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算只隔著台灣海峽，我對中國從不自認稱得上真正理解了什麼，論文化論政治論歷史，閱讀許多敘述中國的書籍，我漸漸開始懷疑，倘若書中內容為真，政府該做到怎麼樣的程度，去捏造一段粗糙的「官方歷史」，使人民願意繼續被蒙蔽真相，時至今日，政權絲毫未見被挑戰的可能？
《重返天安門》是記者林慕蓮受邀為六四事件歷程進行整理的一本著作，在該本書中，林慕蓮從各式民間角度採訪、紀錄，當中包含了曾參加過事件的士兵、學生領袖、受害者遺族、政府官員、外國人，甚至是匿名提供資料的共產黨黨員。經由從各種管道搜集而來的語音檔、報導、照片，身為讀者的我們得以儘可能地從林慕蓮的統整結論克服地理與時間上的限制，回到一九八九年的六月四號，那個被中國當局刻意抹煞掉歷史事實的天安門廣場前，進而理解，槍桿子捍衛的是政權？亦或者是恐懼？
書在描寫在海外流亡的學生領袖時，清晰地展現了作為一名中國人，不被國家接納，無法回到自己家鄉，那種尋不回根的落寞感是多麼地難受且矛盾。我並不是那麼認同吾爾開希的人格特質，但這無法否定他在這段提倡民主的歷史中為國家代表學生團體的貢獻。同樣被提及的王丹與張銘知名度在台灣並不旗鼓相當，卻不容忽視為了國家——特別是在言論自由受到挑戰的政治體制下——勇於發聲的作為。我想在作為一名採訪者，一名旁觀者，《重返天安門》的筆調試圖不以尖銳挑戰，但也掩蓋不了在人性相呼應的氛圍中，不容被忽視的同理作祟。事實上，在閱讀張銘與趙紫陽助手鮑彤的篇章時，鉛字所透露的無奈與卑微不言而喻蝦米終究敵不過藍鯨，然而，卻阻止不了他們繼續駐守此處的決心，再怎麼說，這還是這些靈魂成長的依歸，供給變成這副模樣的初始之地。
此種心情套用到因天安門事件失去子女的父母身上，又是另一種程度的折磨。〈母親〉篇章內提及了「天安門母親」這個草根運動團體。成員們顧名思義是子女不幸罹難於事件底下的犧牲者，用「英靈」去追封作為何等殘酷，活著的人——甚至是一群生長年代背景所受思維訓練有所落差——除了必須突破既往面對政權消極不敢言的枷鎖之外，還得面臨人身威脅。「真相」、「補償」、「問責」為支撐運動核心，這群一腳已經踏入棺材的母親依然在為兒女的死去追究真相，在這個真相該被輕易遺忘的國家統治底下挑戰根本，生死也許在多個衝動間被置於身外，她們足以被稱為勇敢的行為展現了人性備受崇敬的一面，我絲毫不認為為此段敘述感動而落淚的行為是一種濫情。
幾天前，台灣也迎來二二八，我印象很深刻，每當在這時候總會湧現一堆悼念二二八的文章對民眾進行機會教育，有一篇底下留言提到：「二二八都過多久了？是要懷念到哪時？」這番發言想必罔顧了太多無辜靈魂的犧牲，自然引發不少網友抨擊。我不禁思考著：如果抱持這種想法的人才是構成這社會的多數，那是不是代表真相普及做得並不夠徹底？
回顧歷史絕對不是只為了博取眼淚與一時之間的同情，它之於我，努力追求更多過去的我，有太多沈重的意義與身而為人必須承接下的責任，當我們不知道自己從何而來，我們也不會曉得如何共造一個帶給人們，帶給自我幸福的世界。我認為的活著從不只是維持生命的延續，更多的是在心臟持續跳動之餘，探索這個我們生存的環境做點什麼，不必偉大，但起碼減少更多悲痛發生，要不然，身而為人，我真的會覺得很抱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