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亡者的五個名詞——希望，堅強，責任，理想，自由

2010年11月12日下午兩點，日本廣島的諾貝爾和平獎得獎人高峰會在經過上午的開幕式後進入正式會程。大會司儀宣佈會議開始後介紹第一位上台的演講者：「天安門學生領袖，吾爾開希。」我在全場起立鼓掌歡迎聲中走上講台，開始我的發言：「很榮幸受邀在如此重要的場合表達中國異議分子的聲音，雖然，我更希望站在這裡的不是我，而是今年的諾貝爾和平獎得獎人劉曉波，我的好友，我的導師。」

我演講的題目是「希望帶來變革」，劉曉波是個富有理想的人，同時又是一個願意抱持希望的人。他在被以「陰謀顛覆政府」罪起訴，宣判當日，在法庭上所作的那篇著名的〈我沒有敵人──我的最後陳述〉中，甚至對中國的監獄以及司法程式的一步步規範化也表達了讚賞。

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被以「陰謀顛覆政府」起訴。Photo source : Mingjing Huopai

這是一個對中國的專制抨擊多年，為此第三次身陷囹圄的人；是一個從二十多年前就立志為推動中國的社會變革而全力以赴、萬死不辭的人，他當然絕對不是一個鄉愿到認為中國的今天有所進步就該受到讚美、收到接納、收到擁護的人。他在最後的陳述中表達對中國在共產黨統治的一點點進步的肯定是在表達希望，是在表達只要對中國的未來抱有希望，無論你的政治立場為何，都可能因為這點希望而帶來變化，而這些變化最終會給中國帶來我們夢寐以求的自由、民主以及現代文明。

然而，「希望」這個名詞，對於一個流亡者來說是多麼奢侈！

決定前往中國投案

這一天的17個月之前，2009年6月3日，我從台北搭上長榮班機前往澳門。澳門是我持台灣護照，無需簽證，可以合法進入中國國境的唯一地方。雖然那裡仍然是特別行政區，但這已是我能夠在這一天到達的中國最近的地方。更何況，那裡有中國政府機構，我的計劃是在第二天，「六四」屠殺二十年週年當天，走入中聯辦，向我遇見的第一個中國政府官員大聲宣佈，我是中國政府通緝犯，前來自首，請安排我回到北京受審！

我已在臨行前委託在台北的朋友，在登機後替我發表聲明：

今天是2009年6月3日，我是吾爾開希，流亡的中國異議分子。

 

1989年，中國政府血腥鎮壓了發生在北京的民主運動，也就是「六四屠殺」，鎮壓之後，我受中國政府通緝，名列21個學生領袖第2名，被迫逃離中國，開始了我的流亡生涯。

 

今天，我決定回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向中國政府駐澳門聯絡辦公室尋求投案。

 

20年來，中國政府奉行流放民運人士的政策，相當一批異議分子被迫流亡海外。流亡者追求回家權力的抗爭從未停止，而中國政府對我們的這扇門則始終緊閉。

 

我不能回到中國而我的父母又受到中國政府限制出境，其結果，我已20年未得與家人相見，我和我的父母為此受到極不公平的磨難。這是一個中國政府極其殘酷而無恥的行為，既不符合人類文明基本準則，也不符合中國人的傳統價值，更不符合包括中國憲法在內的各種保障公民權利的法律公約。

 

經過多年努力斡旋而沒有結果，我今天決定以投案這樣一種方法爭取回家。

 

我的投案絕對不應被理解為我承認自己20年前的行為是違法和錯誤的，我在此重申1989年中國發生的慘劇，中國政府負有完全的、不可推卸的道義、政治及法律責任。我在投案之後，將利用中國法庭這樣一個表達平台，與中國政府對此進行爭論。我希望在20年後，中國政府在「六四屠殺」這個歷史問題上能夠有新的立場，承認罪行，向全國人民道歉，追究相關人員責任，並向受難者家屬乞求寬恕。

 

我已於今日下午4點20分，搭乘長榮BR805班機前往澳門，澳門是我持台灣的護照可以免簽證而進入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土，我將於明日，6月4日，國殤日20週年當天，前往中華人民共和國聯絡辦公室，尋求安排投案及引渡相關事宜。

 

感謝大家的關心與支持。

 

吾爾開希

流亡20年不得回國，這是精神酷刑；20年見不到父母家人，這不僅對我，更對我父母來說，已超過精神酷刑，他們受此折磨只是因為他們的兒子20年前的言論和行為不見容於中國政府，這是二十一世紀的世界所無法容忍的野蠻原始的行為。我要以投案自首強烈抗議！我要回家，哪怕這回家意味著牢獄；我要見到日漸年邁的父母，哪怕這見面將是以探監的形式；我要繼續尋求20年前中國大學生在街頭提出的與中國政府的「對話」，哪怕這對話以起訴和答辯的方式進行！

然而，我在澳門機場被扣留，並於第二天被強行遣返回台灣。那天晚上，我在澳門機場的移民局拘留室狹小的房間輾轉反側，難以入眠。時鐘到達12點，6月4日，20年了！難道我們將來都會是在海外紀念這一天嗎？難道我們離中國最近的就是這澳門機場小小的拘留室嗎？

在這一天，「希望」這個概念，離我好遠。

如果說流亡是精神酷刑，那麼流亡中失去返國的希望，則使得這一酷刑變得幾乎一分鐘也無法再承受！

學會「堅強」，是每個流亡者的基本功課

演講結束，我與幾位我極為崇敬的諾貝爾和平獎得獎人會晤，並召開記者會，繼續呼籲中國政府釋放劉曉波，容忍和傾聽不同的聲音。當晚，我回到廣島王子飯店二十層樓的房間，憑窗遠眺，夜景非常迷人。我看著廣島灣中的燈火，說不定，那移動中的某條貨輪，即將前往中國的上海港？這時突然意識到，我流亡的時間已經超過21年又4個月——也就是說，我流亡的時間已經超過我在中國生活的時間！

一股已經很久不曾感受的巨大的悲傷情緒湧上我的心頭。

很久不曾感受絕不是因為遺忘，流亡是不可能被遺忘的；即使在心情最為愉快的哪一天，比如兒子的出生，那流亡者的感受也從來不會真的消失。那是一種憤怒加上更多思念的酸楚的複雜情感，每當希望的感覺低落，這感受中就會多出悲傷。但二十年的時間，我們也早已學會承擔起這些複雜的情感，懷著理想，堅定地抱持希望。如果要用一個詞來形容，那就是「堅強」：不需時時想起，也絕不會一夕忘記。學會堅強是每個流亡者的基本功課，學會堅強，就不會常常受到悲傷情緒的衝擊。

在我來到廣島五個月之前，又是6月3日，也是在日本，我試圖從成田機場搭機，經北京前往曼谷。我的計劃是在飛機抵達首都機場時，再次向中國官員聲明，我是中國的通緝犯，現在中國領土上尋求投案自首。儘管這次我的行程保密到家，機票也是在前兩天才在網路上購得，我在成田機場試圖搭機時，地勤的日本小姐一臉訝異、一臉狐疑地看著螢幕告訴我，這張看來一切沒問題的機票，被中國政府Cancel（撤銷）了。我投案自首的努力再度挫敗。

第二天，也就是6月4日當天，我在中國大使館門前參加「六四」紀念活動，一躍翻過日本員警圍欄，試圖闖入中國大使館，再次向大使館「自首」尋求引渡回國。我記得那天站在大使館門口的心情，應該比起一年前在澳門更加憤怒、更加悲傷、更加絕望。

日本機動隊5、6個訓練有素的員警在幾秒鐘之內牢牢抓住了我，我再一次離中國領土幾步之遙而不得其門而入，之後的兩天，我在東京拘留所渡過，在囚室中渡過六四當天似乎要成為我獨有的紀念方式了。

20世紀歷史主軸：自由民主戰勝專制

再過了幾個月，10月8日，挪威奧斯陸，諾貝爾和平獎委員會宣佈，深陷獄中的中國異議分子，零八憲章的起草人，八九學運的參與者，我的好友和導師劉曉波為2010年諾貝爾和平獎得獎人。

兩天後，諾貝爾和平獎得獎人高峰會找到我，希望在劉曉波繫獄且無法聯絡其妻子劉霞的情況下，邀請我到廣島與會，發出中國異議分子的聲音。

當在廣島的兩天，日本及國際媒體把正在日本參加亞太經合會的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美國總統歐巴馬，日本首相菅直人，再加上達賴喇嘛和我的合照並列排出，並提出中國人權與政治改革這個議題時，呼籲釋放劉曉波時，我感受到二十多年前我在北京走上街頭時所受到的全世界的支持；這種久違的感受使得「希望」這個概念又似乎再度走近了我。

這希望到底是什麼呢？除了最終我能夠回到中國，進入中國的一刻親吻久違的土地，擁抱我的父母，祈求他們的原諒，回到天安門廣場向「六四」英靈報告這二十多年來我們的努力。這希望總是要具體到能夠讓六四英靈感受到當初為之犧牲的理想實現有日吧？

如果說20世紀的世界歷史僅有兩頁，它一定會記載兩件事：兩次世界大戰及之後幾十年的冷戰，也就是反法西斯和反專制，而這兩大戰役都在「自由、民主」的旗幟之下，這就是20世紀歷史的主軸。28年前在柏林牆倒塌，東歐、蘇聯共產黨國家一個個走入歷史的時刻，整個世界因為感受到期盼千年的和平與文明正在降臨而歡欣鼓舞，自由、民主戰勝專制，完成了20世紀的歷史使命。中國的大學生雖然在八九年走上街頭，啟動了這場戰役最後一場勝利戰鬥的序曲，卻在這場全世界參與的嘉年華中缺席，全世界也為中國傷痛也扼腕。

「六四」屠殺，令成百上千個家庭破碎，母親悲傷；中國沒有走上民主與自由的路，卻走上了員警統治、權貴專制。「六四」把我這個當初21歲的初生之犢變成了經過流亡二十多年的中年人，今天的我是一個堅定的自由主義者、堅定的異議分子堅定的民運人士。我們學會了希望，我們學會了堅強，我們更需思索28年前一場偉大的民主運動，以血腥的方式收場，把我們造就成為異議分子這件事對我們的意義為何？

香港人要求中國平反六四天安門運動。Photo Source：laihiu / LAI Ryanne ＠ wikimedia by c.c. 3.0

我們要謹記另外一個名詞：責任。

我堅信，中國即將進入一個新時期，在這個時期，專制將褪去，自由與民主即將落地生根，中國人將面對一個在自身歷史中未曾經歷的轉型過程。

而歷史進程剛剛走過的這幾十年，共產黨專制對人性進行了無情的摧毀，自由主義、個人主義因數在中國一誕生即受扼殺，在這些使得對民主對於公民意識的呼喚將會是一個嚴峻的課題；此時，民族主義、甚至法西斯主義、軍國主義都會在中國找到土壤而萌芽，而成為一個現代文明國家所需的自由民主價值要怎樣或者說能不能在中國順利誕生？傳統文明中的社會和諧、榮譽、忍讓等精神與現代文明中的個人權利、表現等精神如何找到相容的根基？幾十年共產黨殘暴統治所遺留的社會正義課題如何解答，民族之間的仇恨如何消解？

二十多年來，仍然願意以「天安門一代」以「民運人士」自稱的夥伴們，一直都在思考。每個人可能都有自己面對這些嚴峻的題目的方式和角度。我流亡，使我失去回到祖國的自由，卻也宿命般把我拋向這世界最為自由的地方，我先後在法國、美國和台灣生活，如飢似渴又如魚得水地汲取自由民主的養分。我，在流亡中學會永遠胸懷希望，永遠堅強，永遠牢記責任；在此之外，學會要作到這些——必須找到源源不絕的動力，我的動力來源是理想，我的理想是自由。

封面圖片來源：Mingjing Huopai

編輯：熊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