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仲敬訪談 102 @ 20200819 論海耶克與其學徒黎智英

[00:00:05] 主持人：這周我想要先跟您請教關於美國對香港的十一人制裁。美國對林鄭月娥以及其他香港高級官員的制裁目的到底是為何？制裁香港的行政官員，顯然沒有辦法讓中國和中共住手。請問您認為，現在這個動作是美國的行政官僚依法行事的日常活動，還是有其他的政治意涵？畢竟我們兩天前才看到林鄭月娥上電視訪問的時候說她的信用卡不能刷了，相當的困擾。所以這是不是在暗示，希望香港的公務人員組織能夠執行美國這邊的意志，不然的話他們的日常生活會受到很大影響？

[00:00:54] 劉仲敬：這個是所謂的靈活反應(Flexible response)。靈活反應戰略是在大規模報復戰略(Massive retaliation)以後提出的。徹底的核戰爭只是一個非黑即白的選項，而靈活反應則是從戰術核武器一步步升級上來的，中間有多個階梯。制裁這件事情也是這個樣子的。階梯越細，外交上的靈活性就越大。針對個人的、屬人的制裁尤其是這個樣子的，它是可以把你放上也可以把你放下的。而且自由裁量權在行政當局的手裡面，程式上特別簡單，所以運用起來就更方便。例如，從一部分公務員開始，暫時不涉及另一部分，從警務部門開始，暫時不涉及其他部門，那就是施加了有效的暗示。從理論上講最後可以施加到全體，但是從開始到施加到全體的每一個步驟都可以存在著很多個階梯，可以在這個階梯停下來。這個本身就是一個分化的力量。如果一下子全部拉黑的話，那就是加強了對方的團結；如果是分階段、分批次、個別地展開的話，那就是對對方團體內部施加了很有效的瓦解分化力量，而且中間留下的時間讓一部分人可以分階段地跳船。

[00:02:23] 主持人：您認為，香港政府內部所謂的港英餘孽這群行政官員如果要跳船的話，會採取什麼樣的形式，對中共會造成什麼樣的傷害？

[00:02:43] 劉仲敬：他們只需要不執行就行了，只需要按照自己原有的工作習慣繼續做事就行了。其實林鄭也可以不執行的。站在她的位置上，她本來有很多事情是可以做的。

[00:02:58] 主持人：接續上周的話題，請您再談談黎智英這個人。我當然對他自稱華人這一點是相當不滿意的。我覺得，他以在港華人這個立場爭取民主，到現在這個時間點已經是蠢得不可思議了。但是這好像是他的出身和發跡路徑的必然結果。還是說，從2016年到現在，他可以有不同的選擇？

[00:03:25] 劉仲敬：理論上當然是可以有不同的選擇，但是如果他的人際關係網和跟他交流的人差不多都是這樣的話，那麼他在晚年再改變立場或路徑的可能性就很小了。要重新開始刷一個新的人生，對於年紀很大的人來說是不大可能的，他原先走過的路已經把自己鎖定了。當然，這也是華人這個意識形態體系的結果。受高等教育越多的人，反而會被鎖得越死。如果要另起爐灶的話，沉沒成本就要更大，各種原有的門生故舊形成的關係網就要全部重新起步。這也是一種路徑依賴的問題。比較基層的群眾、階級地位比較低下的人往社會上層走的時候，是看他們身邊的精英小團體的領導者往哪個方向的。他們的引導方向如果錯了的話，那麼越是投資多的人錯得越遠，以後要回頭就越是困難。而他所在的那個環境當中，所有受過高等教育的人基本上都走的是這條路線，他們無形中又採用了可以掩蓋而不是暴露自身階級弱點的路徑。這差不多是人類的本性，能夠走相反路徑的人是很少的。但是實際上，這個所謂的相反路徑執行起來是很簡單的：能夠讓你感到最大痛苦的世界解釋體系可能就是最正確的，能夠讓你感到最舒服的解釋體系多半是錯誤的。

[00:05:09] 當然，所謂解釋體系這個東西也是不斷發展的。所謂“讀者之生就是作者之死”，跟原來的創始人的基本動機沒有什麼太大的關係。黎智英沒有什麼特別的地方，他所引用的那套自由主義理論也就是九十年代後期輸入中國的那套自由主義理論，也就是哈耶克式的自由主義理論，但是它跟哈耶克本人的關係是非常少的。當然，這一點也不能夠特別責備他們，因為所有的傳統創造都是這個樣子的。哈耶克本人在後冷戰時期的西方（他是七十年代末才開始出名的）被塑造成的形象，跟他本人也是極不相同的。哈耶克跟米塞斯不一樣，米塞斯是不管不顧的。米塞斯後來在美國和其他地方都顯得非常邊緣化，是因為他像托克維爾所說的那些德國哲學家那樣，對現實生活和現實政治全然沒有興趣，只關心自己理論上的純粹性。他在維也納介入現實政治的時候都是被迫的，被別人拉扯的。他只是回答了幾個問題而已。所以，這樣的人是不肯為了擴大現實生活中的影響力而扭曲自己的理論的。他的理論正確不正確還是另外一回事。他在理論上是純粹的先驗主義路線，而哈耶克不是，哈耶克跟他是不一樣的人。哈耶克這種人之所以能在漢語圈傳播得很遠，有一點就是因為他的行為模式很像是胡適那種士大夫，這種人就非常精確地體現了胡適所謂的那種“對政治不感興趣的興趣”。而米塞斯是真正的康得類型的德國哲學家，他是真正毫無興趣的。

[00:06:54] 所謂“不感興趣的興趣”，從最難聽的方向進行惡意解釋，恰好就是鮑德溫(Stanley Baldwin)用來罵羅瑟米爾爵士(Harold Harmsworth, 1st Viscount Rothermere)的那句話：他們追求不負責任的權力，正如歷代的婊子追求牌坊(What the proprietorship of these papers is aiming at is power, but power without responsibility, the prerogative of the harlot throughout the ages.)。他這句話是用來說當時的進步媒體的，說這話的用意跟川普今天罵假新聞是很有相似之處的。那些媒體老是跟他作對，但是他們又不是政治家，說出的話不用負責。所以他就認為，媒體的權力是一個憲法沒有的權力。跟必須為自己的所作所為負責任的大臣不一樣，那些媒體掌握的權力比大臣還要大，卻是完全不負責任的。胡適在精神上繼承了這一點。我們要注意，不是在觀念上。如果從觀念上講，胡適顯然自以為自己是杜威(John Dewey)的學生，跟宋明士大夫沒有一點關係。但是他的行為模式是士大夫式的，就是所謂的清流黨。清流党追求的就是羅瑟米爾勳爵、今天的紐約時報或者克魯格曼(Paul Krugman)行使的那種權力。他們製造出來的輿論對於負責任的大臣是一個極大的困擾，而他們自身卻無需負任何責任。

[00:08:12] 哈耶克和他的朝聖山學社(Mont Pelerin Society)是非常在乎這樣的權力的，因此經常對自己的理論進行扭曲。跟米塞斯（像所有熱愛體系嚴密性的德國哲學家那樣）在乎自己從頭到尾的一致性不一樣，哈耶克越到後期，他的思想就越是雜糅性質的，理論上的一致性就越差，而政治上的一致性越強。你可以看出，他後期的理論是為了遷就和配合，為了使他在西方世界（特別是英美）能夠發揮政治影響力。朝聖山學社像羅默(Paul Romer)的類似學社一樣，是為了發揮廣義的政治影響。這就是高希均所謂的觀念的力量，阿齊默魯(Daron Acemoglu)所謂的觀念波動(Opinion fluctuations)。它不是純粹的學術研究。哈耶克為自己的老師米塞斯抱不平，其實就很清楚地表明瞭他的動機。我估計米塞斯這種人跟斯賓諾莎一樣，你要是說他的生活方式很吃虧，他自己大概會莫名其妙的。在他看來，那種生活方式恐怕就是他最喜歡的生活方式。跟外界接觸得太多，或者是取得了政治影響力，在他看來可能像是整天跑交際一樣，是煩死人的事情。對於像譚其驤的禹貢學會那批人一天到晚開著小汽車在北平城跑來跑去的生活方式，也是感到不滿意的，覺得那是很浪費時間的事情。但是哈耶克喜歡的就是這些。朝聖山學社的用處就是為了觀念波動，這一點是直接影響到他的系統的。

[00:09:51] 可以說，從比較好的角度來講，你可以認為哈耶克晚年的系統是經驗主義系統而不是先驗主義系統，他甚至揚言要開除他的老師。從不好的角度來講，實際上他變成了一個胡適式的角色，試圖用清流党來影響英美的右翼政壇。後來他又宣稱柴契爾夫人和其他人都是受他們影響的。這一點到底有多少可靠性，不好說。這個更多的是由於時代配合的結果。例如，哈耶克其實在五、六十年代也是像米塞斯一樣邊緣的，七十年代以後滯漲的問題爆發出來，也就是說社會民主黨和凱恩斯主義那一套經濟學的弊端陸續暴露以後，他的地位開始日益上升。而與此同時，我們後來所知的柴契爾主義和雷根主義也開始上升。這裡面的背景不一定是朝聖山學社的那一幫人真的發揮了很大影響力，倒是比較有可能像是雙鐘理論（注：由萊布尼茲提出，見維琪百科詞條“Psychophysical parallelism”）：如果有兩個鐘恰好在同一個時間鳴叫起來的話，那僅僅是因為它們以同樣的方式測量了時間。這就是所謂的精神-物質二元論(Mind-body dualism)，精神和物質是兩個鐘。

[00:11:06] 你也可以假定，朝聖山學社在七十年代後期的走紅，並不是因為當時的政治家接受了他們的理論。而是說，這些政治家（例如柴契爾夫人）的實際作為是針對凱恩斯主義的反動，而他們的理論也是針對凱恩斯主義的反動，兩者可以在互不搭界的過程當中針對同一個事情做出同樣的反應。這就是鮑耶(Farkas Bolyai, 1775~1856)所謂的，只要春天到了，報春花就會盛開(Mathematical discoveries, like springtime violets in the woods, have their season which no human can hasten or retard.)。它們不一定是相互影響或者誰影響了誰的結果，只不過是面臨著同樣的環境和同樣的季候，做出了同樣的反應。但是知識份子顯然是居於弱勢的，所以他們要到處宣稱柴契爾夫人之類的人是受了他們的影響，而柴契爾夫人則不必做反向的宣稱。有必要做宣稱的那一方面，那就是處於弱勢的一方。然後他們可以愉快地宣稱，這是我們觀念波動的結果。這個是既沒有辦法證實也沒有辦法證否的東西。但是在這個過程中，尤其是在七十年代以後，在柏林牆倒塌以後，他們試圖在精神上勝利，至少是在這個極小極小的知識份子圈和比較大的知道分子圈當中勝利。

[00:12:18] 知道分子就是讀科普讀物和媒體、知道各種主義的人，知道分子圈比知識份子圈要大得多。知識份子的圈子在任何時代，比牛頓和萊布尼茲那個時代就算是稍有擴大，也擴大不到一百倍以上。當時所謂的知識份子，全球算起來只有幾百個人，也就差不多是皇家學會的通信成員。他們在著作中間為了“到底是牛頓發明了微積分還是萊布尼茲發明了微積分”而瘋狂吵架，說起來好像很厲害，其實通信物件也只有幾十人到幾百人，全人類大多數一無所知。現在在這個數字上加兩個零，也就是全世界知識份子的總數了。但是知道分子的總數可就相當多了。知道分子的總數按其最大限額來算的話，很可能就像是《想像的共同體》所描繪的印刷資本主義所能覆蓋的那個中產階級團體，可能能夠達到人口的5%～10%，在最極端的情況下能夠達到20%～25%。這個群體是可以左右選舉的勢力。

[00:13:33] 因此，哈耶克他們為了迎合這個階級，或者說是為了在這個階級中間發揮影響力，實際上是對自己的理論做了很多降級修正的。在這個圈子裡面，理論上的根源其實只是一個拉大旗作虎皮的事情，重要的是它在實際上的政治效果。我有一個理論依據，顯得逼格更高一點，僅此而已。正確不正確或者可靠不可靠，那是說說而已，不必太認真的。這些人是沒有這個腦力來檢驗康德他老人家每一步的推理的。乖乖，如此之厚的書，每一步的推理，數學一樣的準確性，他們根本沒有這個能力來檢驗，他們只需要跟一跟風就行了。他們能夠理解的是什麼呢？他們能夠理解“這種理論在現實上是不是會導致支援柴契爾夫人的新政”，他們能夠達到所謂的“深度新聞分析”這個層次，這個層次是最重要的。晚期的哈耶克那一幫人影響的就是這批人，包括黎智英。

[00:14:43] 在西方的這批受影響的人，是哈耶克本人曾經考慮過的。哈耶克晚年變法，逐步地走向了經驗主義，把自己的那些理論漸漸地嵌入或者說是包容進入蘇格蘭啟蒙運動的範疇之內。如果從純理論的角度來講，實際上他已經不是米塞斯學派和奧地利學派的人了。奧地利學派是純而又純的先驗論。經驗主義的東西和蘇格蘭學派的東西，在奧地利學派的框架內是不能包容的。但是反過來卻不是這個樣子，蘇格蘭學派是可以包容奧地利學派的。經驗主義是容許很多種演化模式存在的，它可以把奧地利學派描寫的演化模式當作蘇格蘭學派容許的各種模式當中的一個，以這種方式實現融合。哈耶克後來就走了這條道路。經驗主義的好處就是，它可以根據局部規範的理論，局部演化規則可以作為工作假說，它不是普世真理。而先驗主義是要求它的每一步推理都很正確的。同樣，斯賓格勒的那一套理論實際上可以放在弗格森(Niall Ferguson)式的世界文明演化論當中，當作這個文明演化論的眾多小生態環境中的一員。不是普遍性的、全人類文明共同適用的規則，而只是演化論所能容許的各種演化模式當中比較突出的一種。哈耶克式的經濟學理論納入蘇格蘭學派的經濟理論，其實也可以以同樣的方式納入。

[00:16:27] 哈耶克漸漸把他原先的那一套融入英國保守主義體系當中，才在英美世界贏得了相當大的影響，才會有現在的羅恩·保羅(Ron Paul)這些人仍然忠於他。但是，他骨子裡面所信奉的那一套東西其實是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前的。我們可以從《自由秩序原理》當中的一段來考慮，就可以看出知識份子的軟弱性，以及他為了現實趨勢而怎樣扭曲或者說欺騙自己的。哈耶克真正主張的是什麼呢？就是他在某些短文中提倡的那樣，假如議會完全由地主選舉產生，例如像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的瑞士所做的那樣，那麼可以在完全沒有民主的情況下維持自由。當然，這種選舉制度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前歐洲各國（包括奧地利和德國）普遍實行的選舉制度，它是由貴族和資產階級分享權力、沒有大眾民主成分的政治體系，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變得無法維持了。

[00:17:32] 然後他又在《自由秩序原理》中間提到（注：見第十二章），他在紐約坐計程車的時候碰到一個顯然是沒有多少錢的計程車司機。他非常崇拜羅斯福，但是同時對哈耶克說：羅斯福千不該萬不該，不該跟最高法院頂牛，這是他唯一的錯誤(But he ought not to have tampered with the Supreme Court, he should never have done that!)。他頓時表示，這就是美國人民的真實看法了，美國人民是非常偉大的。從這就可以看出他的矛盾之處了。美國的時間表比歐洲要晚一點。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歐洲進入了大眾民主的時代，而美國基本上是復員的，出現了哈定和柯立芝的小政府。美國要到新政和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才出現歐洲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出現的各種症象。羅斯福起的就是勞合·喬治的作用，把大眾民主引入了。而他跟最高法院的衝突，本質上是最高法院堅持十九世紀的舊觀念、跟他的大政府的新觀念發生衝突的結果。

[00:18:30] 哈耶克陷入了自相矛盾的局面。他如果按照追求那種理論上的純粹性，他應該毫不猶豫地說（這是阿克頓勳爵(Lord Acton)早就說爛了的話）：“人民的專政像君主的專政一樣壞，所有的階級都不應實行統治。我為什麼要在乎人民的意見呢？人民的意見顯然就是錯的。人民要求盲目地擴大自己的權力，這跟君主要求盲目地擴大自己的權力一樣是錯的。雖然二十世紀是人民的世紀，但是我們也不要忘記，十七世紀是絕對君主的世紀，路易十四作為模範君主，統治了世界一百年，這絲毫也不妨礙當時的思想家批判他。我作為一個純粹的思想家，雖然我生活在人民的世紀，就像當時的思想家生活在絕對君主的世紀一樣，照樣要說絕對君主是不對的，人民是不對的。人民的統治跟絕對君主的統治是一樣壞的。”但是他不敢，他要說美國人民是特殊的，就像我現在說美國人民有特殊的德性一樣。美國人民跟全世界所有人民都是不一樣的，他們製造了最高法院的偉大。這樣一來，他投身于影響英美知道分子、而把英美特殊主義用來對抗本質上是大眾民主的一個附帶現象的凱恩斯主義經濟學，就變成不再是哲學家的孤芳自賞，而是胡適“不感興趣的興趣”，是真正能夠通過輿論來影響政治的一種做法。

[00:20:03] 我想，米塞斯如果在的話，他肯定會說：“美國人民跟其他人民沒有什麼不同，本質上講跟君主沒有什麼不同，只是在追求無限的權力而已。我們批判他們而使自己在政治上陷入孤立，好得很。”正如顏回所說的那樣：“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請注意，孔子的弟子當中也是有兩派的。像顏回這一派，就恐怕是斯賓諾莎和米塞斯這種人了。“世界是如此的壞，不能理解禮樂的精髓，我們為什麼要遷就世界？”像是屈原的詩歌所說的那樣，滄浪之水濁兮，就可以用來洗腳了。混一個一官半職，至少是不要混到讓大家都來追殺我們好不好。就算你不想做官，至少也不願意被人追殺吧。你都已經弄到被人追殺的地步，可不可以稍微混一混呢？顏回的意思是，老子就是不混。但是也有子貢這樣的人。任何一種理論學派都有像顏回這樣死硬的教條主義者和像子貢這樣靈活的機會主義者。而我們知道，孔子是站在顏回和子貢之間的。

[00:21:13] 哈耶克和他的門徒的目的是想讓當時已經向大眾民主方向做出重要讓步的英美政壇向他們喜歡的方向進行偏斜，但是哈耶克本人在他自己的書裡面，通過一個美國計程車司機所發明出來的神話體現出，這在關鍵問題上是不能發揮作用的。大眾民主、凱恩斯主義以及福利國家的各種亂七八糟的亂象，歸根結底是由於大戰造成的，是由於龐大的軍事開支造成的。自古以來，國家的起源就是軍事。正如聖經上所說，以色列人為什麼要耶和華賜他們一位王？為什麼不滿意士師對他們的和平統治？為什麼在受到了“你們的王要怎樣虐待你們”的警告以後仍然要一位王？因為沒有王的話我們就要打敗仗。戰爭製造國家。即使最早的國家不一定全都是戰爭產生的，至少在演化中能夠存續和發展的國家都是戰爭的產物。大眾民主和福利國家本質上是全民戰爭的產物。

[00:22:29] 在全民戰爭製造出來的國家機器沒有修改的情況之下，反對凱恩斯主義會導致各種扭曲。例如，雷根經濟學為什麼會導致美國國債的暴增呢？答案是，美國不可能恢復一支很小的軍隊。因此，雷根減稅的結果是必須增加國債。否則的話，軍事開支將無法維持。羅恩·保羅這樣的人之所以同時受到共和黨和民主黨的建制派的排斥，歸根結底就是因為他堅持的那套理論是要求美國解除武裝的。如果不解除武裝，沒有辦法實現純而又純的自由主義。因此，柴契爾政府的改革，如果你真的按照奧地利學派的理論來講，顯然是不徹底和充滿扭曲的。當然，這也是柴契爾政府不可能讓英國解除武裝的結果。不讓英國解除武裝，那麼福利國家的基本框架就無法拆解。因此，它只是一個局部的小小回流。但是從政治上來講，柴契爾夫人製造出來的政治波瀾是如此之大，按照知識份子的標準來講已經是他們獲得的極其重大的勝利，因此他們對這一點就暫時忽略不計了。這樣一來，他們製造出很多粉絲。一般意義上的粉絲根本沒有意識到，他們的理論和現實的巨大矛盾是他們自身所無法解決的。十九世紀的瑞士是軍隊很小的國家。而哈耶克本人對這一點採取的是避而不談的態度。

[00:24:06] 哈耶克在西方製造出來的粉絲就是羅恩·保羅這樣的人，黎智英這種人並沒有在他的考慮範圍之內。在狂妄自大的中歐人（特別是德國人）眼中，東方是不存在的。這跟英國人和法國人在東方有殖民地還是不一樣的。我們要注意，論現實政治的勢力，正如海涅所說的那樣：英國人統治大海，法國人和俄國人統治陸地，只有在夢想的空中王國當中，德國人的權力才是無可爭議的。德國人在理論上的精密和它在現實政治當中的幼稚是似二而一的。英國經驗主義跟英國殖民主義有相當密切的演化共生關係，而德國先驗主義跟德國在政治上被閉鎖在歐洲之內、被排斥在世界之外（就是比洛首相(Bernhard von Bülow)所說的“太陽下的一席之地”(Place in the sun)）也是非常有關係的。

[00:25:07] 德國人為什麼堅持理論上的精密？這跟新古典經濟學堅持推理的嚴密性是有很密切的關係的。它跟政治經濟學不同，政治經濟學是蕪雜的，研究的是已經發生的歷史和正在發生的歷史，理論上的錯誤是沒關係的，你可以隨時修正。它像天氣預報一樣，誰能夠有一套精密的氣象理論呢？沒有。但是你可以不斷地預測一個星期的天氣。如果有什麼不對的地方，再臨時修正、修正、再修正。政治經濟學就是天氣預報，理論上做不到精確，全靠經驗性的修正。而新古典主義經濟學則是閉鎖在自己內部的顱內高潮(ASMR)，它一步也不能錯。一錯以後，那就像是發射太空船一樣，開始的時候錯了一秒，等你飛到木星的時候就錯了十萬八千里了。一步也不能錯，它必須做到絕對精確。

[00:26:01] 德國理論家才需要做到絕對精確。蘇格蘭學派和大英帝國那些人，自己都不是專業哲學家，多半都還幹點別的事情，往往都在造就了英國紳士階級的殖民主義活動當中，至少是買了點股票或者基金之類的東西。他們沒有哪一個是純粹的學者，所以他們也不太在乎理論上的絕對精確，經驗主義跟他們的生活環境有密切的關係。而德國理論家全都是康得式的不關心外界的書呆子，所以他們要製造理論上的精密性。從自尊心的角度來講，英國人和法國人既然已經瓜分了世界的大陸和海洋，德國人又不甘心居於他們之下，德國人就只有兩種選擇了。第一，英國人和法國人確實是上等人，老子跟斯拉夫人沒有什麼區別，好像除了皮膚比非洲人白以外，顯然都是被統治階級。這一點對德國人的自尊心實在是太大的打擊，而且也確實不怎麼公平。德國人怎樣才能比英國人和法國人更先進和偉大呢？靠顱內高潮。我們的理論是無比的精確，像數學一樣精確，比英國人和法國人都要精確。所以這就叫做，在夢想的空中王國當中，德國人的權力才是無可爭議的。

[00:27:18] 這個無可爭議的權力，請注意，傳到了東方，傳到了我們親愛的漢語世界，就變成純粹的意淫了。但是德國人可不是搞意淫的，他們那個被海涅諷刺的“夢想的空中王國”是純而又純的、像德國機械產品和德國汽車一樣高度精密的理論體系，這樣的理論高度是亞洲人永遠也達不到的。而這話傳到漢語世界就被理解成為純粹的意淫——漢語世界中作為知識份子和知道分子主力的小資產階級文學青年顱內高潮的郭沫若式意淫，其實那是等級不知道低了多少的。歐洲人被認為是諷刺物件的東西，在東亞一般是高不可攀的天花板，這也是其中的一個例子。於是，德國人就在自己“夢想的空中王國”當中鄙視英國人和法國人，以這種方式實現了某種意義上的文明的平等。而哈耶克和他的門徒們沒有辦法走這條路線，他們已經英美化得太深，所以就走向了影響現實政治的路線。但是他們播下的種子還是不經意地撒到了其他地方。黎智英和九十年代末以後的人，可能大概也包括當時的我，就是第一批在淪陷區推廣哈耶克思想的人，把哈耶克思想看成自由主義正宗，其他人都他媽的不是正宗，八十年代的民族主義尤其是傻逼，這就是他們無意中播下的種子。

[00:28:56] 但是，所有人都是根據自身的階級弱點來理解的。羅恩·保羅是一個什麼樣的人？他就等於是在美國軍隊的保護之下站著說話不腰疼的人。而共和黨和民主黨的建制派，無論他們原先的出發點是什麼，在繼承了帝國的遺產的時候，出於沒有什麼高深理論的健全常識，他們無法背棄他們已經得到的責任，而這個責任是需要花很多錢的，所以他們沒有辦法使美國實行真正的小政府。因此，站著說話不腰疼的羅恩·保羅就可以坐在那裡批評：“都是你們製造出來的。金本位制是多麼美好，只有黃金才是誠實的資產。凡是不支持金本位制的，骨子裡面都想要搞通貨膨脹。你們跟凱恩斯有什麼區別？”沒有什麼區別，正如我們今天的費拉右派所說的那樣，民主黨比共產黨還要壞，這樣他就感到自己在理論上的正確性，爆發出一陣像射精一樣痛快的顱內高潮。

[00:29:58] 在“夢想的空中王國”當中，就像香港電影《超級學校霸王》中描繪的（那時候香港電影還沒有完全垮臺）：一個女學生幻想被白馬王子追逐以後，頓時就從地上飄了起來，越升越高，最後直到頭碰到路燈上面，又重新降落到地面上。這就是經歷了這樣一次顱內高潮和昇華。他在痛駡“民主黨和共產黨有什麼區別，如果有什麼區別，那肯定是民主黨壞得多”的時候，頓時感到自己的高度一下子超過了哈耶克、米塞斯和古今中外的所有思想家，飛到了僅次於上帝的高度。大家追求的就是這樣一種顱內高潮，所有諸如此類的荒謬理論就是這樣的顱內高潮產生出來的。其主要好處就是，在“夢想的空中王國”當中，不用很累很努力就可以戰勝全世界所有人。在現實生活中是另外一回事，反正一般來說顱內高潮的結果就是，始于顱內高潮而終於顱內高潮。然後就像我們敬愛的阿Q一樣，搖一搖頭，“他媽的，現在的世道太壞了，兒子都打老子了”，於是就心滿意足地得勝回去了。當然，這些人是不會像阿Q這樣沒文化的。他們正確地覺得，我就算不是偉大的啟蒙思想家，至少是啟蒙思想家的二傳手或者三傳手，就是哈耶克所說的那種“觀念二道販子”(The professional secondhand dealers in ideas)，發揮了偉大的歷史作用。但是無論如何，他們還是像阿Q一樣心滿意足地回去睡覺去了。

[00:31:39] 黎智英就在這個時候，比淪陷區要早一步，接受了這種偉大的理論，頓時顱內高潮了。我們要知道，黎智英的家族不是被共產黨迫害過嗎，他當然像所有人一樣罵了一陣子。當然，罵得沒有理論，這是逼格不高的，而且也解釋不了什麼。最終他發現了哈耶克的理論，就覺得以後他反對共產主義是有了理論依據，頓時各方面的解釋都高大上起來了。然後他就開始在媒體當中進行觀念波動，覺得自己找到了真理。真理是不容易找到的，找到的是一套稍微次於宗教意義的意識形態。意識形態是一個世俗化的宗教。信奉什麼主義之類的東西，凱恩斯主義、馬克思主義或者其他什麼主義，就是僅次於皈依宗教的，使你自己能夠獲得意義。人並不僅僅是依靠麵包而生活的，你在被解釋得一清二楚的世界當中獲得了意義。而意識形態體系儘管比宗教要廉價得多，但是數目上也是有限的，能夠形成一整套體系的意識形態並不是很多，所以當然是意識形態少而人多。皈依了意識形態這件事情，就像是加入了墨索里尼的黨派一樣，能夠使自己獲得很多的存在感，頓時感到自己的工作和生活都有了意義。

[00:33:04] 黎智英他們也是這個樣子的，但是他們沒有意識到一件事情。哈耶克本人倒是清楚的，他知道他要的是十九世紀以前的舊歐洲，但是他也知道，如果堅持這個原理的話，他將在政治上變成邊緣人。於是，他就故意地模糊了兩者之間的區別，以十九世紀遺產最多的英美為基地，用模糊的方式來推廣他的政見。而黎智英和他的信徒們都不是很清楚這件事情，他們只是本能地受到了香港外在環境的影響。香港是十九世紀小政府留下的一個活化石，但是它存在的理由是因為它的國防開支和安全保障完全由外界來保護，而且是所謂的“借來的時間”(Richard Hughes: “Hong Kong: borrowed place, borrowed time”)。中國共產黨跟西方結成反蘇機會主義聯盟、香港作為十九世紀小政府苟延殘喘的時間線，就跟中央情報局和中國情報機構聯合打擊克格勃駐香港機構的時間線是完全一致的，兩者是同一機制的產物。因此，他們就像羅恩·保羅一樣產生了幻覺，把並不由我自己的所作所為能夠控制的局勢解釋成為一種先天的現象。甚至是，正如諷刺小說家毛姆所說的那樣，人類早晚會把自己的好運當成自己的美德(Good luck always brings merit, but merit very seldom brings good luck.)，因此我要啟蒙一下你們。你們之所以混得這麼慘，是因為你們不懂得真·自由主義的真理。你們要麼就是萬惡的共產主義信徒，這就不用說了；要麼就是錯誤的自由民主主義信徒。你們以為你們是自由民主主義，但是你們並不懂得自由民主主義的真髓。現在我把這個真髓推銷給你們。請看，香港就是這個真髓的一個樣板。

[00:35:03] 香港的影響是非常大的，比如說中國的土地財政完全是從香港那裡學來的。但是像所有的演化一樣，中國有列寧主義國家的機器，就發生了變化。香港的土地財政是為了低稅收。如果香港政府可以像加拿大政府或者英國政府一樣徵稅的話，它是不需要搞土地財政的，土地財政的弊端是很多的。但是，要向人民徵稅，必須經過人民的同意。英國人能夠徵稅，邱吉爾政府把所得稅征到了99.25%，比布爾什維克只少0.75%，理由是因為，英國的各階層對於參加第二次世界大戰是有共識的，他主持的政府是一個包括自由黨和工黨在內的理直氣壯的國民政府，人民自己同意對自己徵稅，它的政治基礎是堅實的。而香港政府是一個殖民政府，殖民政府是少數人的政府，它沒有堅實的政治基礎，它不能夠建立這樣的國民共同體。換句話說，只有民族國家建立以後才有可能大規模徵稅。殖民政府的香港不能大規模徵稅，它只能走小道，搞土地財政，維持一個小政府。因此，它在對外事務上必須要依靠保護。只有在中美的基本對外政策一致的情況下，它的小政府才能維持下去。等到雙方決裂，就像我們現在看到的這種局面，小政府就維持不下去了。但是這種土地財政被極度缺錢、快要窮死的中國列寧主義機構拿去了，頓時就變成一個發洋財的機會了，使得中國政府片面地增加了自己的收入。這是一個典型的演化事例，演化當中的小單位在進入不同的演化環境當中可以產生不同的結果，就像英格蘭的兔子到了澳大利亞會氾濫成災一樣，產生出跟原先的演化系統完全不同的憲法機構。列寧主義國家和群眾之間的關係，以及相互之間的實力對比，跟殖民政府和香港社會之間的關係是截然不同的。

[00:37:15] 但是無論如何，在這個短暫的當口，黎智英和他的知道分子同道們大概是以為自己已經找到了真理，而且有義務來推廣這些真理。九十年代的香港，那是譚詠麟和香港歌星影星用他們的熱力輻射整個華語歌壇和藝壇的時代。深圳作為香港的外港，將香港的活力輸入了經過六四事件以後遭到制裁的奄奄一息的中國。這就有點像是現在剛剛初露頭角的情況。因為無產階級是沒有歷史記憶的，所以我知道的很多事情，2000年甚至1995年以後出生的年輕人好像是完全不知道的。顯然，他們的父母和學校對他們完全封鎖了這個消息。例如，今天的四川，公務員普遍只能拿到四折的工資，就是兩千塊錢左右。他們現在才剛剛領略到這種滋味，他們不知道九十年代的公務員照例都是這個樣子的。今天四川的公務員工資大概可以買五十斤或者八十斤豬肉，但是他們顯然除了吃豬肉以外還有其他很多開支。所以，實際上整個公務員系統已經完全癱瘓了。九十年代的中國，儘管從數字上講，那時候幾十塊錢到幾百塊錢的工資是常態，但是相對於當時的開支水準，也是像現在這個樣子的。也就是說，大部分公務人員是不能維持自己的正常生活的，連養家糊口都做不到，他們必須幹其他的許許多多事情。那就是千島湖事件(1994)發生的時代的背景。那個時代的基層政府毫不受人尊重，也沒有什麼統治社會的能力。

[00:39:00] 現在這種情況在我們敬愛的習近平同志的領導之下剛剛露出頭，也跟香港的毀滅同步。我們要注意，中國能夠擺脫那種情況，確實有賴於黎智英和他的同道從香港輸入秩序，使得公務員變成了一個令人眼熱、而且拿錢拿得很不少的職業，忘記了以前幾十年公務員是很少能夠拿到全額工資的。現在廣州拿七折工資，四川拿四折工資。你完全可以想像，在甘肅他們可能只拿一折或者兩折工資，甚至是零工資也說不準。零工資在1990年代是非常常見的現象。這就是咬斷了給自己喂肉的手、切斷了秩序輸入的立竿見影的後果。時間還不到兩年，香港還沒有完全毀滅呢。等到香港完全毀滅了以後，好戲才要剛剛開場。

[00:39:53] 你看，理論體系的用處是什麼？我也是一個顱內高潮家，但是我比黎智英要稍微高明一點。我可以很負責任地說，我的這套理論像哈耶克的理論一樣，雖然有參照前人的地方，但是確實是我老人家自己發明出來的，而不是像黎智英那樣，在經過無數的痛苦和咬牙切齒、又沒有辦法的情況下突然找到了解釋體系。像阿Q一樣，本來我覺得，我被共產黨欺負了，而我竟然沒有辦法打擊它，沒有辦法使世界恢復正義，那個感覺是十五分的不好；一旦找到一種優越理論，證明共產黨全是傻逼，而我是非常正確的，感覺一下子就好過來了，世界的正義獲得了恢復。而我現在看待黎智英和習近平他們，肯定就是九十年代黎智英他們輸出哈耶克版自由主義時感到的同樣感覺。你們這些傻逼還在這個嚷嚷那個嚷嚷，你們不明白世界的真相，其實都在我老人家的神機妙算之中呢。我知道你們的下一步是怎樣，因為偉大尊師哈耶克早就說過了。A、B、C、D、E，你們從A走到B，從B走到C……你們還沒有走到E呢，我就早算出你們會走到E了，我比你們多算五步到五十步。這個偉大的力量是誰賦予我的？是哈耶克他們的自由主義理論賦予我的，我當然要非常信奉這套理論，理直氣壯地推廣這套理論。

[00:41:21] 但是我們要注意，這是他們理解的哈耶克理論，而不是哈耶克本人的理論。它完全忽視了戰爭、大眾民主和軍事的重要性，所以就變成一種反封建和反暴力的東西。像羅恩·保羅那樣，從跟左派的和平主義相反的一翼出來，毫無原則地反對一切戰爭（當然是用自己的嘴反對）。哈耶克本人可不是這樣的，哈耶克是深受休謨和達爾文所產生的蘇格蘭演化派的影響的。我們要注意，演化論不是達爾文提出的，達爾文只是對生物學的演化論有相當大的影響而已。達爾文的爺爺伊拉斯謨斯·達爾文(Erasmus Darwin)就是蘇格蘭學派的一個小小的健將，所以演化論對達爾文來說是他的家學，只不過他的名氣比他祖父要大一些而已。而早在演化論這個詞被各種人錯誤地解釋和錯誤地攻擊、然後又因為錯誤的攻擊而獲得了本來沒有的巨大聲譽之前，早就用到了大多數情況下跟生物學毫無關係的領域，多半是國民經濟學和政治歷史這方面。蘇格蘭學派的文明史概略這些東西，包括休謨的那套經濟學理論，那就是地地道道的演化論，從來沒有引起任何爭論。直到達爾文的某些好鬥的門徒把它加以極端化地推廣、然後又跟保守派基督徒發生了出於錯誤理解的各種論戰以後，於是就產生了社會達爾文主義。在被眾人痛駡的過程中間，莫名其妙地獲得了極大的知名度。

[00:42:58] 但是無論如何，演化的重要依據之一就是像丁尼生(Alfred, Lord Tennyson)在他的《悼念集》(In Memoriam A.H.H.)中所說的那樣：“大自然的爪牙沾滿鮮血”(Tho’ Nature, red in tooth and claw)。他在《悼念集》中，頓時感到了他從小安身立命的基督教的愛的價值觀跟“大自然的爪牙沾滿鮮血”之間的極度矛盾。我曾經相信過愛、真理和正義，但是大自然的爪牙卻沾滿鮮血。這個思想上的張力是整部《悼念集》全詩的主要主旨，後來發生的爭論也主要是關於這一點展開的。但是無論如何，沒有任何人（包括最虔誠、最保守的基督徒）否認過，政治的基本內容就是戰爭。戰爭是政治的核心，戰爭是政治制度演化的基本動力。忽視戰爭，口頭反對戰爭，是毫無意義的。當真正的戰爭來臨的時候，你只能毫無道德地去做一個搭便車者。這一點，無論理論上的說辭多麼理直氣壯，在現實生活當中，你不可避免地被所有人（包括你原先的信徒和朋友們）看成是一個搭便車者。而羅恩·保羅之所以能夠這麼做，也是因為後冷戰時期的相對和平。所以，他看上去才可以一面鼓吹絕對和平主義和單方面解除武裝，一面又並不顯得像一個賣國賊和搭便車的人。如果處在前線，如果在波蘭發表這套言論的話，他必然就會變成賣國賊和騙子了。

[00:44:37] 黎智英也是在對應著江澤民時代中國的九十年代香港，才能夠心安理得、理直氣壯地相信他這一套是絕對真理的。這一套東西跟哈耶克的原版不一樣，而是在他們選擇性推廣的過程中間，有意無意地刪除了武力作為演化動力學核心的這個基本要素。原因也很簡單，就是因為他們自己來自于沒有武力的階級，以至於很小的武力就可以迫使他們屈服了。但是按照他們的理論來說的話，他們可以把那些人都說成是傻瓜，是即將結束的歷史。正如馬克思的理論所說的那樣，都是史前史，未來將會拋棄你，把你作為一段插曲。可惜馬克思的說法和他們的說法都是不對的。經過了短暫的真空期，武力又重新回來了，而他們處在沒有人保護的狼狽狀態。他們顯得並不像是偉大的、掌握一切真理的先知，而像是被他們重新養活和拯救過的那些公務員和義和團青年的犧牲物件和捕獵物件。

[00:45:47] 你看，香港民族論是2014年產生的，是一撥年輕的大學生提出來的。這個東西在理論上並不複雜，關鍵就在於要沒有既得利益。沒有既得利益，你提出這套理論以後就沒有損失。接下來有趣的事情就發生了：其中的一個作者（李啟迪）最近被田北俊他們拉過去了，宣佈放棄香港民族論。這個現象其實跟陳獨秀的共產黨出叛徒是一個道理。小資產階級知識份子是沒有多少資源的人，他們的資源剛好足夠他們安閒地過日子，引用和發展各種理論，但是不足以使他們影響社會。這其實就是一個階級標誌，但是他們不明白。他們像是德國人認為“殖民主義算個毛，海軍和陸軍都算個毛，只有理論上的正確性才是唯一的標準”。原因很簡單，英國人有海軍，法國人有陸軍，而我們德國人什麼也沒有，我們只有理論上的正確性，所以我們就說理論上的正確性最正確。這樣，我們不就解除了英國人和法國人的武裝嗎？當然，英國人和法國人對此是並不買帳的，所以最後俾斯麥還得出來打仗。諸如此類的理論全是這樣的。

[00:46:56] 小資產階級知識份子頓時以為，我已經掌握了宇宙真理，你們這些傻逼，讓我來啟蒙一下你們。最後他們不可避免地會像德國知識份子一樣發現，啟蒙頂個毛用，如果沒有俾斯麥出來的話，別人才不鳥你的狗屁啟蒙呢。到這一步的時候，分化就會產生了。有一部分人就會發現，建制派的錢還是挺不少的。我們說了大半天，無非是在香港大學貼了一些大字報或者辦了一些雜誌而已，要錢是一個也沒有。真的跑到街頭去呼籲的話，你以為人民是公正地接受各種理論嗎？不是的。你的理論和話語能夠達到多少人的耳邊，是由你的資源決定的。你沒有錢，大家不知道你是誰，也不知道你說了些什麼，僅憑這一點就足夠了，所以錢還是很重要的。所以就會有一部分人被建制派收買。

[00:47:49] 建制派當然要培養自己的青年一代，要尋找有活力、有野心的青年一代。野心是才能的最主要部分。沒有野心的，像斯賓諾莎這種人，他的才能是毫無意義的，不發揮影響。而野心很大的人，即使現在沒有才能，可以在鬥爭中磨練出才能來。自然，你有你的巨大野心，你可能認為我有偉大的理論，但是你的理論在掌握資源的元老們看來是nothing。你這麼熱衷地推廣你的理論，你自己沒有意識到，其實你是有野心，是野心逼使你拿著自己的理論滿天跑。沒有野心的人，看了理論以後也看過就丟了。我們看中你的不是你自己以為了不起的偉大認識和你的偉大才能，那些東西都是nothing，我們有的是，滿街五塊錢一堆。我們要的是有野心、而且願意為了野心而給我們賣命的人，所以我們可以把你拉過來。我們有讓你做議員的管道，這個管道你要不要？來吧。於是，就有一部分人（請注意，他們不過是一幫大學生而已，剛剛進入社會，沒有什麼資源）會背叛自己的理論。小資產階級知識份子的黨派全都是這個樣子的。他們培養出來的人是沒有資源的人，所以可以接受各種新的理論，但是他們也是經不住收買和分化的。

[00:49:18] 那麼我們要問，建制派為什麼不能？因為他們的關係網和利益結構。香港建制派是改革開放的主要受益人，他們跟改革開放幹部形成了千絲萬縷的利益共同體。香港的毀滅，主要打擊的就是他們。為什麼他們是即將毀滅的對象和損失最大的人、卻不能夠接受香港民族論呢？就是因為他們原有的利益關係捆住了他們的手腳。人是自身的關係網產生出來的。拋棄這個關係網白手重來，那你就什麼也不是了。所以黎智英不能這麼做。上了年紀的各種建制，廣義的建制，包括泛民的建制，他們都沒有辦法這麼做，他們無法犧牲自己原有的威望。只有位於體制邊緣的人和年輕人才有可能這麼做。而年輕人要想培養出自己的社會、自己的關係網和自己的經濟圈，需要三十年時間。他們現在只有理論和人的話，他們仍然是nothing，什麼也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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