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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送中:走出無力的幽谷,香港人從血和汗尋找自我

2019/06/18閱讀時間約 5 分鐘
自2016年起的旺角衝突,「武力抗爭」(與警方使用「對等武力」,不再固守不攻擊他人的非暴力教條)的湧浪在香港持續翻滾。香港自80年代起的民主運動一直奉行「和理非」(和平、理性、非暴力)原則,主要以遊行集會人數營造壓力;但自2014年雨傘運動起,「公民抗命」一詞深入民心,民主派中堅支持者開始認為「違法達義」的抗命行動值得借鏡,藉此施加更大壓力予政府。
雨傘運動的失落以及警察暴力,促使武力抗暴的聲浪漸漲,漸漸有更多組織及素人投入與警察有肢體衝突的抗爭。武力抗爭的高峰是2016年的旺角大衝突,事件導致本土民主前線的骨幹梁天琦被判入獄6年半,黃台仰則到德國申請難民庇護;如此龐大的成本使更多人對武力抗爭卻步,社運又再次陷入消沉。
然而,一場「反送中」運動便吹起了全民抗爭的號角。
每個年代的香港人都有專屬的政治啟蒙運動。假如說2010年反高鐵是80後的政治啟蒙、2014年雨傘運動是90後的政治啟蒙,2019年的「反送中」運動,無疑是00後集結的重要一課。雨傘運動之後,很少會有一群群中學、大學生自發組隊上街,高喊著運動口號及直接參與抗命行動。「反送中」的運動高峰在6月開始,正是大學中學開始完成考試放假的時機,他們在社交網路上自發動員,成果比起任何單一組織發動所號召來得更為有效。
在6月9日的103萬人大遊行中,我們便眼見非常多的學生穿著白色衣物,一群一群地從地鐵站魚貫而出。在6月10號清晨的警民衝突中,口罩所遮掩的臉龐大多都是年輕學生,眼中充滿憤怒和彷徨。
6月9號大遊行、6月10號大衝突:兩運動互不從屬
5年來,「和平抗命」與「武力抗爭」是示威者對於抗爭手段的分歧。前者認為當武力在運動中出現時,便會招致警方更大的暴力回應,亦減低運動對市民的道德感召力,從而減弱公眾支持;後者認為前者完全無法中斷、破壞政府的運作以及城市日常,無法對政府直接造成壓力,更會在人數眾多時浪費了行動機會,變相令民氣消散,替政府減壓。兩者是兩種不同的行動和倫理觀念,在集會現場同時發生時,會引來示威者互相指責,實則消秏了雙方的士氣和動員力。
然而,在此次的「反送中」運動,兩者卻有種微妙的理解。從6月9號大遊行及6月10號大衝突的錯開來看,就可以觀測到當中端倪。遊行的主辦單位民間人權陣線在6月9號10點半宣布集會完結,6月10號凌晨才開始發生衝突。理論和實際上,其實是有兩場性質、群眾、方式都完全不一樣的運動發生;而兩場運動最佳的共存狀態,是互不責罵、互不干預、互不承擔責任。
想要參與遊行及集會、政治理念相對溫和以及難以承擔風險的市民都能完整地表達自己的意見,以及有充足的時間離開衝突現場,不會被逼置身於危險當中;而與警方衝突的前線抗爭者亦能自由行動,不會因為「妨礙」了和平集會或為前者帶來更大的武力及法律風險而遭到指控。這樣的「融合」,過去5年從未發生過。
從烏托邦到戰地
從5年前象徵人性烏托邦的佔領區,到反送中的背水一戰,5年來,香港人對未來浪漫的想像變成充滿戰志的負隅頑抗,象徵著香港的衰敗,以及年輕人的「被逼成長」。
6月10號凌晨晚的衝突,很多年輕人都是在抵達終點後或遊行完結後聚集在立法會附近,久久未散,直至衝突一刻。凌晨之前,眼望政府面對百萬洶湧民意卻依然不願退卻,他們的憤怒以及希望行動的決心仍然熾熱,又怎會容易散去?然而,他們又是早已預備來衝突的示威者嗎?非也。很多都是臉露迷茫的學生,不知道何去何從,一晚上的衝突,成為了許多人的成年禮。
在我的生活圈子中,光譜闊至本土到溫和民主派、年輕一代到較年長,對於武力衝突,幾近沒有任何指責的聲音。最多的留言是心痛和憤怒,即使對行動的效用有疑惑,但大多是感嘆為何一眾青年人需要鋌而走險,冒以年計的刑期向政權怒吼。這種體諒是必須要的——很多出來的人都不是抱有一種很強烈的政治傾向或立場,反而是在政府回應後憤怒沮喪,亟欲突破不斷和平集會而無法累積足夠壓力的輪迴。
他們很多只都是普通的年輕人和香港人,稍有血性,對政府和體制完全失望,從而希望在混亂中尋找一絲希望。
直至6月12日的集會,很多人首次體驗「戰場」的意義。一場大體上和平的集會被政府定性為「暴動」,警方動用超調150枚催淚彈、20發布袋彈、數發橡膠子彈驅散群眾,使用極多不必要的暴力。很多只參與和平集會的市民生平首次體驗「走難」的意味——在煙霧彌漫的街頭到處亂竄,完全不知道哪個方向是通往安全地方,槍聲四起,化學劑灼熱刺激著眼晴、喉嚨、皮膚。香港人在香港的政治核心中「走難」,但很多人在首波暴力後卻迴繞原定,繼續與警方對峙。
這種痛苦來的刻骨銘心,這種驅散卻使人對反抗更為堅定。這是我們共同經歷的動盪,這是我們共同承受的痛苦,是綑綁了我們的身分認同,定義了何謂「香港人」。在戰地上生活,正好讓我們以血和汗更擁抱著孕育我們的土地;我們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著緊香港,更想渴求現況的知識及改變。
香港人,返來了。游離在無力和沮喪的香港人,重新找到自我定義的方法,為他的身分找到了歸屬。這場仗,是身分存亡之戰,是世代浪潮的反撲,綿長而難以止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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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冠聰
羅冠聰
羅冠聰,24歲,香港眾志創黨主席,學聯前秘書長、常委,香港立法會前議員,歷史上最年輕的立法會當選人。幾年在學運和民主運動的累積,成為了一個有獨特故事和感悟的人。 政治是走鋼索的技藝,步步為營,風愈猛烈、肩膀的負擔愈重,每一步就更要分外小心。沉穩、堅忍、專注,是我們在這個不安世代向前的不二法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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