獄（五）： 陌生地的恐懼
今次抵埗塘福的新人組所員都是由荔枝角轉介，除了一位從小欖醫院過界—他就是梁穎禮，東北案13人其中之一。以往對阿禮認識不深──更準確而言，我們不「相識」，只是各自知道在圈子裏有這樣的人存在。在外時，他是樂隊主音，也是很在地實踐的行動者，有營辦一些實驗性強、提倡共享互助的空間，長髮、高挑身形，整體予人的感覺挺「空靈」，也很「藝術」。按照慣例，我估計署方會分開我們三位工作的地方（新人組落山後的確分開了） ，能夠在新人組見面相識幾日，也是難得的美事。
自從在政圈學運活躍後，我對於陌生環境經常顯得戰戰兢兢——畢竟，社會上仍是有着很強的傳統保守勢力和思想，對政治活躍和進步的人虎視眈眈。來到監獄，我的焦慮更強，在這兒很多主動上門的挑釁難以迴避，其他人亦無法在短時間伸出援手（其實大家都無法透過任何其他方式調解，只能自己處理），即使不是明顯的言語或肢體衝突，但在舉手投足、與你接觸時散發著會蔓延的惡意，也不好受。監獄亦是很受TVB和東方保守意識形態影響甚深的地方，所員多數看TVB新聞，也因「大件夾抵食」而買東方報紙。他們更不可能從網絡等比較自由的收訊渠道獲取資訊。因此，我這種對陌生環境擔憂，對在監獄全然陌生的環境，是有客觀不利的因素支持。
能夠遇到「同聲同氣」的人，的確是樁美事，也讓緊繃的神經稍為舒緩。事實上，擔憂還擔憂，在之後遇到的大部份人均無惡意，更多的是好奇和不解，相處也算融洽。在監獄中，阿禮被削去一頭長髮，初次見面時，我也花了相當力氣才辨認到他一張瘦削臉龐。畢竟，男生的長髮通常都是很signature的，是一種強烈的個人風格和象徵，被削去的長髮的型格男生，就像牙齒矯正後的朗拿甸奴，都是缺少了些味道。
東北案重審比公廣案重審早兩日宣判，上訴庭以統一量刑標準將兩案的判刑推翻，各被判十五及八至十個月，多位被告因已完成社會服務令及律政司上訴扣減兩個月刑期。是次判決無法彰顯公義，很多心繫民主自由的人對此而失望，有學者更稱之為「維穩」法治的體現，漠視了背後不公義的社會背景和人類共同嚮往的人權價值追求。我最終被判入獄八個月，阿禮則是十五個月。東北同案的還有我的好戰友——眾志常委Ivan林朗彥，同樣是判了十三個月，但我要在稍後的日子才有機會與他碰面。
在那新人組的數天，我與阿禮互相交換情報，以及分擔各自的憂慮，包括實質發生了的，與其他所員發生關於政治議題的爭執，或者到埗後一切的不適應以及對外間社會的疑惑。除了在新人組的那幾天能夠整天聚起來相處，我們只能在等待律師或議員來探訪時，坐在指模房外用鐵皮搭成的小室內，輪候見面時聊天。我很喜歡聽阿禮講些比較小眾的文化藝術，例如香港的地下樂隊、紀錄片等，還有他在「蘇波榮」共享空間的實踐，落手落腳經營他們理想的社群關係和經濟實踐。這些都是珍貴的經驗和經歷，對我而言，也是一塊新天地。
在新人組的數天是讓人安心的，幾位在荔枝角「過界」來的所員彼此認識，也互相幫忙。在到埗的首幾天，新聞依然不停播出公廣案的後續，包括各方回應、其法律後果等，直接激起其他所員一窺我是何許人的好奇心。每次休息時，在那所平房外，都絡繹不絕的人探頭觀察，以充滿好奇心的眼州神窺看，令我有種坐在動物園被人參觀的感覺（幸好沒人胡亂打鬧及亂丟雜物）。這種突如其來的關注使我不安，當中的某些人或會夾雜惡意，我亦希望在監獄內比較沉靜低調地生活。在每天的作息日程中，會迫不得已行經其他期數休息的地方，又會惹來一輪的好奇；每當別人呼喊我的名字時，心內又帶點疑惑和不安。有一陣子我甚至會脫下眼鏡來，嘗試盡可能掩飾自己的身份。當然，後來發覺這種不安可能是隨着抵埗於陌生環境而被放大，在監獄的確曾聽過些惡毒言論，但一般而言，其他所員還是不抱惡意，沒有發生什麼衝突。衝突大多只會發生在充滿利益衝突的群體之間──而我，只是一個不沾任何露水的過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