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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氏119》：川普的崛起與麥可·摩爾的沒落

世界正在變壞嗎？

麥可·摩爾（Michael Moore）繼《華氏911》（Fahrenheit 9/11）十四年後推出的姐妹篇《華氏119》（Fahrenheit 11/9），提供了世界正在變壞的第一千個理由，而世界正在變壞的第一千零一個理由或許就是，摩爾過氣了——

相較於曾收穫兩億兩千萬美元的影史最高票房紀錄片《華氏911》，今年9月趕在中期選舉前倉促上映的《華氏119》票房只有六百萬，遠低於預期，而摩爾的上一部片《深入床破之地》（Michael Moore in TrumpLand）和上上部片《插旗攻城市》（Where to Invade Next），也都不約而同地撲了街。事實上，自《資本愛情故事》（Capitalism: A Love Story）之後，摩爾已將近十年沒有成功的作品了。

時代變了，但摩爾沒變。他看圖說話的諷刺調侃在社交網路時代早失了一切先機，他慷慨陳詞的政治宣言令川普（Donald Trump）之下身心俱疲的美國人民敬謝不敏，還有他的憤怒與真情，都正在隨其慢慢老去的昔日擁躉，淪為當代生活的話語體系中過時又丟臉的行徑，因為事到如今還沾沾自喜的只有政治犬儒和草根右派，而他是人心渙散後，依然義正嚴辭得快要叫人喘不過氣來的終極理想主義者。現實在迅速消耗他的觀眾緣與號召力，他卻對著現實狗吠火車，越挫越勇。

儘管這幾乎就是他的宿命了——2003年的奧斯卡領獎台上，他批評四天前剛剛發動伊拉克戰爭的小布希（George W. Bush），遭遇台下噓聲一片；2016年大選前的《馬厄脫口秀》（Real Time with Bill Maher）上，他預言川普當選，又遭遇台下噓聲一片。他像是中西部來的紅脖子（redneck），有著不能負的性子，身上披覆了預言然後被一再地辜負。

和批判小布希的《華氏911》一樣，《華氏119》是一篇針對川普的激烈檄文。11月9日指的是2016年川普宣佈當選美國總統的日子，這串數字不僅恰與911相對，也體現了摩爾對於新作的重視與自信，因而不惜祭出自己最響亮的招牌助陣。他大概難以想象，十四年後，會有一位比小布希更令他厭惡的總統上台。

在2004年的《華氏911》開頭，當勞勃·狄尼洛（Robert De Niro），史提夫·汪達（Stevie Wonder），班·艾佛列克（Ben Affleck）站在2000年的煙花燦爛中準備慶祝阿爾·戈爾（Al Gore）當選時，摩爾想到接下來四年發生的一切，不禁問道：「這一切只是一場夢嗎？」

在2018年的《華氏119》開頭，摩爾依然在追尋荒謬時代的答案，只不過這時代愈發荒謬，讓他不禁用比希拉蕊（Hilary Clinton）自傳還要直白，還要情緒化的措辭問道：「How the fuck did this happen?」

《華氏119》圍繞這個問題展開。儘管這其實是摩爾在大選後的百老匯首秀《我的投降條件》（The Term of My Surrender）上已經問過的問題，但回到如魚得水的紀錄片形式中，他又能得力應用大量的資料片段和絕對的主觀視角，為我們拼湊出川普時代的來龍去脈。

摩爾以選前自由派對川普的不屑一顧開場，那是三大台、好萊塢、民主黨的美好泡沫破碎前夕：從名嘴喬治·史蒂芬諾伯羅斯（George Stephanopoulos）到巨星喬治·克隆尼（George Clooney），都把川普參選當做笑話，而在碧昂斯（Beyoncé）和Jay-Z的演唱會上，人們因為希拉蕊背誦出了一長串她從沒聽過的嘻哈歌手而彈冠相慶。

不過，他將罪魁禍首鎖定為關·史蒂芬妮（Gwen Stefani），因為她在《美國好聲音》（The Voice）擔任導師的酬勞比同在NBC主持《誰是接班人》（The Apprentice）的川普高，這讓嫉恨無比的川普決定競選總統來博收視，以向NBC證明自己的價值。

蝴蝶效應的玩笑和摩爾接下來對於川普與伊萬卡父女關係的批評一樣，都是老梗：「賽金花」賽斯·梅爾（Seth Meyers）和歐巴馬（Barack Obama）在2011年白宮記者晚宴上開川普的玩笑；凱文·強納斯（Kevin Jonas）離開第十四季《誰是接班人》導致收視暴跌，節目收攤；「肥倫」吉米·法倫（Jimmy Fallon）在與川普的訪談中揉亂了他的一頭秀髮……這些廣為流傳的始作俑者，都是對於時代劇變的一句話解釋，但電影作為一種媒介，實在難與社交媒體或者日播脫口秀比賽抖機靈的速度。

老梗引發的更大問題在於沒梗。當年《華氏911》最負盛名的片段裡，小布希在得知紐約世貿中心遭受第二輪恐怖襲擊後，表情困惑地繼續為佛羅里達的小學生們朗讀故事書《寵物小羊》（The Pet Goat），這是摩爾聯繫小布希到訪的學校後，意外收穫的老師私人錄像。在《華氏911》的下半場，他更收錄了大量的伊拉克戰場殘酷影像，對於當年頭頂愛國者法案，遠離半島和央視的美國人而言，那的確是主流媒體上難得一見的管制內容。然而，在互聯網帶來信息爆炸的今天，摩爾已經很難從話題中的話題人物川普身上，發掘出引爆話題的新內容了。

甚至，《華氏119》中涉及的許多內容，都已經似曾相識了：經濟衰退的小鎮標本在《羅傑與我》（Roger & Me）中講過了，槍支暴力在《科倫拜校園事件》（Bowling for Columbine)中講過了，資本政治在《資本愛情故事》中講過了，投票動員在《懶蟲起義》（Slacker Uprising）中也講過了。這固然叫人悲傷，因為他數十年前就一再警告的問題，到今天不僅沒有解決，反而還更加嚴峻了，但更悲傷的是，許多人在被他說動之前，耳朵已經長繭了。

想一想，時代究竟要何其之壞，才能讓摩爾賴以成名的歇斯底里與危言聳聽都成了常態？摩爾本人能想到，那個靦腆到脫口秀都不敢多上的「《計程車司機》（Taxi Driver）里的傢伙」，會在很多年後的東尼獎典禮上怒不可遏地大吼「Fuck Trump」嗎？他能想到，《華氏911》當初震驚世界的對美國總統的藐視，會在多年後成為世界的共識嗎？

新的「常態」叫人們意識到，一張報紙對抗尼克森（Richard Nixon），一條裙子絆倒柯林頓（Bill Clinton）的20世紀已經遠去了。荒誕在川普的荒誕時代歸於無形，震驚因川普製造的日常震驚歸於平淡。這是籠罩《華氏119》的巨大陰影，是湮滅摩爾滿腔悲憤的無底黑洞，是川普眾多天賦特權中，最為吊詭的意外收穫。當川普聲稱：「我就算站在第五大道中間開槍打死一個人，也不會少一張投票」，摩爾必須承認他所言不虛，因為他是一個能在「眾目睽睽之下犯罪的人」。

這也就是為什麼，縱使有邁可·沃爾夫（Micheal Wolff）、詹姆士·柯米（James Comey）、角谷美智子（Michiko Kakutani）、鮑勃·伍德華（Bob Woodward）的揭露與批判，有梅莉·史翠普（Meryl Streep）、歐普拉·温芙蕾（Oprah Winfrey）、凱蒂·佩芮（Katy Perry）以及復仇者聯盟（Avengers）的表態與號召，有喬治·巴帕多普洛斯（George Papadopoulos）、邁可·柯恩（Micheal Cohen）、保羅·曼納福特（Paul Manafort）、里克·蓋茨（Rick Gates）的認罪與倒戈，也都無法阻止川普盤踞全世界最具權勢的位子，指責針對他的「假新聞」與暢談赦免自己的可能。

或許也正因如此，《華氏119》對川普的探索遠不及對於川普時代的探索。摩爾似乎認定，作為分裂民意的人形符號，川普已經無需介紹了，作為反對「政治正確」的時代喉舌，川普已經對義憤和批判免疫了。

在曾經的《華氏911》里，摩爾為觀眾挖掘了小布希的家族背景，腦補了小布希的陰謀陽謀，對美國總統的人格與智力進行了摧枯拉朽的雙重打擊，但在《華氏119》里，摩爾不再需要通過起底來塑造屬於「摩爾宇宙」的政客形象了。他只需羅列川普已經過度曝光的罪行，就足以勾勒其齷齪的形象了，包括他拒絕租房給黑人，呼籲處決「中央公園五罪犯」（The Central Park Five），堅稱歐巴馬出生在肯亞，以及被多人指控性騷擾和性侵犯等。事實上，《華氏119》上映時正值《紐約時報》揭露川普逃稅史的長篇報道出爐，現在看來，這篇耗時一年，斥資百萬的調查報道影響非常有限，無異石沈大海。

於是摩爾決定，與其發起第一萬次泥牛入海的嚴肅批判，不如哂之為一場與關·史蒂芬妮爭風吃醋的失控實境秀。然而，不是所有實境秀都可以一哂而過的，因為不嚴肅的競選理由並不等於不嚴肅的競選。

如果說川普從實境秀中學到了什麼是希拉蕊不會的，那應該包括了一個爆點，一句catchphrase——總統競選是他最盛大的實境秀，墨西哥邊境牆就是他最難忘的節目爆點，「Make America great again!」就是新時代的「You’re fired!」。在這場實境秀里，希拉蕊首鼠兩端，面目模糊，可從來只有極端與浮誇才能令觀眾同聲共氣，過目不忘。

一個今天的人們時常忘記的事實是，作為實境秀明星的川普和作為總統候選人的川普，有著迥然不同的公眾形象。在很長一段時間里，《誰是接班人》透過創業天然的賦權光環對少數族裔的包容與突破刻板印象的刻畫，都被認為是美國娛樂工業的種族和諧典範。連聲稱「美國四百年奴隸制是一種選擇」的肯伊·威斯特（Kanye West）都要忍不住怒吼「喬治·布希不關心黑人」的年代里，川普成功打造了一檔跨種族、跨文化、跨世代的節目，以絕對多元且政治自由的觀眾群吸引廣告商。

作為廣告投放的重要依據，美國權威調查機構Q分值公司(Q Scores Company)以發佈公眾人物受喜愛或厭惡的指數著稱。在2010年川普實境秀的巔峰期，他在黑人群體中的正面Q分值為27，意味著熟悉他的黑人中，有27%聲稱他是自己最喜愛的人物之一，與之相對的是非黑人群體當中，川普的Q分值僅為8。此時距離他選擇扛起造謠歐巴馬身世的陰謀論大旗，只有不到一年的時間。關於這段並不久遠卻被一再淡化的歷史，還可以在約書亞·格林（Joshua Green）紀錄川普政治起步的書中讀到更多，那本書的名字叫做《惡魔的交易》（Devil’s Bargain）。

帶頭攻訐歐巴馬讓川普收穫了新的政治資本，如今再看，那幾乎就是他非正式的總統競選宣言。川普的政治崛起，並非如摩爾所言是一場失控的實境秀，相反，他成為極右派代言人並終於竊國的歷程，是貫穿這個時代，駭人而嚴肅的漫長歷程，上溯遠不止2016年的第九季《美國好聲音》或第十四季《誰是接班人》。他的土壤比他的成長更久遠，就像他煽動的火種也不會隨他的下位而熄滅，與其說他是騎虎難下的小丑，不如說他是人心澆灕的鏡像，曝光美國半世紀以來，滋生出川普的積弊與醜惡。

在這種種醜惡之中，摩爾尤其唾棄的是媒體。他向我們展示了麥特·勞爾（Matt Lauer）、查理·羅斯（Charlie Rose）、馬克·霍爾普林（Mark Halperin）、比爾·歐萊利（Bill O’Reilly）、羅傑·艾爾斯（Roger Ailes）等人奚落希拉蕊的節目片段，因為他們都是常年把控社會話語，結果在MeToo運動中名譽掃地的白人男性。值得一提的是，我們還能聽見時任CBS總裁的萊斯·孟維斯（Les Moonves）幸災樂禍的聲音，他在談到川普參選的消息時說：「這對於美國或許不是好事，但對於CBS可是件大好事！」他很快成為了下一個在MeToo運動中倒台的強姦犯，電影甚至都來不及更新他的介紹字幕。

然而，《華氏119》最叫人印象深刻的部分不是摩爾如何重述這些已經過度曝光的惡人惡事，而是當他以一顆私心卻又頗富創見地剖析一場歐巴馬時代的公共事件——密西根州弗林特市的「鉛水危機」。

弗林特是摩爾的家鄉，當地居民以黑人為主，近一半屬於貧困人口。和許多迷戀家鄉影像的導演一樣，弗林特對摩爾而言，麻雀雖小，卻足以提供一切的世相、隱喻和答案。他在《羅傑與我》中，如追逐巨人的大衛，一心要見到拋棄弗林特的通用汽車（GM）總裁羅傑·史密斯（Roger Smith）；在《華氏911》中，他以弗林特為代表，記錄了飽受伊拉克戰爭煎熬的美國家庭；在《深入床破之地》中，他憑借弗林特的成長背景，成為民主派中僅有的與川普選民共情，預言川普當選之人；在《華氏119》中，他將弗林特作為川普時代的前兆與縮影，講述了商人當政的危險與底層絕望的後果。

2014年3月，弗林特停止從自來水供應商購買底特律的休倫湖水，而是在原有運水管道正常的情況下自行修建管道，以期在25年後節省財政開支，並決定在新管道完工前從弗林特河取水。然而，污染嚴重，未經處理的弗林特河河水腐蝕了老化不堪的含鉛供水管道，導致用水糟到鉛污染，居民很快開始抱怨不良反應，但政府一再否認水質問題，直到一項研究調查顯示當地兒童血鉛含量超標，才引發全美的廣泛關注。2015年10月，弗林特決定重新通過底特律購水，但受損水管並沒有被更換，鉛含量仍然超標。迄今為止，弗林特「鉛水危機」已導致十餘人死亡，並有6000至12000名兒童受到鉛中毒影響。

《華氏119》記錄了前美國捷威（Gateway）電腦公司總裁兼CEO，現密西根州共和黨籍州長里克·史奈德（Rick Snyder），在這場「鉛水危機」前後，如何瀆職失責，強姦民意。其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片段是，史奈德一直拒絕為弗林特居民恢復供水，卻在收到通用汽車的抱怨後，立刻恢復了其在弗林特工廠的無污染供水以免腐蝕機器。摩爾認為，「鉛水危機」展現了不肖商人將政府企業化的災難性後果，是針對貧窮與種族的雙重歧視走向了極端，他稱之為「慢動作的種族清除」。

《華氏119》比摩爾的絕大多數作品要嚴肅，但他還是和以往一樣，不忘通過惡作劇來揭露和發洩。這部電影可能是摩爾迄今為止道具準備最充分的一次：他先是試圖對州長史奈德實施「公民逮捕」，在被州政府官員攔在門口後，他又試圖讓一再聲稱水質達標的官員喝一口他帶來的弗林特河河水，在二度失敗後，他乾脆開著一輛滿載河水的灑水車來到州長官邸門口，然後將水灑滿史奈德的院落。

摩爾試圖向觀眾證明，史奈德之於弗林特，就是川普之於美國。這或許並不是十分令人信服的類比，但影片不乏其他令人動容的片段。深受家鄉慘狀觸動的摩爾，花費了相當篇幅來渲染被踐踏和背叛的弗林特，其中最駭人的一幕是，當居民幻想歐巴馬派駐工程部隊來救民於水火時，只迎來了軍隊在市中心近乎恫嚇的無預警演習。伴隨著顫抖的手機錄下的槍鳴與火光，摩爾有意地呼應了《華氏911》的主題，說道：「如果你是弗林特人，那你對『恐怖主義』會有完全不同的理解」。

等到歐巴馬終於蒞臨弗林特，他在演講時當眾索要了一杯水，卻又在眾目睽睽下只沾濕了嘴唇，然後聲明水是安全的。假動作和假承諾顯然是做了比不做還糟糕，曾任柯林頓幕僚長、歐巴馬顧問的約翰·波達斯塔（John Podesta）在接受摩爾採訪時，就對歐巴馬莫名其妙的臨時起意表達了明確不滿。加之民主黨在弗林特舉辦的總統候選人辯論，被曝為打壓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而向希拉蕊事先洩露了提問內容，摩爾認為，上述兩大原因澆滅了弗林特選民的投票積極性，以致於其大選投票率甚至不及初選——相當一部分自由派選民，就算不會選擇川普，也不會選擇希拉蕊了。

最終，川普以百分之一的微小差距，贏得了密西根州十九張選舉人團票。他不僅成為1988年以來第一位贏得密西根州的共和黨人，還一鼓作氣拿下了俄亥俄，賓夕法尼亞，威斯康辛等幾乎所有搖擺州，他收割的絕望成為其2016年翻盤的關鍵。

助他一臂之力的還有選舉制度。一個選後就被不斷提及的話題是，希拉蕊的普選票其實超過川普三百萬票，但因選舉人團票不及川普才最終敗選。摩爾提醒觀眾，在過去三十年間，共和黨的普選票數只超過了民主黨一次。在一段展示點票儀式的新聞片段裡，旁白中的摩爾乾脆將工作人員如扶靈人般抬進的選舉人團票箱稱作「小棺材」，因為他認為那才是腐朽的選舉人團制度應該去的地方。他說：「如果贏了最多票的人不能成為總統，那就不能算是民主」。

摩爾堅信普選票的合法性：他不僅否定川普通過選舉人團票當選總統，也批評民主黨黨內推選總統候選人的過程。他以西弗吉尼亞州為例，指出伯尼·桑德斯在全州所有地方的初選中獲勝，但民主黨依然宣佈希拉蕊當選。摩爾認為這是謊言乃至做票，沒有解釋民主黨通過超級代表控制黨內初選的慣用手法，也沒有提到在2008年大選中，正是靠著黨代表和超級代表支持，歐巴馬才會令普選票領先的希拉蕊在初選後退選。

摩爾毫不掩飾他對伯尼·桑德斯的同情與支持，抨擊了民主黨黨內對他的打壓和自由派媒體對他的醜化，並以煽情的畫面將他塑造為一個悲劇英雄：他代表了美國，卻不能代表自己的黨派。

這其實引發了一個重要的問題：誰代表美國？川普的一大敘述，便是強調其代表了真實的美國，而摩爾指出，美國其實是世界上「最左的國家」。他通過一系列民調數據顯示，絕大多數美國人在移民、墮胎、控槍、裁軍、環保、男女同酬、勞資關係、大麻合法化等劃分左右的關鍵議題上都傾向左派立場。問題在於，為何身為美國的大多數，卻無法在政治選舉中體現出來？

《華氏119》由此進入了下半場的內容：左派如何式微，又應如何重振。作為一部注定賣票給民主黨觀眾的電影，摩爾毫不留情地批評了民主黨。他指出，民主黨從柯林頓開始就越來越向共和黨靠攏，包括柯林頓早在1992年就喊出了「Make America Great Again」口號，以及其一系列的種族歧視政策、親華爾街政策、反LGBT政策等等，終於喪失了左邊選民。摩爾還批評了包括歐巴馬、希拉蕊、蘭希·裴洛西（Nancy Pelosi）、查克·舒默（Chuck Schumer）、斯坦尼·霍耶（Steny Hoyer）在內的民主黨人一再妥協的軟弱立場，而對於這一觀點最有力的論據，其實來自《華氏119》來不及收錄的事件——正是歐巴馬放棄了梅瑞克·賈蘭德（Merrick Garland），才有了川普的布雷特·卡瓦諾（Brett Kavanaugh）。

對歐巴馬的批評是《華氏119》最扼腕的部分。摩爾此前對歐巴馬不吝溢美之詞，一度聲稱他有生之年大概不會遇到更好的總統了，但在《華氏119》里，他痛苦地說道：「歐巴馬做的最壞的事，就是幫川普鋪路」。

一方面，因為其接任者是川普，歐巴馬在大多數人心目中被襯托得無比崇高，但另一方面，也恰是因為川普，他的政治遺產如今備受威脅，不只是醫改方案或外交政策，還包括了對他本人的歷史評價。摩爾叫人們艱難地意識到，歐巴馬的光輝可能掩蓋了其他：歷史會記得他是第一位當選美國總統的黑人，不會記得他如何背叛了弗林特的黑人；會記得他帶領美國度過金融危機，不會記得他與華爾街的勾結；會記得他擲地有聲的演講與口才，不會記得他在川普時代的沈默。

但摩爾記得自己的沈默。他在《華氏119》中展示了1998年，他和川普一同做客蘿珊妮·巴爾（Roseanne Barr）談話節目的驚人影像——他們三人的同框就是撕裂前的美國最戲劇性的縮影——那是在《羅傑與我》之後，摩爾作為不肖商人克星的形象深入人心，川普害怕他在節目上向自己飽受質疑的繳稅問題發難，不願與其同台，工作人員為求正常錄制只能代為說項，請摩爾不要在節目上為難川普。那期節目非常和諧，川普在節目上說道：「我很喜歡《羅傑與我》，我希望他不要這麼對我。」

很多年後，摩爾才意識到，那就是川普津津樂道的「交易的藝術」（The Art of the Deal）：他分文不用便換到了摩爾的沈默。

摩爾相信，成千上萬，諸如此類的人情與縱容，鋪就了川普的康莊大道，就像摩爾一直說的，如果川普生在弗林特或底特律，那就不會有川普。可是他生在了紐約——那是費茲傑羅（F. Scott Fitzgerald）筆下造就了蓋茨比的城市，更是川普的人生導師洛伊·科恩（Roy Cohn）如魚得水，沐猴而冠的天堂，紐約城待川普一如當年待他。

摩爾檢討了自己在知情與不知情的情況下與川普產生的各種連結，其中最有趣的是他2007年的紀錄片《健保真要命》（Sicko），由如今被人遺忘了好萊塢過往的前川普首席軍師史蒂夫·巴農（Steve Bannon）發行DVD，由當時剛以《紐約觀察者報》（Observer）出版人身份活躍社交界，即將成為川普女婿並任白宮高級顧問的賈里德·庫許納（Jared Kushner）舉辦首映慶功宴。

事實上，《華氏119》一度有望讓巴農受訪。當時他因邁可·沃爾夫在《烈焰與怒火》（Fire and Fury）中爆料其對川普家族的不滿，惹得川普大發雷霆，已經被迫離開了白宮和布萊巴特新聞網（Breitbart），但在他和摩爾私下會面後，還是拒絕了出鏡。摩爾當時問他究竟是如何幫助川普獲勝的，這其實也是《華氏119》開頭提出的問題：這一切如何發生的？

巴農說到：「這個答案非常簡單。我們一方不顧頭破血流。你們一方玩的是枕頭戰。頭破血流永遠勝過枕頭戰。」

這個粗暴的答案對摩爾衝擊巨大。他在巴農走後去掉了電影中的「枕頭」：他不再掩飾對歐巴馬醫改半間不界的遺憾，對民主黨處處妥協的痛恨，他甚至將原本聲稱「『絕大多數』新聞台都由男性掌控」的台詞改為了「全部」。他解釋道：「我們自由派講話真的很妙。我們總是想說好話或者說得中肯。」

這或許也解釋了他在《華氏119》里最極端的片段——他將希特勒的演講配上了川普的聲音，並通過一系列今日美國與1930年代的德國對比，警告美國正在滑向法西斯主義。

可惜的是，將川普比作希特勒的話題早已被搶盡了風頭——2016年大選前，時任《紐約時報》首席書評人的角谷美智子就以春秋筆法發表了一篇《希特勒傳》（Hitler: Ascent, 1889-1939）書評，全文只字未提川普，卻字字句句都叫人聯想到川普——更要緊的是，在作為口頭禪的「希特勒」充斥政治罵戰和社交媒體的當下，任何意圖嚴肅的作品試圖用陳詞濫調來說明問題都不是明智的選擇。

摩爾採訪了兩位歷史教授與最後一位存活於世的紐倫堡檢察官班傑明·福倫斯（Benjamin Ferencz），以進一步警告到，縱使川普不是希特勒，歷史仍有其規律與輪回。《華氏119》展示了川普毫不避諱的強權崇拜，包括他對蒲亭（Vladimir Putin）、杜特爾特（Rodrigo Duterte）以及習近平等人的溢美之詞。與之形成對比的是99歲的福倫斯在談到川普政府於美墨邊境實行的「骨肉分離」政策時，不禁拭淚：「這就是我們如今生活的世界。」他悲憤交加地說到：「我們必須改變它，否則只有滅亡。」

那如何改變呢？

摩爾把希望寄託在新興的反抗力量上。他記錄了西弗吉尼亞州的教師如何引發全美教師的罷工浪潮，爭取改善公立學校待遇；他也記錄了以艾瑪·岡莎雷斯（Emma González）和戴維·霍格（David Hogg）為代表的帕克蘭（Parkland）高中生，如何在經歷了美國史上死傷最慘重的瑪喬麗·斯通曼·道格拉斯中學(Marjory Stoneman Douglas High School)校園槍擊案後投身控槍運動；他還記錄了曾為伯尼·桑德斯擔任志工的紐約調酒師亞歷山大·歐加修-寇蒂茲（Alexandria Ocasio-Cortez）和生於巴勒斯坦裔工人家庭的拉希達·特萊布（Rashida Tlaib）等，如何從草根階層成長為備受矚目的新興力量。在電影上映後的中期選舉，亞歷山大·歐加修-寇蒂茲已當選成為美國有史以來最年輕的國會議員，拉希達·特萊布也和索馬里難民出身的伊爾漢·歐瑪（Ilhan Omar）一起，當選為了美國史上第一任穆斯林女議員。

帕克蘭槍擊案的一個月後，全美超過一百萬人在各地參加了幸存學生號召的「為我們的生命遊行」（March for Our Lives），那是自越戰時期以來美國最大規模的集體抗議。在紐約現場，參加遊行的披頭士保羅·麥卡尼（Paul McCartney）不禁回憶當年，提醒人們，他「最好的朋友之一」就在不遠處死於槍支暴力。在華盛頓現場，包括史匹柏（Steven Spielberg）夫婦和喬治·克隆尼夫婦在內的示威群眾，聆聽了幸存學生代表艾瑪·岡莎雷斯的發言。她在不到兩分鐘的演講里，一一悼念了她已經不復存在的17位同學，然後抬起頭，長久地，沈默地，堅定地凝視前方。

她在等待時間流過，告訴人們那就是她17位同學死於非命的片刻。她的凝視構成了《華氏119》的最後一幕。大螢幕前的觀眾彷彿與她對視，目睹年輕的淚水划過堅韌的臉龐，這是一部政治紀錄片中哈洛·品特（Harold Pinter）式的沈默時刻。

那一刻讓我慢慢想到，在被暴烈的時代傷害過、踐踏過的人眼中，我們能夠看見什麼？帕克蘭槍擊案後的社民會議上，收受美國全國步槍協會（NRA）巨額政治獻金的佛羅里達參議員馬可·魯比歐（Marco Rubio） ，在只問一個問題的17歲幸存學生卡梅隆·卡斯基（Cameron Kasky）眼中看見了什麼？卡瓦諾的聽證會上，決定是否通過大法官提名，自詡「保守派良知」的傑夫·佛雷克（Jeff Flake），在被迫對視的兩位強姦受害人眼中看見了什麼？以及作為《華氏119》的觀眾，在火力全開，劈頭蓋臉的摩爾敘事後，在沸反盈天，自說自話的政治喧囂後，又在艾瑪·岡莎雷斯良久的凝視中看見了什麼？

看見的即相信的。摩爾多年前的成功，就在於他用他相信的，去衝擊他看見的——政治世界中天真與世故，誠實與虛偽的對比，從未如此直觀，如此戲劇——他代表了一種政治敘事貌似極端的可能性：世故不是源於透徹，而是源於淺薄，虛偽掩蓋的也不太會是智慧，只可能是荒唐和愚昧，且程度往往超出了人們想象。

當年的《華氏911》里，摩爾曾在國會門口追著主戰議員徵詢送兒參軍的意願，也曾隔了一條街就被特工處（Secret Service）警告遠離沙烏地阿拉伯駐美大使館。這些衝擊而戲劇，定義了時代的政治畫面，在群情鼎沸的2018年，已經不再專屬於摩爾的電影了，而是更多地來自他身後的新一輩。正是這些新的面孔，新的聲音，組成了艾瑪·岡莎雷斯陷入沈默時，演講台下「Never Again」的齊聲吶喊。

如果這是摩爾落寞的開始，這也是他懷抱希望的最大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