在一起，隨後又被解釋成為種族。對於波蘭和奧地利這樣的地方來說的話，種族主義實際上是經由猶太人，由文化主義演變成種族主義的。首先它在猶太人圈子裡面的時候是體現為文化主義的，講德語的上等人歧視講東歐各種雜牌語言的下等人；但它躍出猶太人圈子以後，就變成種族性質的東西了。

[00:19:46] 高貴的日爾曼人，即使是日爾曼的工人和公民，例如瑞典農場主的家庭主婦，像滿洲國的日本移民一樣，如果不用肥皂液把所有的地板都洗得一塵不染，就覺得自己非常丟人。東歐來的那些人散漫慣了，所有東西都是亂七八糟一團糟的。他們也不大接受當時由德國科學家開始推行的科學林業和科學衛生管理，以及如何用肥皂水殺滅當時是不治之症的肺結核而降低發病率。因此，傳染病的發病率在不同族群當中有明顯差距。傳染病發病率的差距，有效地實現了社區隔離。如果你一天到晚費了很長時間用肥皂水把地板擦得乾乾淨淨，你是一點也不高興邀請那些一年洗一次澡的人再進來的，然後你還要再用肥皂水擦一次。然後你需要有一個解釋體系，這個解釋體系就是：他們是斯拉夫人而我們是日爾曼人，我們日爾曼系的各民族跟他們斯拉夫系的各民族是不一樣的，自古以來就不一樣，我們在種族上就不一樣。

[00:20:58] 種族這個概念在封建歐洲是基本不存在的，在社會主義運動的初期也是沒有什麼意思的。在十九世紀末期，它逐漸就被創造出來，而且在廣大人民心目中顯得好像真是這個樣子的。例如希特勒在少年時代和佛洛德在少年時代都曾經混過的維也納，看上去就真的是這個樣子的。有沒有用肥皂水把家裡打掃得乾乾淨淨，是德國工人和東歐工人十分明顯的差別。因此，德國社會民主黨對斯拉夫系的工人是充滿歧視的。按照他們已經研究成熟的那一套工人鬥爭和議會鬥爭的程式，這些人如果能夠起什麼作用的話，那也是起工賊的作用。他們顯然是像匈牙利人看待克羅埃西亞人一樣，這些人是各民族解放鬥爭中間拖後腿的，幫助哈布斯堡帝國來鎮壓他們，幫助資本家來削減他們的工資，敗壞工人運動的名譽。

[00:21:58] 因此，就像馬克思所指出的那樣，最應該消滅的就是斯拉夫人和哥薩克。如果地球上沒有這些劣等民族，世界將多麼美好。美國人把墨西哥人趕出了德克薩斯，對人類進步做出了極大的貢獻，而這些萬惡的衣衫襤褸的墨西哥工人嚴重拉低了世界進步中心之一的北美的文明水準。按說的話，馬克思如果生在今天的話，他應該是堅決支持川普修建墨西哥隔離牆的政策，而會被民主黨人說成是極右分子的。

[00:22:35] 但是馬克思那個時代，種族主義還是剛剛開頭。達爾文以後，種族主義獲得了一點科學的包裝，跟民族發明結合在一起。大家開始考慮，芬蘭人為什麼要堅持說我們的語言不是瑞典語的一種方言呢？因為瑞典人是日爾曼人，而我們是烏拉爾人，我們是亞洲人，我們怎麼可能跟你們是一起的呢？你們不要企圖統戰我們，我們跟你們不是一個族的。匈牙利人要說，你不要以為我們講德語和拉丁語，我們就是奧地利的一部分。你們奧地利人是日爾曼人的一部分，而我們匈牙利人是亞洲人，我們跟你們不是一個民族，你們不能統一我們。

[00:23:16] 民族發明學的基本原理就是要找一個盡可能遠的，跟你發明的不一樣。例如，保加利亞人不是希臘人，因為他們是居住在伏爾加河一帶的保加爾人。匈牙利人是居住在歐亞大草原的匈奴人，芬蘭是居住在俄羅斯北部的亞洲人。這樣一來，你們這些平時習慣於跟我們說“我們都是一家人”的大民族就再也沒辦法統一我們了。當然，這樣造成的輿論氣候使得半通不通的人都開始覺得需要給自己找一點種族依據了，然後把現實中存在的各種衝突解釋為種族性，把種族性後來居上地解釋一下。這一次不再是像中世紀那樣解釋到亞當夏娃的時代，而是一直解釋到達爾文所說的猛獁象和冰期的時代。

[00:24:06] 在這個時候，排日才會成為一個問題。日本人首先在夏威夷的時候是作為科學化蔗糖廠的勞工而被引進的，這就是為什麼夏威夷的日本人多半是民主黨人。像李碩他們那種種族主義者，對於這一點是無法解釋的。按照他們的解釋的話，美國已經左化了，只有日本才是真正右派的樂園。但是我們不要忘記，夏威夷的左派和民主黨的主要支持者就是日本移民，這跟他們的來源路徑是非常一致的。

[00:24:50] 在十九世紀末期和二十世紀初期，一直到1930年代和1940年代仍然非常流行的學說就是，日本是一個人口過密的小島，又有大量的小農，所以他們需要用移民來解決人口壓力。所以，去巴西、秘魯和美洲這些地方的日本移民團往往就是在這個時期出發的。但是他們的社會組織的封建性跟華人（其實是廣東人，“華人”這個概念是廣東人發明的）的部落性和宗族性是不一樣的。日本人的移民團是封建性的，這個封建性在拉丁美洲表現得最為明顯。

[00:25:32] 他們經常是在內地搞出一個很大規模的農場，他們的工頭或老闆之類的使用在日本本土都已經演化得面目全非、帶有德川時代風味的封建管理體系，來處理他們的頭家和勞工之間的關係。往往是，到1960年代，東京已經顯得非常現代化的時候，在巴西內地的那些農場，你還可以找出具有德川時代古風的日本農業開拓者。他們等於是在一個類似世外桃源的生態環境中保持了自己原有的社會形態。這些封建性的社會形態在美洲形成的社區，本身也是具有一定封建傳統的。因此，他們在十九世紀的自由主義和社會主義活動模式下形成的移民團體看來，他們也有自己的另一種形式的排外壁壘。在美國西部和在拉丁美洲的日本移民團是為數最多的，他們以另一種形式形成了一種難以被融合入社會的團體。

[00:26:56] 日本移民團在巴西和秘魯之所以是這樣，就是因為西班牙美洲和葡萄牙美洲那種伊比利亞式的封建主義的格局是把種族團體和封建團體相互嵌套的，義大利人的團體或高喬人的團體是可以按照中世紀西班牙的那種方式相互嵌套的。但是對於強調融合的美國來說，這樣的團體就顯得相當的異類，於是他們又引起了波蘭人和匈牙利人在法國引起的那種難以融合的問題。因此，他們變成了十九世紀末期和二十世紀初期的種族主義的主要攻擊對象。

[00:27:40] 威廉皇帝的黃禍論也是在那個時期提出的。他們主要考慮的其實也是日本人。日本移民在歐洲的階級地位要高一些，因此他們才能夠引起黃禍的恐懼。黃禍的恐懼，主要是因為日本在八國聯軍戰爭以及以後的相當長時間內是有色人種的列強之一的緣故，它看上去是唯一可以（像日本泛亞主義者所主張的那樣）領導亞洲和全世界有色人種的政治勢力。從自身已經被種族主義洗了腦、隨時都覺得自己可能被下等人分占工作機會的那些勞工運動領袖來看的話，他們從社會主義運動轉而支持種族主義運動是合理的。

[00:28:31] 像國務卿和總統候選人布萊恩(William Jennings Bryan)搞的那個猴子審判案(Scopes Trial, 1925)，其實起作用的幕後操縱者是科學種族主義者和像布萊恩這種傑弗遜式的、老派的民主黨基督教理論家。老派的民主黨基督教理論家是只講信仰而不講種族的。他們認為，基督教內在是平等的，達爾文主義企圖把人分成三六九等，這是根本違反基督教的博愛精神的。所以，布萊恩要堅決反對公立學校的教師在課堂內給自己的學生灌輸達爾文主義，認為這是違反基督教精神的。而科學種族主義者通過反對比較原始的、保守的基督教倫理，名義上是擁護科學和達爾文主義，反對基督教保守主義對學童的思想統治，實際上是要樹立“日爾曼人在美國最優越，其他的例如墨西哥人和顱骨形狀不行的各種族都應該靠邊站“的理論。科學主義和種族主義結合在一起，反對保守派和舊式基督教倫理的鬥爭，這是在歷史上露出的第一個苗頭。

[00:30:01] 它在美國沒有長大，主要原因恐怕還是因為美國空間廣闊，空間廣闊能夠緩解壓力，衝突都是零星和小規模的。在歐洲，只要十九世紀末期的經濟繁榮巨浪還能夠繼續，那麼衝突也不會嚴重到很危險的程度。如果超越民族、種族和階級的各大帝國（像哈布斯堡帝國）還能維持的話，衝突也還能控制。但是第一次世界大戰把這些全都改變了。大蕭條奪走了所有人的飯碗，小民族國家的興起給種族主義提供了極大的助力。所有人的空間都縮窄了，必須進行你死我活的爭鬥。原有的封建式的階級衝突，逐漸轉變為民族國家建國的衝突。前者像是同一個家庭裡面的男人和女人的衝突，不可能是以消滅對方為目的的；後者就像是朱元璋和張士誠爭奪皇位的鬥爭一樣，有了東吳就沒有西吳，有了大順朝就沒有大明朝，是你死我活的鬥爭。這個鬥爭在比較基層的、像希特勒所在的那個屌絲階級當中，就被自然而然地解釋成為種族之間的鬥爭。

[00:31:23] 種族主義從十九世紀末期開始萌芽，到二十世紀初期，就像是遮蔽在歷史上空的陰影一樣，不再像是十九世紀初期那樣充滿樂觀，而是無法逃脫的令人絕望的未來。在這個令人絕望的未來之下，沒有別的選擇。對於上層人物來說，就是要搶在機會視窗關閉以前吸取凡爾賽和約時期的教訓。當時你手下如果有幾百個兵，趕緊搶著隨便在中世紀找出一個公爵領地或者伯爵領地的名稱，硬著頭皮說這就是我們的民族，你就站住腳了；如果你當時本來有幾萬人馬或幾十萬人馬，卻錯過了這個機會，不到凡爾賽會議去出一個頭，你以後就算是完了。下一次我們絕對不能再犯同樣的錯誤。對於上層人物來說就是要民族發明，對於下層人物來說就是要搞種族主義。上層人物關心的是能不能做的了國父，下層人物關心的是我的飯碗會不會被別人搶走。

[00:32:36] 就是在這個時期內，關於生存空間和種族未來之類的討論變成了伊朗、日本、暹羅這些國家的政治家不得不認真考慮和認真對待的問題。就是在這個時期，波斯變成了伊朗，為什麼？你們不要忘記，我們才是全世界雅利安人的始祖。如果我們落到這樣的地步，你們歐洲人是不是也應該負點責任？我們的國名改成伊朗，是不是能夠稍微提高一下我們的國際地位？暹羅變成泰國，那就是說，整個東南亞的泰語系各民族都是我們的。暹羅只是一個封建王國，是依靠封建效忠關係維持起來的，只有地域性而沒有種族性。現在我們變成所有泰人的國家了。整個東南亞在歐洲殖民主義的籠罩之下，我們是唯一的獨立國家。當然，最大的壓力是落在日本人頭上，它是唯一的非白種人的列強。在一個可能的未來裡，所有的非白種人都要面臨著滅種，或者至少會像東歐猶太人那樣淪落到隔離區去生活。如果使世界不落到這樣的下場，那麼似乎除了指望日本人以外，其他人全都是沒有利害關係的。因此，日本人是黃禍陰謀論的主要目標，也是全世界下層社會種族主義的主要目標。

[00:34:04] 儘管由於希特勒的失敗，現在留下的印象就是，種族主義是德國人搞起來的，或者是跟東歐人有非常密切的關係，但是實際上，歷史從來都不是這個樣子的。社會主義行情水漲船高的時候，所有國家都傾向於社會主義，只是程度有點不同；種族主義行情水漲船高的時候，所有國家也都傾向於種族主義，也只是程度有點不同。後來被打黑的那一部分，只是程度最重的那一批；程度比較輕的，後來都被遺忘了，都像是沒有這方面的事情一樣。整個二十世紀上半期，歷史座標傾向于向種族主義方向發展，是所有國家都在做的事情。例如，澳洲有白澳政策(White Australia policy)，美國的排亞政策也是在這一時期以較低層次展開的，雖然它們沒有像東歐那樣發展。東歐之所以是這樣，是因為它是壓力鍋的壓力最緊張、而且是民族發明搞得最如火如荼的地方，所以壓力最大。美國畢竟還是地廣人稀，經濟繁榮，各方面的壓力都比較輕，所以僅僅體現為移民問題。已經來了的，就算了；沒有來的，以後要加強管制。

[00:35:15] 實際上你可以說，英國工党的社會福利和遺產稅，跟布爾什維克沒收和槍斃資本家的做法是同一個做法。只是英國人不槍斃資本家，而是問他的兒子征50%或95%的遺產稅。你要注意，征95%的遺產稅跟沒收有多大差別？有5%的差別，好吧。所以，德國的奧斯維辛集中營跟美洲和澳洲國家實行的移民限制相比，也就是布爾什維克槍斃資本家和英國遺產稅這種性質的差別。後來搞得最糟的那些人落水了，但是我們可以玩世不恭地、馬基雅維利主義地、很科學地說一句：他們之所以落水，與其說是因為他們特別邪惡，不如說是因為他們的環境特別狹窄困難。但是這兩者其實也是同一現象的兩種不同描繪。為什麼你會特別邪惡呢？因為你的資源特別匱乏，爭奪資源的鬥爭特別緊張，所以你必須使用別人沒有必要使用的特別邪惡的手段。兩者本來是兩位一體、似二而一的事情。

[00:36:30] 打著反對種族主義旗號消滅了希特勒的列強，開始自身把種族主義作為政治不正確而加以取締。同時，再加上冷戰時期所謂黃金三十年的經濟繁榮，蛋糕做大了，可以給所有人分一下，蛋糕分得比較多的時候，大家就不用怎麼緊張地排座次了。所以在這個時代，種族主義的名譽顯得非常壞，只是極少數社會邊緣人才會主張的東西。但是，這也只限於西方主流社會。根據“禮失求諸野”的原理，歐洲人扔掉的垃圾會被鄉下孩子當作新衣服穿在身上，因為他們平時穿的衣服還不如你扔掉的舊衣服好。所以你才可以看出，為什麼在共產黨的系統內部，現在正在產生強烈的種族主義文化。像李碩這樣的人，他自己就是體制內單位出來的人，必然就是這個樣子的。例如，今天的中國歧視黑人或者搞種族主義的傾向，至少是比美國要不知道嚴重多少。這跟原先在蘇聯時代留下的那種統戰第三世界亞非拉國家的統戰政策形成了極其尖銳的矛盾，同時也形成了各種極不靠譜、看上去就極其滑稽的理論。

[00:37:47] 例如，種族主義傳統是以白人為中心的，重點其實是有色人種，然後它會轉移為歧視維吾爾人和中亞穆斯林，但是這些人恰好是膚色最白的人。例如，你要是看膚色白的話，西部的維吾爾人經常是有30%或40%的歐洲基因的，雖然不如塔吉克人。塔吉克人肯定是中國境內最白的人，比奧巴馬肯定是要白得多的，比很多美國人都要白得多。我們不要忘記，中亞從高加索山到裡海和黑海這一片，是雅利安人的發源地，這一帶人的膚色已經算是最白的。但是它在中國現在的種族主義運動當中被列為歧視的主要對象。而由於中國種族主義在理論上是非常缺少建樹的，他們全盤引用了歐洲種族主義的各種理論，結果就變成了極其滑稽的現象：按照他們的理論應該是下等人的人，歧視和壓迫按照他們的理論應該是上等人的那些族群。

[00:38:54] 種族主義作為一個把短期利益鬥爭加以合法化的手段（我們要把我們的短期利益鬥爭說成是自古以來的、天然的、合法的利益鬥爭），它像所有的意識形態鬥爭一樣，都是有流弊的。意識形態鬥爭的鑒別敵我和動員能力的精確度都非常差，所以往往會在意識形態邊緣當中產生出這種現象：吸收了這些意識形態的邊緣，在現實政治鬥爭中跟發動這些意識形態的主流在利益上不一致。這就是典型的紅衛兵現象和三種人現象。他們是被共產黨製造出來的意識形態動員起來的，但是他們根據共產黨的意識形態，卻把鬥爭物件指向了共產黨老幹部或者諸如此類的人，使得共產黨必須去鎮壓這些他們自己的意識形態煽動起來的人。其實在希特勒的德國，這樣的情況也是有的。在希特勒主義籠罩的東歐，根據希特勒的種族理論去擁護那些照希特勒的種族理論應該是上等人、但是在外交上堅決反對德國的人，卻把那些是希特勒的統戰物件、但是在種族上很不合格的人當作打擊物件。結果這擾亂了希特勒同志在東歐的外交政策，因此他們不得不遭到德國鎮壓。類似的現象也是經常產生的。

[00:40:13] 二、三十年代的排日運動，對於日本外交政策的制定以及霞關建制派的倒臺其實起了相當大的心理影響作用。在彌漫在日本整個社會的緊張和絕望情緒當中，建制派的做法，幣原外交，看上去就顯得像是，在一個日益轉向種族主義、日益拋棄十九世紀外交傳統的世界當中，孤獨地、無效地堅持十九世紀的外交傳統，卻得不到任何回報。在各大國不再維持條約體系的情況之下，孤零零地維持條約體系，只有投入而沒有收益。既然大家都要搞民族發明，我們就不能夠再堅持哈布斯堡正統的概念了，我們是不是得發明一個奧地利民族出來，免得我們吃虧，我們已經吃了很大的虧了。在大家都搞種族主義的情況之下，我們能不搞一搞亞洲主義、為黃色人種爭取最後一點空間嗎？如果我們不搞種族主義，而大家都不搞條約體系了，我們就一點空間都沒有了。就是在這樣的輿論氣候之下，建制派在日本二、三十年代才最終倒臺。而這樣的情緒也推動了絕望的太平洋戰爭的展開，因為如果不這樣幹的話，也許將來的情況會更糟糕。儘管我們這樣做從實力對比上看似乎是註定要失敗的，但是如果不這樣的話，等於是不加抵抗就失敗，情況只能會更糟糕。這些事實都跟日本移民團在美洲受到的待遇是很有關係的。

[00:41:49] 像剛才所說的那種理論，美國是不是移民國家？是不是有虛偽性？答案是，“美國是移民國家”這件事情是一個事實描述，它並不是美國建國的理想。美國建國是封建主義者對民族主義者的一個反攻倒算。美洲殖民地是根據封建契約建立起來的，他們有些從英國國會領到了特許狀，有些從英國國王領到了特許狀。他們跟國王和國會的關係是互不從屬的，也是特殊和各不相同的封建關係。等到英國國會想要建立近代民主國家、宣佈一切權力歸於英國國會的時候，他們覺得這等於是要把他們原先得到的特殊權利統統作廢。因此，你們撕毀了合同，原先的合同無效了，我們不再是英國的臣民了，然後我們自己聯合起來再建立一個聯邦。這個聯邦是一個封建性的聯邦，它體現了都鐸憲法，它跟種族和移民都沒有特殊關係。

[00:42:51] 封建契約是不知道什麼叫做移民不移民的。移民事先就假定了原住民的概念。東歐的日爾曼人領主或者基輔的瑞典人王公，他們是移民嗎？他們沒有這樣的感覺。他們如果有什麼感覺的話，那麼他們的感覺就像是今天被另一個公司聘到該公司的經理一樣，他們的感覺是李·艾科卡(Lee Iacocca)那種的。比如說，我原來是福特公司的一個經理，後來我跟福特公司的老闆鬧翻了，暫時失業；克萊斯勒公司覺得你很有才幹，請你做克萊斯勒公司的經理。所以我就從瑞典跑到俄羅斯去，做了俄羅斯的王公，或者從德國跑到波蘭去，做了波蘭的國王。我是一個統治波蘭的殖民者和征服者嗎？艾科卡會覺得他是去統治和征服克萊斯勒公司的工人嗎？克萊斯勒公司有覺得他們被艾科卡征服了嗎？顯然不是。工人不會覺得我跟經理是平等的，經理一年拿多少錢，我才拿多少錢？但是我默認說，我這個工人如果沒有經理是玩不轉的，而且我還得有一個好經理。原來的經理不好，我們虧本太多，工人福利受到了嚴重損失，我們要擁護一個好經理。所以俄羅斯人就覺得，能征慣戰的瑞典人比本國的王公要好，請他們來領導我們征戰，對付萬惡的東方人和韃靼人，這是再好不過的好事，怎麼能說瑞典人殖民了我們？

[00:44:14] 封建契約是無所謂移民觀念不移民觀念的，它只有階級契約和法團契約的觀念。在沒有階級或者說階級不明顯（像美國這樣沒有國王和貴族）的情況之下，它基本上是一個法團性質的契約。整個美國都建立在法團契約的基礎之上。只不過由於美國地廣人稀，後來是來了很多移民，移民當中還包括很多標誌性的、在歐洲混不下去的政治上和宗教上的被迫害者，產生了美國人（但是這一點其實是法國人替美國人發明的）“我高舉明燈守這金色的大門，全世界受迫害受壓迫的人到美國來尋求庇護吧”這種概念。但是，這一點體現在美國的流行文化之上，體現在《紐約先驅論壇報》、紐約廢奴主義者的政治宣傳當中，而並不體現在美國的憲法結構和普通法的結構本身當中。然後它被解釋成為，“為什麼你們歡迎白人而不歡迎其他什麼人？”這個原因其實也是封建性的。移民來的各團體當中，誰的封建性最強，誰的階級地位就最高。

[00:45:27] 跟種族主義者的說辭不一樣的是，在封建契約和法團結構當中，地位最高的（至少比川普這種人地位高）其實是被種族主義者說成是被美國虐待的印第安人。印第安人在美國憲法結構當中享有的地位是准主權國家的地位，他們是一個地位比美國各州更高的准主權國家。他們比主權國家唯一差一點的就是，他們沒有獨立的外交權，他們的外交必須通過美國。也就是說，印第安部落和其他政治組織只能跟美國政府和美國各州進行外交，或者通過美國外交機構來跟世界其他國家進行外交。除此之外，他們享受的一切權利都是一個主權國家的權利，他們享受著封建歐洲除神聖羅馬皇帝以外的那些王公（比如說薩克森公爵或者洛林公爵）的權利。除了你不能越過神聖羅馬皇帝和羅馬教皇以外，其他方面你享受的就是一個主權者的權利。

[00:46:34] 種族主義者會說，印第安人、黑人、墨西哥人和其他被壓迫者都是被白人壓迫的。但是對於這一點，印第安人是絕對不肯承認的。他們的法律地位之高，是超過所有的白人普通移民的。他們是不需要工作的人，像是羅馬公民一樣，羅馬國家必須負責養活他們。在今天的美國，你去任何一個印第安保留地都可以看出，他們有的時候會開一些賭場或者旅遊專案，但是也可以不開，無論如何美國政府都要負責養活他們，就像是大清帝國必須把無所事事的滿蒙八旗養活起來一樣。你要是說，“老舍那一批滿蒙八旗是大清帝國的被壓迫者，因為他們現在很窮了，李鴻章推行改革開放以來蘇州商人已經發了大財，而他們能拿的那點皇糧在通貨膨脹政策之下縮水，他們已經是過得苦哈哈了，所以旗人是大清帝國的被壓迫者”，這完全是顛倒了最基本的政治邏輯和歷史順序。印第安人在美國的地位，就是滿洲八旗貴族在大清帝國的地位。他們當然掙錢沒有川普掙得多，但是他們的特權肯定比川普家族和甘迺迪家族要多得多。

[00:47:47] 其次就是老盎格魯人。原因也很簡單，他們跟普通法結構的同構性比較強。階級地位比較低，一般來說是因為你在封建法團結構當中掌握的形式性不足。例如，同樣是天主教徒，波蘭人、愛爾蘭人和義大利人的地位不一樣。美國天主教社區當中，在這一點上表現得非常清楚。同樣是天主教徒，誰出的主教最多就是一個很明顯的指標。這就是你的形式性高低的問題。這些現象在後來的種族主義時代很容易被解釋成為種族性的，例如馬克思就會把它們解釋成為高貴的日爾曼人和低賤的拉丁人之類的問題。在美國沒有這麼解釋，是因為有更加突出的黑人問題和有色人種問題，顯得好像是所有白人都是一家了，所以這方面的論證（雖然同樣都是沒有依據的論證）顯得不太突出。但是也不見得沒有，例如在美國的天主教會組織當中，其實也有類似種族方面的現象。不同來源的天主教社會，他們在天主教教會體系中的地位明顯是不一樣的。

[00:49:00] 這就像現在很多人說的那樣，為什麼大學都讓猶太人或亞裔占去了，為什麼墨西哥人和黑人上大學的這麼少？那麼你可以反過來問，踢足球的人當中和西點軍校的軍官當中黑人的比例為什麼那麼高？羅馬人和英國人在帝國建設的時候是用經驗主義的方法來解決的。伊利裡亞的山民是善戰的戰士，sb才會到埃及和敘利亞去招兵。埃及軍團和敘利亞軍團的軍官在每一次內戰中都是要活該倒楣的。征服者總是來自於今天波士尼亞的山區，或者來自於日爾曼不列顛前線地區收編蠻族當兵的那些人。英國人專招廓爾喀人當兵，但是絕對不要孟加拉人。而孟加拉人擠破頭，發動了各種民族運動，主要的目的是為了讓英國人擴大公務員考試資格，他們認為做官對他們來說最適合不過了。這些對於英國人來說都是自然而然形成的，我們不追究它的理由，我們只是指出有這個事實，並且根據這個事實加以利用。

[00:50:06] 在美國的各個主義，其實也有類似的生態位的分佈。生態位的分佈有政治性和社會性的。政治性的，起主要作用就是你跟普通法所遺留的那個封建結構的契合程度。如果契合度很高，你基本上一進來就是天然的統治者；如果契合度很低，那麼磨合的時間就要相當長。完全不能契合的情況，例如廣東人（也就是“華人”，美國人最初所謂的“華人”其實就是廣東人）製造出來的那些堂會組織，跟普通法就是完全不能契合的。他們在美國法庭上作證的時候不以撒謊為恥，因為一個誠實的外交家是可以撒謊的。但是你不要以為廣東人是撒謊成性的。他們如果在自己的幫會中間拿了不懂英語的人的錢去銀行存款，然後又把這些錢私吞了，斧頭幫會毫不猶豫地像義大利的黑手黨一樣砍死他全家，不守信用的代價是非常昂貴的。但是對於他們來說這是外國，對於外國人是可以隨便坑蒙拐騙的。當然，美國社會對他們的看法也絕對好不到哪裡去。對於美國社會來說，這就是一幫完全沒有信用、沒有信仰的流氓無賴了，華人是利用一切機會鑽空子、不對社會盡義務的那種人。所謂的排華運動，基本上就是這個不相契合性造成的。

[01:05:43] 沒有反對者的議案，是豬肉桶交易當中的耶誕節大禮包。一般的政治交易之所以困難，就是因為總有人贊成，總有人反對，各種擺不平，牽涉的因素非常多。但是有一個議案，比如說排華議案，支持它的人只有二十五票，實在是支持非常微弱，但是反對它的人是零票，這就是一個耶誕節大禮包。關稅議案震動全國，立刻就能拿到二百五十票的支持，但是很不幸，它同時使我得到了一百四十五票的敵人。你不要簡單地看算術，拉到二百五十票，賠掉一百四十五票，看上去還得到了一百多票，而排華議案總共只有二十五票的支持者，只能得到二十五票，前者豈不是比排華議案要好得多？但是不是這個樣子的。那一百四十五票的反對是非常要命的，而排華議案的零票反對是非常美好的。所以，零票反對儘管只能得到二十五票的便宜，跟有一百四十五票反對、但是可以得一百零五票的便宜相比，在交易當中就說不是更好的話，至少是可以以更快的速度得到通過。而且，還可以給時刻都處在頭疼腦熱、被各種院外活動集團糾纏得睡覺都睡不好的議員爭取一個非常難得的、不需要動用自己的大腦、用中小學生的數學水準就可以輕鬆過關的休息時間。所以，這樣的東西就是屬於耶誕節禮包了。這樣的議案送過來，你就可以稍微放一個假期，在各種頭疼腦熱當中度過一個比較輕鬆的週末。一般來說，由於美國的兩黨政治是虛擬的，真正起作用的是兩黨標籤之下的各個小政治集團，真要得到一個沒人反對或者很少有人反對的壓倒多數通過的議案實在是很不容易。在現在的話，可能也只有支持以色列和臺灣的議案才會有這樣的比例，其他任何涉及美國國內問題的議案都沒有這麼便宜能夠通過的。

[01:07:49] 主持人：所以您的預期是，隨著中國在美國境內能夠輸入的利益越來越少，未來這種程度的排華議案作為耶誕節大禮包出現的幾率就會一直上升，一直到中國再也沒有能力輸出任何奴隸勞動或者是中國直接侵犯美國在西太平洋的利益為止。

[01:08:18] 劉仲敬：是的。我認為中國的統戰政策是很有問題的，它實際上是採取了那種只能得到不穩定的臨時支持者、卻會製造出很多固定敵人的政策。中國的一帶一路政策也是這個樣子的。這裡面的關鍵和最深層的原因恐怕還是因為，任何意義上的中國人都是反封建分子。知識份子是強烈反封建的，人民也是強烈反封建的。無論他們內部有多大的矛盾，他們共同的特點就是不理解封建文化，他們採取的所有政策都是本能地反封建性的。就是由於這一點，他們推行的所有外交政策都是得到穩固的敵人，卻得不到穩固的盟友。得到的支持者都是充滿背叛色彩、很容易背叛的機會主義者，而形成的敵對卻是非常穩固的。但是從他們的角度來講，這樣的策略恰好是能以小博大、在較短時間內以較小投入獲得較大收益的策略。這個短期內的較大收益，正是他們在長期內大範圍遭到失敗的主要原因。所以，就有一個我去年才發明出來的“一年現象”，這是我從韓國瑜現象中總結出來的。這個現象恐怕跟李奇威將軍(Matthew Ridgway)在朝鮮戰場上總結出來的規律是一樣的：中國軍隊只能發動八天的攻勢。錯過了八天，再打擊他們的話，他們的戰鬥力會突然衰退為烏合之眾。中國的統戰攻勢好像時間只能有幾個月，超不過一年的。越過一年以後，你都不用怎麼打擊它，它自己形成的各種副作用會自動地聚集起來把它打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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