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仲敬訪談 100 節選：發明李登輝

主持人：剛才您講到的是關於蔣經國傳統的發明。那麼關於李登輝的部分，我自己認為李登輝最重要的遺產其實是臺灣意識的興起和中華民國殖民體制的馴化，後者對很多人來說是不太滿意的。在1990年3月21日，李登輝接見野百合學運的學生代表；之後他把郝柏村調離國防部長，象徵軍隊國家化，並且召開國是會議；兩年之後，立法院依照台澎金馬的戶籍人口，全面改選；六年之後，總統直選。這幾個關鍵事件將1990年後出生的大部分臺灣人變成了所謂的“天然獨”世代，他們已經不可能接受任何外來政權的統治了，但是他們同時也把中華民國流亡政府的體制當作正當的預設背景來接受。統戰和馴化中華民國體制最後的遺產，其實是掌握在蔡英文手上，而且恐怕後繼無人了。所以您才以“薛定諤的李登輝”稱之，認為他真正的歷史形象有待臺灣未來建國後的發明。就像您剛才說的，蔣經國所有的歷史形象都是我們的發明，那麼可否請您繼續延伸這個討論，就是說未來我們會怎麼發明李登輝呢？

劉仲敬：李登輝本人肯定是做一步算一步的。他即使有其他的想法，事到臨頭他只能做一步算一步。例如想辦法讓郝柏村交出軍權，讓他出將入相，這都是為了當時的需要，而不是為了二十年以後的需要。李登輝在1996年是肯定預測不到2000年以後他會建立台聯黨的。所有的政治家都做過日後會被人打臉的事情。例如像魯平在1993年說的那樣，香港1997年以後選舉誰，我們絕對不會干涉。當時他不見得是在撒謊。我自己是從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的中國內地走過來的，我知道當時的普遍氣氛就是看香港人有如天上人。所謂的改革開放幹部第一次到新加坡，像土鼈進城一樣，看到這麼多高樓大廈，簡直激動得要就地癱瘓那個樣子。在劉曉波剛剛出道的那個時代，大家是不大會有敢對香港人動手這種大逆不道的想法的。所以他當時的說法可能完全是真的。但是，這就是因為當時對西方的態度是極其膚淺的。高樓大廈，我們一百年也建不出這麼多高樓大廈好不好。突然刹那一下，我們居然也建立起這麼多高樓大廈了。回去一看，美國還有這麼多二層樓甚至平房呢，我們的高樓大廈比美國還要多。頓時覺得，看來西方也不過爾爾嘛。你們二百年才建了這麼多高樓，我們二十年就建起來了，我們的高樓比你們還要多，中華民族看來還是有兩下子的嘛。本來以為已經被批判成渣的那些傻逼似的言論，現在看上去很有道理呢。於是，態度完全就不一樣了。

這個不一樣，不是因為他們天生壞，而是因為環境釋放了他們的某些潛在可能性，而另一種環境是不允許他們釋放這些潛在可能性的。比如說一個黑五類出身的好幹部，在1975年去世的時候可能會絕對地相信，“我是毛主席的忠臣，我從來沒有貳心。”如果在1984年去世的話，他可能就變成兩頭真老幹部了，“毛主席其實不咋樣嘛，我們追求的本質上是五四精神，毛主席把我們帶偏了，搞了那些東西。”如果他等到2010年，讀了楊奎松和沈志華之類的書以後，就會覺得，“其實整個共產黨本身就是國際形勢演變的結果，我們的祖先以及我本人本來是社會的精英階級，精英階級管理國家大事是正常的，所以我們也就加入了當時這個潮流，但是並不等於共產黨是正確的，這只不過是歷史的一個插曲。”這幾個他都是有可能出現的。只不過是，如果他死得早的話，他就算本人沒有被迫害，在極左勢力製造出來的咆哮當中，這些咆哮就是他知道的整個世界，他唯一的安全感就是：“我是忠於毛主席的，我真心誠意地忠於毛主席，一顆紅心，恨不得把心剖出來給毛主席看。只是可惜出身不好，周圍的人都不大理解我，但是毛主席肯定是能夠理解我的。”他必然以為自己是絕對真心的，就像是戀愛狂熱中的男人那樣，沒有你，我一定會死。然後過上三年零三個月以後，他說，“我當時是怎麼瞎了眼的呀！”這兩種感情，哪一種是真心的？全都是真心的，是後來的環境變化釋放了他的其他可能性。

李登輝在九十年代初期的時候，他是預見不到未來的，他不一定會知道二十一世紀初期他會幹的很多事情。在他心目中很可能認為，即使他放棄權力以後，他仍然能夠控制連戰那些人，將來的國民黨臺灣化以後，他仍然會作為國民黨的幕後大佬而存在。他不見得會料到最後會走到完全決裂的那個程度。他所採取的各種措施，包括後來建立台聯黨那些措施，都是針對當時的臨時需要。就像是，一條大河在流動，你駕著一條小船在河上，你並不能看到河的上游或者下游是什麼。驅使你的小船的水流可能是一個很不重要的支流或環流，而不是主流，但是你判斷不了。你只能根據這個支流或環流，在順著這個支流或環流活動的同時，試圖根據你自己當時的需要把它稍微地撥偏一點，嘗試-錯誤-修正。如果撥偏了以後引起極大的反應，超出你能夠控制的範圍，那你就需要做進一步的修正；如果很意外的，撥偏了一下，效果突然好了，好得超出你自己的預料，那麼你就直截了當地順流而下了。但是關於這一切，你是一個盲目的操作者，而不是高瞻遠矚的設計者。高瞻遠矚的設計者在駕駛船隻的過程中第一時刻就會跳船逃命，或者是當時就被洪流吞沒了。能夠駕船駕得下去的人，都是這種保守演化、謹慎實驗的人。李登輝肯定也是這樣做的，所有的做法都是實驗的。

對於大多數人來說，這個跟社會性質有關係，這要看你有沒有堡壘了。有堡壘的集團，他在實驗失敗以後可以退回自己的堡壘去長期堅守一百年或者諸如此類。他認為他的勢力是永恆的，他在實驗中間的膽力比較大，而且不大會跟風。散沙就不一樣，風行草偃的散沙是很容易從一個極端跳到另一個極端的。他們認為，他們除了表態以外也沒有別的，當他們看到一種表態失敗以後會瘋狂地企圖抹掉自己的記憶，瘋狂地往另一個方向走。這就是所謂的靠不住的群眾了。直截了當地說，就是看社會中間有多少強有力的貴族和土豪勢力。如果這種勢力很多的話，社會表層的震盪不會太大；如果無根之人、“蘭花”的勢力（注：見調理農務蘭花系幹事莊明堅於2012年12月的發言）太多的話，那麼震盪就會非常大、非常明顯，所有人都會以為自己是真心地從一個極端跳到另一個極端。

臺灣社會的根基基本上是缺乏了軍事封建貴族這個勢力，所以它的穩定性就不如英國和日本那樣，無論社會表面上怎麼民主化，幕後的封建時代一脈相傳的世家大族牢牢地把它的根紮入地層當中，比國家本身更加長壽，維持了社會的穩定性。臺灣只有兩種穩定力量。一是土豪，地方派系之類的角色。他們眼觀實際，不在乎意識形態上的東西。他們在乎的是，在自己的小團體內部做到相對意義上的公正。在給各種依附它的人分配工作、分配前途和分配各種利益的時候，對他們能夠做到公正，要照顧他們的利益。這是土豪。二是城市中產階級。城市中產階級本質上講是無根的，他們的凝聚是靠教育和意識形態。他們維持穩定的理由是什麼？“儘管陳水扁輸掉了，社會上一談論台獨就好像談論恥辱一樣，但是我不能，我是一個有原則的人，我會繼續堅持下去。”他們的堅持能力是遠不如貴族和土豪的，但是他們是城市中產階級能夠維持團體的力量。這兩種力量是臺灣社會的穩定劑，在此之外就是散沙。

陳水扁上臺的那個時候，好像是臺灣人終於要翻身了，他們沒有看到社會的深層結構還掌握在“老藍男”的手裡面。僅僅因為出了一個綠色的總統，就覺得以後我們要翻身了，做出各種輕狂的舉動，企圖不經過真正的鬥爭就把一切面子和裡子抓在自己手裡面。然後在陳水扁遭到挫折的時候，他們又把一切罪狀推給陳水扁，好像全是陳水扁害了他們。其實，不如說是他們害了陳水扁。陳水扁以為他們是受過訓練的一支威靈頓公爵的蘇格蘭軍隊，在普魯士人和奧地利人望風逃走的時候孤軍奮戰，準備死在自己的陣地上。而他們實際上是一幫跟風的人。陳水扁能夠給他們分戰利品的時候，他們就跟著陳水扁走，說陳水扁是臺灣人的英雄；然後陳水扁撐不住的時候，他們率先拋棄陳水扁。你是臺灣人又怎樣？我們可以說你是貪腐，貪污總是不對的。陳水扁就是因為率領了手下的太多不靠譜的人，所以才會落到這種下場。而陳水扁之所以是這樣，是因為他後面的社會太散的緣故。假如陳水扁是日本的某一個黨派的領袖，那麼他至少會像會津藩那樣，在血戰失敗以後，他手下的人會忠誠到底的。在這種太散的環境當中，意識形態的煽動可以引起極大的反應。

當然，臺灣比起中國來說還算好的，中國是既沒有像樣的土豪也沒有像樣的中產階級，基本上是全民無產化。在這種情況下你堅持原則，會被所有的無產階級當作傻瓜，被輕而易舉地淹沒。臺灣任何一個派別都沒有被表面上的風向改變壓到底，以後還可以緩過來，這個基本前提是民主社會能夠維持、准內戰性質的民主選舉不會引起社會解體的關鍵。而中國如果進行一次選舉的話，引起諸如此類的事情，那麼選舉過後必然會是文革式的大暴亂，下一次選舉不會再舉行了，接下來就進入無政府狀態和強人軍閥統治的局面。在這種情況下，你不敢貿然進行選舉，只能捆住所有人的手腳。所有人的記憶被釋放出來以後，結果將是災難性的。

接下來的事情就是比共同體。不是比共同體的聲勢，一時的聲勢是毫無用處的事情。我已經看過陳水扁下臺的時候、蔡英文上臺的時候以及2018年這幾次戲劇性的聲勢大轉。如果你只看社會最表層的話，好像風向都轉得非常徹底，但是實際上卻根本不是這個樣子的。保守性的、封建性的社會底層，以及他們的生育能力和吸納能力，才是關鍵。自己生孩子和收納養子，這在歷史上是沒有區別的。你的共同體要像成吉思汗收養來自各族裔的巴圖魯，像羅馬的元老把所有立功的名將都搶著收養作為自己的義子，把自己的親生兒子踢到一邊去，讓這個老將來繼承自己的家業和家廟。沒有別的，就是因為羅馬各家族就是一個小黨派，他們最大的目的就是把我們的子孫後代送進元老院，讓我們的英雄進入羅馬的國家祭祀，誰能替我們做到這一點，誰就是我們的子孫，自己的血緣子孫不成器，是沒有重要性的。日本的武士家族，甚至是封建性的手藝人家族，也就是這個樣子的。侮辱家聲的親生兒子不能繼承家業，但是義子和學徒只要能夠繼承家聲和家庭傳統，是可以繼承家業的。像中國常見的那種只在乎血緣的現象，其實是費拉現象。因為他們毫無政治權利和政治責任感，所以他們才會只在乎血緣，絕對堅持婦女貞潔，養子再好也超不過親生兒子。為什麼？因為他們是不能承擔政治責任、註定只能做被統治者的人。能夠做統治者的人都知道，政治素質是第一位的。家庭傳統或者任何小共同體的傳統都是要首先看這個，再看其他因素的。

接下來的事情就是看共同體本身。別的都是空的，一代人以後你的團體是長大了還是削弱了，那麼未來就會屬於誰。表面上看起來開明進步的力量，其實只是全靠泡沫，全是靠一批青春期的小資產階級知識份子製造出來的泡沫。他們時間最多，他們說話說得最多，而他們有能力使那些頭腦頑固的、口服心不服的鄉民暫時閉嘴。但是閉嘴不見得是別人服了你，他們在等待你的泡沫破裂。過不了幾年，你的泡沫就破裂了。那麼，小共同體和基礎共同體在哪裡，誰的生育率最高，誰就掌握未來。所以我想，臺灣的未來應該掌握在東南亞勞工移民的手裡面。他們的生育率最高，他們將來會填入社會基層。國民黨所代表的那個社會實際上已經死掉了，現在他們就已經斷子絕孫了，他們全都是中老年人。他們的時間線很短，他們必須依靠中國。他們之所以忘記自己的仇恨，是因為只有中國才能夠維護他們最後一波。但是這個最後一波如果成功了的話，中國也可能會吃掉他們。所以，他們等於是在不同的死亡方式之間做出選擇，他們已經死定了。但是臺灣本土社會依靠的這些人本身的生命力也是不強的，他們太早地把自己變成了城市中產階級，使自己變成了一個歐洲式的低生育率的社會，卻沒有歐洲式的巨大傳統作為支持。禿鷹是不盯死屍的。有人盯你，那就說明你已經散發出死屍的氣味了。在這種情況下，你就不能講什麼正義或者民主了，說為什麼我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公正不公正這個說法在演化的世界中是沒有意義的，演化世界所發生的所有事情都是公正的。如果你受到威脅，那麼錯誤肯定在你自己，你自己有可以被別人威脅的理由，你自身社會的脆弱性已經被別人看到了。

在這方面，唯一的優勢就是中國社會的脆弱性比臺灣社會更甚。如果沒有列寧黨的存在的話，它早已經瓦解了。列寧黨的存在像一劑興奮劑一樣，把一個快死的人硬著頭皮從床上拉起來了，但是時間對於它來說極其短暫。國民黨所依靠的是像余英時這種從南洋和其他各地拼湊起來的人，像陳友仁這種西印度人。我相信，陳友仁如果在西印度群島繼續留下去的話，他肯定會被西印度的黑人或印度人壓在後面。所以他跑到國民政府來當外交部長也是很明智的，他在這裡能夠得到的前途比在西印度群島要大得多。但是這樣一個拼湊出來的社會像騾子一樣是不傳種的，他們沒有後代。而共產黨所依託的社會本來有一部分是能傳種的儒家費拉社會，也被他們搞得斷子絕孫了。他們兩者的時間線都是非常短的，所以他們必須在很短的時間線內迅速行動，不能等待長時期的自然競爭。長時期的自然競爭會使他們日益萎縮而失敗，所以他們會採取武斷行動。這個武斷行動對於生育率旺盛的、哪怕是原始的社會來說是沒有殺傷力的，像一場流感一樣，有或沒有連載入史冊的必要性都沒有；但是對於一個像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的法蘭西那種有巨大的歷史負擔不能放下、而自身的根基非常脆弱的社會來說，可能構成致命打擊。

今天的法蘭西之所以變成這樣，是它接替了封建制、絕對君主制和共和國的巨大光榮，又在1940年可恥地失敗了以後，各種為自己找面子、各種癒合心靈創傷的結果。今天的臺灣社會像1940年的法蘭西社會一樣，如果防禦得當的話，二戰的走向根本不是這樣，完全可以在西線形成持久戰的，法國並非一定淪陷。但是法國是一個空殼子。如果不淪陷的話，大家還以為它像色當戰役中的拿破崙三世一樣是天下無敵的；一旦淪陷以後，空殼子全部衝破以後，就變成像小國一樣依附宗主國的保護、卻又對宗主國充滿嫉妒的怨婦型國家了。法蘭西在戰後對拜占庭特別有研究，因為法蘭西本來可以像拜占庭一樣的。拜占庭本來在九世紀就可能像1940年的法國一樣覆滅。事後的做法就是，一千年的延壽都是靠硬殼的支持。法國本來也可以靠硬殼的支援。臺灣也是這個樣子的，臺灣是可以靠各種外交手段的硬殼來拖過這個危險的中間期，平安無事地過渡到下一個時代的。也可能就在這個關鍵時刻被唰的一下衝垮了，現在構成臺灣中堅的這個階級在肉體上遭到毀滅，以後重建出來的政治結構實際上會是一個完全不同的實體。這個原因不是別的，就是因為臺灣社會本身的脆弱性。它是一個由獨生子女組成的中產階級社會，獨生子女是很容易斷子絕孫的。

在這種情況下，中國儘管也是一個獨生子女的社會，但是它可以採取自殺性的做法，我們一起死，這件事情是能夠做到的，切斷臺灣社會的血脈。蔣介石不能切斷臺灣社會的血脈，因為那時候的臺灣社會還是一個草根性更強的社會，割了一批以後還會再長。今天的臺灣社會看上去比起蔣介石時代要強得多，這就是說它的外殼已經硬起來了，但是它的根基卻反而弱了，變得遠沒有菲律賓或者印尼強了。這樣的社會，如果它的外殼被衝破的話，經過一波收割以後，就可能像1940年的法國一樣，以後就再也維持不起來了。而目前在臺灣的泰國勞工或者印尼勞工反倒沒有什麼問題。可以想像，如果臺灣的硬殼能夠維持的話，將來的新臺灣人主要就是他們，臺灣的政治正確就像美國的政治正確首先要考慮黑人、拉丁人和第三世界的各種移民一樣首先要考慮他們，意識形態要搞到能夠使包括他們在內的新臺灣人感到舒適的地步。而國民黨和中文世界的這批人是完全無足輕重的，他們早已經不存在了。假如臺灣在一場戰爭中遭到毀滅，然後在以後的經濟發展中間失去這個冷戰經濟學奠定的很脆弱的地位的話，那麼隨著臺灣現在這個獨生子女社會的滅亡，現有的各種意識形態將全部喪失意義。像野草一樣繼續生長起來的南島人，以及戰後繼續統治臺灣的帝國主義勢力，將會合力建立一種新的意識形態。但是這個新的意識形態跟今天的意識形態就不再有什麼傳承性了。對於這種意識形態來講的話，連李登輝和蔣經國的區別都可以忽略不計了。

所以這就是硬殼的重要性了，臺灣現在正處在極其需要硬殼和高明狡詐的外交手腕的時期。而原始豐饒的時期是不大需要這些的，它經得起消耗。已經成長起來的民族國家也不大需要這些，它像一個成年人那樣，自己的殼已經足夠硬了，不經過毀滅整個世界體系的動盪是不會垮臺的。而在民族國家還沒有建立起來以前卻首先進入了脆弱的中產階級社會，這就是一個很容易遭到攔腰截擊的危險時代。至於未來對誰的歷史評價是怎麼樣的，那完全要取決於未來居住在臺灣和統治臺灣的歷史主體是誰。你想，我為什麼會對中國設計的所有歷史（包括我從小學到的歷史）如此不屑一顧？因為我知道他們是斷子絕孫的，二十年以後沒有人會在乎他們今天建構的所有這一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