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仲敬訪談 056 @ 20190924 論大英帝國二戰時的外交抉擇與東亞窪地自古以來的技術退化模式

貴國技術在改革開放以後，其實是瓦房店化的。每一代人都各自獨立地購買西方設備，技術等於儀器說明書翻譯洗稿。代際之間不存在傳統的生成和默會知識的積累，所有人都是從頭開始，及身而絕。以上描繪僅僅適用於百分之零點五的精華和例外，百分之九十九點五的正常技術人員都在做官，例如博士能否爭取處級待遇還是局級待遇，研究項目和研究經費的運作方式，跟城投公司和包工頭沒有區別，實際工作者都是農民工和實習生，也就是無需為結果負責的臨時工。

唯一不可缺少的因素就是外部輸入技術，所以開放是技術升級的必要條件。如果技術是內生的，開放毫無必要。柯文哲對此應該清楚，因為他就是一個輸入者。如果沒有他，誰都不會去做。外來輸入源的技術升級，掩蓋了中國窪地內部的技術退化。

列寧主義相對於把所有的足球隊編成紅軍，按照專業和職稱打亂原有組合，使強者必須配合弱者，所有人都必須配合不熟悉、不信任，甚至可能舉報你的陌生人，即使你是馬拉多納，拆散了配合默契的隊友，跟一個中學生紅衛兵一起上場，結果也會一塌糊塗，但由於任何人不服從都會槍斃，所以工作數量可以在質量退化的同時增長。

改革開放則是包工頭化、有水快流，第一場由於前鋒衝入敵陣，守門員無所事事，守門員被解僱而增加了利潤，第二場自然敵人長驅直入球門，前鋒無所事事，於是前鋒被解僱而增加了利潤，守門員重新招人，選中了要價最低的農民工，如此循環往復，所有的人都變成農民工，利潤大大增加，得到的外匯用於僱用施拉普納和饒毅。

這兩種模式被貴國知識份子總結為社會主義和自由主義，其共同特點是只能依靠外來技術和永無止境的瓦房店化。

技術產生於積累傳統的法團結構，也就是紐倫堡鐘錶工匠行會這樣的組織，自治法團的特權是跨世代的，其待遇取決於階級地位和政治地位，跟勞動和利潤都沒有直接關係，政權就是各法團的聯邦，各法團之間的關係比今天的夫妻關係更難解散，其成員享有今天醫生行會成員同樣的安全感，如果你拒絕購買祖父購買鞋子的同一個鞋匠行會產品，比招標選擇出價最低的娼妓進入妻子的臥室還要不道德。

自治團體以內行評定方式確定質量標準和技術資格，其他團體只能類似外交談判的方式制衡。如果資格和特權具備的工匠決定製作機械走路人或者做工匠歌手或工匠詩人，其他人只能配合，就像你的妻子突然要種某種難以侍候的花草一樣，根本不可能因此解雇她。勞動者行會的地位雖然比貴族低得多，但他們的特權像貴族特權一樣不可侵犯。

技術傳統都來自這樣的地方，奧妙就在哈耶克所謂的默會知識積累。馬克思和宋明資本主義萌芽論者鼓吹的那些隨時可以解雇的臨時工，技術水平永遠不會超出打雜人員的水準，一次又一次歸零，然後從頭開始。從這樣的土壤中，你連足球隊都培養不出來，只能打乒乓球，北洋艦隊只能由官僚和農民工拼裝，用於宣傳造勢而避免實戰，一旦不能避免就會泡沫破裂。基本盤如此，傳統非數百年不能積累，任何政策都無法改變，你能多花錢搞好中國足球嗎？能把日本精密製造搬到秘魯嗎？如果都不能，那麼中國技術、中國製造和中國海軍都是泡沫。兩者原因相同。

2015年左右，《自由的基因》譯者徐爽到武漢大學找窩老人家，提到她奶奶還是誰的腿骨需要植入支架而怕動手術，窩老就說貴國醫院的好壞完全取決於進口設備，而且很快就沒有外匯給他們了，所以必須馬上去做。如果她們當時沒有下定決心，現在就不必了，不如吃中藥，至少副作用小一點點。

20191001陳醫師訪談劉仲敬第56集整理文稿

主持人：臺灣陳易宏醫師

發佈時間：2019年10月01日

整理者：三馬兄

[00:00:06]主持人：今天我想先跟您討論一部電影，就是《至暗時刻》(Darkest Hour, 2017)，講述二戰的時候邱吉爾首相剛上臺到敦克爾克大撤退成功的那段時間（1940年5月）。因為我覺得最近臺灣對岸的統戰機器動得很厲害，山雨欲來，有一種黑暗時刻的感覺，所以我感觸很多。這部電影裡面有兩個明顯不符史實、但是很可能必要的橋段，想要請英國史權威的您來評論一下。其中一個橋段就是，在英國陸軍遠征隊可能在敦克爾克被德國殲滅的時候，有人建議喬治六世離開英格蘭到加拿大，避開被轟炸的風險，喬治六世拒絕這個提議，而且夜訪邱吉爾，鼓勵他。我在所有的歷史檔中都沒有看到這樣的講法。另外一個橋段就是，邱吉爾去下議院演說之前搭地鐵，他感受到普通的英國人 — — 甚至包括英國黑人對英國國體的自豪和對抗戰的信心。而且這段場景還安排了邱吉爾背誦輝格党優秀政治家湯瑪斯·麥考萊關於羅馬英雄豪拉提烏斯(Horatius Cocles)的讚歌：“Then out spake brave Horatius, / The Captain of the Gate: / “To every man upon this earth / Death cometh soon or late. / And how can man die better / Than facing fearful odds,……”邱吉爾念到一半，地鐵上的黑人竟然把詩的後半段接完（“……For the ashes of his fathers, / And the temples of his Gods. “”），讓邱吉爾感動得流下眼淚。第二次世界大戰可以說是大英帝國的最後一次總體戰。您在《經與史》上也說過（見第四章第三節）：“在世界歷史上，只有兩種情況比他（項羽）的失敗更重要。其一是元老院、小加圖和龐培的失敗，將世界送給了凱撒及其繼承人。其二是幸而未曾發生的歷史，英格蘭和全歐洲在大德意志帝國面前屈膝。”這部電影裡面的三個主角，邱吉爾、張伯倫和哈利法克斯子爵(Edward Wood, 1st Earl of Halifax)，全部都是貴族。而且，哈利法克斯子爵在電影的最後也終於支持邱吉爾繼續抗戰。可不可以把這樣的一部影片想像成英國在面對總體戰時由國王、貴族、國會、平民一起去面對戰爭的這種詩意的真實？

[00:02:26]劉仲敬：影片嘛，它多多少少要起一點動員情緒的作用。真實的細節是不是準確，那是無關緊要的。英國政府撤到加拿大的計畫其實是有的，在海獅計畫(Operation Sea Lion)那段時間內就有一個不一定要執行、但是在可能的情況下可以執行的預案。不同的情況發展有不同可能的結局的時候，你總得制定不止一個預案。這樣的預案是存在的，但大概不會以那種隨隨便便提一個建議的方式進行。而且，向國王提建議的權力是一個重大的憲法權力，是不能隨便給別人的。例如，維多利亞女王在當上了國王以後，發現她不能夠隨便任命她自己的女侍從官，因此對首相大為不滿。在她看來，這純粹是她自己的私人朋友的事情。但在首相看來，誰能夠向女王說得上話，這個權力就已經是大得不得了了，所以這樣的人在政治上必須合格。實際上就是說，在內閣更替的時候，敵對黨派的貴族組成的女官團隊也要撤離女王身邊，免得她們在女王身邊說壞話，導致君相之間的不和。所以，肯定不能是什麼人都能見到國王，什麼人都能向國王提建議。能夠見到國王的人當中也有很多人必須是事先自己知趣，不能向國王提政治方面的建議，只能談私人問題，不能談政治問題。如果你犯了規，你以後就再也見不到國王了。當然，這些人都是非常上層的人物，到了這個地位，他必然已經事先被調教得很明白了。連這一點都不明白、隨隨便便想怎麼說就怎麼說的人，那是根本見不到國王的，連國王的侍從都見不到的。但是電影觀眾是不必管這些的。

[00:04:16]主持人：您認為，當時英國有可能以犧牲歐陸所有的國家為代價跟希特勒達成和平協議嗎？

[00:04:34]劉仲敬：實際上是不行的，因為這樣的和平是不穩定的，它肯定是為下一場戰爭做準備的。而且也是沒有必要的，因為英國的力量並不在於陸地上的土地多少，而是在於從直布羅陀到蘇伊士運河、通向印度的這條航線上，這條航線才是英國的核心所在。法蘭西王室的心臟在巴黎和布魯塞爾之間，而英國的命脈就在直布羅陀和蘇伊士之間。只要地中海安全無恙，英國就安全無恙。反過來，如果議和的話，對英國反而有不利的影響，這等於是承認歐洲屬於德國，而義大利和西班牙都必然會倒到德國一邊去。如果開戰的話，那麼歷史很快就要證明，佛朗哥的中立政策比墨索里尼的一邊倒政策要明智得多，因為地中海完全掌握在英國海空軍當中，中立的佛朗哥能夠得到無數的好處，而義大利連自己那個深入到英國海軍勢力範圍、等於是四面受敵的半島本身都保不住，本身還需要德國人來支援它，英國人仍然是地中海的主人。如果它停戰了的話，這樣的地位反倒保不住，西班牙、南斯拉夫、希臘這些小國國內的親德黨派必然會蠢動。戰爭就意味著戰爭權力，英國可以隨時在雅典登陸，或者在德黑蘭廢除伊朗國王；而一旦和平了，它的這個權力就沒有了。所以戰爭顯然對英國更有利一些。

[00:06:13]主持人：在電影裡面，哈利法克斯子爵認為不應該犧牲英國的軍隊去保衛歐洲。我們當然可以說這是一個政治決定，但是在他這樣的想法背後，在英國本土有沒有可以支持的力量？

[00:06:34]劉仲敬：這樣的想法當然是對的，但他是對了一半。英國的傳統政策就是，不要派軍隊到歐洲大陸去，但是要讓普魯士國王去替你打仗。但這樣做的前提是普魯士國王要自己能打。如果他自己不能打、反而要英國人出師來保衛的話，那麼正確的選擇就是，讓普魯士國王去死，我另外扶植俄羅斯皇帝就行了。

[00:07:00]主持人：當時另外一個場景就是邱吉爾打電話給羅斯福，然後說你們能不能借一些軍艦給我們。然後羅斯福就說：“我們有《中立法案》(Neutrality Acts of the 1930s)，所以我不能給你船。不然這樣好了，我把船開到加拿大邊境，然後你們自己用馬馱過去好不好，順便付現金。”這聽說在當時叫做“Cash and carry”（現購自運）政策。請問一下，美國人為什麼要這麼堅持法律的形式性？為什麼不能說就算了，覺得英國人付得起錢而且也需要，那就給他們呢？

[00:07:33]劉仲敬：這個就是政治上的微妙，政治就是分寸。而大眾民主的壞處就是，人民只能夠理解非黑即白的東西，你必須把中間的模糊地帶弄得很寬很寬，否則人民將無所適從。而貴族是可以掌握各種微妙的分寸的。哈利法克斯的政策顯然是英國政治的一大主流。他的理由是，東歐國家是人為拼湊起來的。當時他們看“捷克斯洛伐克”這種莫名其妙的名字，其實跟現在看“巴蜀利亞”是差不多的。地球上誰聽說過有“捷克斯洛伐克”這個東西？我們自古以來只知道有波希米亞，福爾摩斯都知道有波希米亞王國。“捷克斯洛伐克”是什麼東東？這很明顯是作家們自己用自己的筆桿子想像出來的東西。這種東西，要讓它站得住腳是非常困難的，讓英國人去為它做擔保又是極其困難的。這跟扶植普魯士王國那種自己能夠站得住腳的情況是截然不同的。但是人民是不會懂得這一點的，他們不會覺得普魯士王國和捷克斯洛伐克是有很大區別的，他們會認為這兩者的條約義務是完全相等的。但是普魯士王國是一個有歷史資源的王國，而捷克斯洛伐克則是一個剛剛拼湊起來的國家。英國可能會不得不用自己的資源去維持捷克人對日爾曼人、羅塞尼亞人和斯洛伐克人的統治，而普魯士王國則有它從中世紀繼承下來的臣民的一致效忠。這兩者是區別很大的。所以從分寸的角度來講，英國人顯然應該用它過去對待羅馬共和國和美因茨共和國的那種態度來對付它：這些共和國能不能站得住腳，我們先看看再說，它們跟哈布斯堡帝國不是同一個級別的。你如果跟這些共和國結成聯盟、指望它們能夠像奧地利家族一樣反對法國的話，實際上它們可能不堪一擊，很快就被衝垮了。然而英國不肯為捷克承擔義務的做法在後來就被發明成為一種不負責任的綏靖政策，實際上這正是英國傳統政治智慧的結晶。捷克斯洛伐克深處中歐內地，連海岸線都沒有，英國人如何保衛它呢？這根本在技術上是一個無法實施的事情。

[00:09:59]“綏靖政策”是我們現在看到的歷史，是被左派重新汙名化和改造過的歷史。實際上的情況是，由於文明季候的發展以及包括英國本身政體內部大眾民主程度的大大增加，以至於外交政策的靈活性已經大大縮小了。所以，這種情況就是所謂的道術為天下裂，所有人都只能得到傳統的一部分。這種情況顯然是蔣介石和汪精衛都很熟悉的。汪精衛就堅持說，蔣介石才是叛徒，而自己才是孫中山真正的繼承者，因為鐵證如山，孫中山自始至終是一個大亞洲主義者，他是日本泛亞主義者扶植起來的，大亞洲主義是孫中山思想中最重要的組成部分。汪精衛他老人家作為一個文人，是孫文文集的編纂者。他認為，孫中山如果活著的話，肯定會向著日本的，孫中山自古以來就向著日本，中日聯合才是大亞洲主義的真諦，他哪一點錯了？蔣介石才是真正的叛徒。他認為他抓住了孫中山的傳統。但是蔣介石也說，孫文越飛宣言也是孫中山傳統的一部分，我才是孫中山真正的繼承者，我聯合蘇聯人抗日才是孫中山傳統的繼承。你讓知識份子怎麼判這個案呢？這個案是沒法判的，因為傳統從來不是一個永遠不變的東西，傳統時時刻刻都在不斷重新發明和重新解釋的過程當中。每一刻的傳統都跟過去的傳統不一樣，哪怕它們叫做同一個名字。不同時代總要進行無限制的重新解釋和重新發明。

[00:11:41]哈利法克斯和邱吉爾顯然代表的都是英國的外交傳統。邱吉爾代表的外交傳統是，英國絕對不能容許任何一個人獨霸歐洲。而且這跟意識形態是沒有關係的。邱吉爾是極端反對布爾什維克、主張干涉蘇聯的人，但如果稱霸歐洲的是德國而不是蘇聯的話，他堅決主張要把蘇聯扶起來打擊德國。如果希特勒進攻地獄，我也要在下議院為魔鬼說一句好話。這顯然是英國冷面無情的現實主義外交傳統的繼承。但是，像哈利法克斯所主張的那樣，堅決讓法國人和像我一樣的知識份子民族發明家莫名其妙發明出來的什麼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等亂七八糟的東西去死，這個顯然是英國同樣冷面無情的外交傳統的另一部分，英國的國力不應該被虛耗在這些上面。但是另一方面就是，你不扶植這些東西，不要美因茨共和國或者赫爾維蒂共和國，你就得要普魯士王國。不要普魯士王國，就得要俄羅斯皇帝。後面這一部分哈利法克斯沒有繼承，這一部分是由邱吉爾繼承的。但是維護東歐眾小民族的生存權這一點又不是英國外交傳統的一部分，而邱吉爾卻把這一點作為他的大義名分，因為他已經生活在一個大眾民主的時代，他需要有一個大義名分證明他是正確的。踐踏弱小民族根本不是英國人應該管的事情。弱小民族如果居然落到被踐踏的地位上，那就說明它自己根本站不住腳。伊莉莎白女王在波蘭國王的大使義正詞嚴地指責她為什麼扶植野蠻的莫斯科人踐踏波蘭的時候是這樣回答他們的：“這幹英國人屁事，英國人不過是去賺錢的。如果波蘭人抵擋不住俄羅斯人，那顯然是波蘭人自己的錯。英國人不會為了歐洲文明的理由或者是維護弱小民族權利的理由去保衛波蘭。”波蘭王國尚且如此，根本就不存在的什麼捷克斯洛伐克和南斯拉夫還能怎樣？波蘭好歹是中世紀本來就存在的國家。按照伊莉莎白女王時代英國最健全的外交傳統，如果伊莉莎白女王是孫文的話，那麼哈利法克斯和邱吉爾就是蔣介石和汪精衛了，他們各自繼承了傳統的一半。

[00:14:06]如果你問，為什麼不能完整地繼承下來，最大限度地體現英國的國家利益？答案是，英國自身已經大眾民主化了，無論是誰都需要大義名分。因此，實行大義名分的結果就是，在細節上他們就不能夠把每一個細節都顧及到。大義名分就是非黑即白，扛起大旗來，只顧站隊，而不顧具體的委曲體貼，因此多元化的程度就受到了嚴重的損失。這就是文明季候的問題。這個才是歷史發展到第二次世界大戰這個地步的真正悲哀所在。按照十九世紀以前更加複雜的外交體系，總體戰是不必要的。局勢發展到總體戰的地步，就是外交家的失敗。以色列人有一句名言：如果你在空戰中獲得了勝利，你就是失敗了，因為你應該把敵機殲滅在地面上。如果戰爭發展到所有歐洲國家都參戰的地步，那就是外交家已經失敗了。成功的外交家應該避免總體戰爭和全面戰爭，應該適當地發動一些像克裡米亞戰爭這樣的小戰爭來釋放列強之間的積怨。在這些戰爭當中，列強的立場是多元化而不是非黑即白的。你只有在離婚案上法庭的時候才會看出丈夫和妻子各有黨羽。而只要不是在離婚的時刻，在正常情況下你沒有辦法把他們的三親六戚劃分為兩個敵對陣營。在正常情況下，他們所有人的立場都不一樣，但是都是只差了一點點，而且彼此之間並不是敵我矛盾的那種狀態。

[00:15:51]主持人：我注意到這部電影裡面還有一個小細節，是關於當時對張伯倫進行不信任動議(Motion of no confidence)的工党的艾德禮(Clement Attlee)。他也是戰後把邱吉爾趕下臺後的繼任首相。但是整部影片裡面，工党的艾德禮其實只出現在兩個鏡頭，就是在下議院演講的那兩次。實際上真正決定那關鍵兩個月英國國運的是三個貴族：邱吉爾、張伯倫和哈利法克斯。您認為，在第一次世界大戰英國的貴族已經受到致命性的打擊的時代背景下，第二次世界大戰中英國的貴族對於整個英國國家的外交和國運的判斷還能維持之前的水準嗎？

[00:16:42]劉仲敬：這個水準顯然是已經大大衰退了。兩次世界大戰之間是英國清理第一次世界大戰各種遺產的時間，國家稅收很重。理論上的口號就是要恢復一戰以前的美好日子，在英法都曾經是一種理想，但是實際上正如凱恩斯指出的，這是不可能的，在財政上已經辦不到了。財政負擔的沉重迫使貴族大量地拍賣他們在十九世紀積累下來的名畫、收藏和銀盤，已經導致了二戰以後的（照現在的說法來說就等於是）二次傷害和後繼傷害，後繼傷害是連續不斷的。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又要徵收高額的稅收，這些高額的稅收徹底毀滅了十九世紀以來的貴族世家。

[00:17:31]當然，這是由形勢造成的。總體戰的產生意味著貴族不再必要了，他們要吃自己的歷史遺產。貴族的必要性是軍事產生的，貴族的其他特點都是次要的。貴族的必要性就在於，在大多數人不用打仗而且不想打仗的情況下，他們是專業的戰士。如果所有人都要打仗的話，那麼貴族沒有存在的必要。所謂的政治智慧是一種士大夫或者長袍貴族也能夠做的事情，不需要特殊的軍人來做。只不過是由於他們長期秉持國政，經驗仍然相當豐富，就像羅馬元老院到了羅馬帝國時代，雖然隨時可以被羅馬皇帝誅殺，但仍然依據過去的政治經驗享有特殊地位，但是這已經是落日餘暉了。

[00:18:18]當然，這並不意味著像斯賓格勒所說的那樣存在著一種固定的趨勢，而不如說是像休謨、達爾文和哈耶克所設想的那樣存在著一種演化性的變化。演化的方向不是確定的。例如，在氣候變暖的情況之下，北極熊的生存空間不斷縮小，但是這並不意味著這是必然的趨勢；在若干年以後，可能天氣又變冷了，北極熊的生存空間又不斷擴大了。總體戰時代很快就過去了，未來的時代也許正在醞釀像中世紀初期還沒有形成貴族的那些貴族種子，也許他們就是今天的像雇傭兵團體、美國海軍陸戰隊、特種部隊、冒險家團體這些人。他們像所有正在形成團體的新人一樣，他們不被人注意，而且自身也沒有很穩定的傳統。

[00:19:24]傳統的產生總是稍微滯後的。我們心目中理想的貴族是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期的貴族，已經文質彬彬、積累了多少世紀的文化修養以後的貴族，但是他們在聖路易時代以前的祖先也是各式各樣千奇百怪的人都有。有黑太子愛德華那種醉心于騎士文化的人，也有血氣衝動起來就動不動要搶劫少女、使得少女逃到修道院裡面去、修道院向羅馬教皇告狀的那種人。那種人在他的環境中，他自己的所有行為動機跟今天的黑幫少年其實沒有太大的不同。也有像哈康國王(Haakon)的始祖那些其實跟海盜頭子沒有什麼區別的人，也有像是那不勒斯王國的始祖本身實際上是拜占庭皇帝的雇傭兵團體那樣，有各式各樣的起源。

[00:20:14]大概到了十一世紀和十二世紀以後，在基督教文化和十字軍戰爭這一系列綜合因素的薰陶之下，漸漸被後來產生西德尼爵士(Philip Sidney)的那種騎士的理想所俘虜。在黑太子愛德華和聖路易這樣的騎士典範的理想薰陶之下，漸漸開始內化他們的傳統。也就是說，如果你做不到一個優秀的基督教紳士的話，你自己就會感到羞愧。但是中世紀早期，羅馬帝國剛剛覆亡時期，那些烏合的各個武裝團體，顯然他們大多數都不具備這樣的修養。這樣的修養發展到文藝復興初期，就出現了伊莉莎白女王時期西德尼爵士這樣寧死也要把最後一口水讓給傷兵的人。

[00:21:10]假定未來的趨勢是，人民像他們在歷史上的大多數時候一樣又變得不願意打仗了，那麼軍事任務又要由極少數具有特殊品質的冒險家來承擔了，他們中間有很多會產生出馬穆魯克那種性格的團體。但是未來誰知道呢。在各種不同形勢的博弈之下，他們會產生出新的傳統。也許在未來假定會有幾千年大多數人仍然不願意當兵作戰的時代，那麼各式各樣的軍事團體仍然會在當時的各種歷史條件的約束之下，像十字軍時代的歐洲騎士和伊斯蘭國家的雇傭兵一樣，各自形成自己的不同傳統。這些傳統也會被幾千年後的未來人稱之為貴族傳統，也許是《星船傘兵》(Starship Troopers)之類的貴族傳統，但這就不是我們能夠看到的事情了。

[00:22:06]一般來說，已經消亡的傳統很難再重新建立起來。它們頂多是以精神繼承的方式，像華盛頓將軍和他的同僚自己覺得自己是羅馬元老一樣，像唐朝皇帝自己覺得自己是漢朝皇帝的繼承人一樣，這是一種精神的繼承。實際上的繼承是，華盛頓將軍和他的同僚是英國紳士的繼承者。但是他們在建國的時候，他們在精神上認同羅馬共和國。而羅馬共和國正是被包括英國貴族祖先的那些日爾曼蠻族滅絕的人。但是因為歷史季候演變到了一個新羅馬快要產生的時候，所以組成新羅馬的英國紳士的後裔覺得自己在精神上和羅馬元老相通。因此，在毀滅漢朝的那些鮮卑酋長的後裔在文明季候上已經演化到可以產生帝國的時候，他們的後裔李世民覺得自己更像是漢文帝而不像是北魏的那些鮮卑酋長。

[00:23:17]主持人：您對於中美之爭的一個基本假設就是，中國對於美國的不管是國力或者是可發展性，以及它真的能夠在各個方面打贏美國的可能性，都遠低於一戰和二戰的德國，甚至遠低於二戰的日本。很多人認為這樣的預測實在是相當離奇。他們就認為，中國不可能得到比二戰德國或二戰日本更慘的下場。他們認為龍騎兵幾乎可以輕鬆地碾壓張獻忠和可能叛變的地區，可以把突厥的穆斯林或者藏人都壓住。請問一下，您覺得這樣的看法是東亞士大夫傳統的文化，還是說這是一個歷史發明學的結果？簡單地說，像孟加拉的做題家，像泰戈爾他們，雖然的確是費拉，但他們對世界的認知圖景好像不可能扭曲到像東亞士大夫階級這麼誇張。這是中國自古以來強大的歷史發明學的緣故。如果是這樣的話，為什麼中國歷史的文獻自從司馬遷那個年代之後就幾乎都變成人民日報合訂本了？

[00:24:42]劉仲敬：這個主要的原因，照我現在的看法（因為我在不同時期的看法是不一樣的），這就是一個澳大利亞現象。為什麼方塊字能夠在中國倖存下來，而在中東早就已經不存在了呢？這就跟為什麼袋鼠會留在澳大利亞的原因是一樣的。如果在歐亞大陸的話，它早已經不存在了。歐洲的鬣狗無意中跑到澳洲，就滅絕了很多生態位類似的生物，因為戰鬥力相差太遠了。從演化的體系來講就是因為偏遠。方塊字能夠存留下來，像袋鼠和鴨嘴獸能夠存留下來一樣，是它處在演化邊緣地帶的一個證據。處在演化邊緣地帶，直截了當地說就是你見的世面本來就少，你平時日常接觸的東西都是所謂的“天寶末年時世妝”，本來就是比西亞要落伍很多。好處就是，這樣比較落伍的人，比如說內亞的失敗者，在這裡面很容易變成大英雄。但是也因為如此，他的後代很容易就一步一步陷下去，越來越失敗了。你尋找比較弱的對手，就像是下鄉知青到鄉下去充當偉大導師一樣，然後你就可能一輩子出不來了。你回到城裡面，就會發現你根本不是什麼牛逼人物，享受不到那種偉大人物的快感。這就是一個很容易引起錯覺的現象。成吉思汗其實比忽必烈要強大得多，但是成吉思汗手下才有幾百萬人，而忽必烈手下可是有上億人口的，所以你很容易以為忽必烈才是強者。其實忽必烈的戰鬥力比起成吉思汗要差得很多，他多撈到的那幾千萬人口對他來說主要是一個負擔。撈錢可以，論戰鬥力是負資產。

[00:26:23]只要你是在東亞窪地出身的，你很難理解這一點。能夠理解這一點的，都是你要有世界歷史的素養以後才能夠理解得了這一點。這個基數本身就很少。基數很少的結果就是，比如說我就很沒有興趣給別人解釋什麼東西。假如你去跟一個小學生對話的話，你要給他從二元一次方程開始講起，你要上十幾年的課才能使他搞懂，你煩死了。你肯定會把他踢給普通的小學教師，然後你自己只跟與你的水準差不多的那極少數人對話，否則的話你會把自己累死或者氣死。尤其是，這個小學生很可能被五毛挑唆好了，說凡是跟他的認知結構不一樣的人都是帝國主義派來陷害他的人，他還會反咬你一口，你何苦做這種莫名其妙的無用功而浪費自己的時間呢？結果就是，在你一路旋轉地走出來的過程當中，每到一個階段就會把原來上一階段認為談得來、層次還差不多的人一腳踢開。你不踢開他，你就得等著他，說服他，你是等不起的。每隔一段時間，你身邊的人就得重新更換一遍。但是這樣做就要不斷跳出自己的舒適區。留在舒適區，你就始終留在自己的起點了。你得注意，我罵過的所有人其實都是我自己。他表面上不是我自己，但他肯定是歷史上某一個時期 — — 例如十五歲的時候或者二十五歲的時候的我自己。如果我對他沒有充分把握的話，我是不會罵他的。例如何清漣，她就非常精確地相當於1995年的我自己。我沒有把握的或者認為某一部分我不知深淺的人，我根本不會提他，他在我的話語當中就不出現。我敢提他，就是我自己認為我已經徹底摸清楚了他是怎麼一個來龍去脈。

[00:28:17]像是技術這種東西，其實技術都是有成本的。像在義和團戰爭時期的聶士成這種人，或者像袁世凱的新軍這樣的東西，它背後都是要有財政資源的。這就涉及一個非常簡單的問題：如果你的成本過高的話，即使效能好，你也是有可能被淘汰的。不是說效能越好越勝利，而是效能和成本形成最適合當地生態位的一個適當比例，正好處在這個比例上的人才能夠勝出。就像是某一個笑話說的那樣，領先於同時代人太多的人和落後於同時代人太多的人都會被淘汰，就是要剛好領先一點點的人才能夠成功。實際情況差不多就是這樣。這是當地的成本問題，而成本或者邊界條件是不斷變化的。鮮卑人的後代、蒙古人的後代和滿洲人的後代之所以是這樣，表面上看起來，如果按民小的看法就是，暴君，你熱愛專制。實際上真正的問題，按照我現在的看法來說，這是一個財政軍事條件的約束問題，一家一戶的編戶齊民只能這樣管理。你只能從每一家收幾口袋糧食和幾匹布，窮家小戶的每一個人就只有那麼一點點結餘。稍微多收一點點，那就像是秦始皇那時候一樣，餓殍遍野，不行，馬上就要亂套。少收一點點，你連供養稅吏的成本都支付不了。最後產生的那個所謂的“輕徭薄賦，以寬民力”的儒家平衡點，它不是儒家道德宣傳的結果，而是編戶齊民社會條件所能支持的那個最佳平衡點。多了，天下就要大亂；少了，官僚機構就不能維持。而編戶齊民能夠支持的軍隊必然會像是晚清時代的綠營那樣，戰鬥力極低，只能打治安戰，對外作戰是一塌糊塗的。這樣的軍隊來自於人民，像廣大的費拉一樣差勁。他當兵是混飯吃的，他根本沒有騎士的精神和任何鬥志。但是好處是人多，經得起死，價格便宜，你養得起。

[00:30:30]這樣的帝國，你怎樣維持呢？靠詐唬，你非常需要士大夫階級來詐唬。儘管全國廣大人民一貧如洗，比起匈奴的小貴族要窮得多，但是匈奴單于不一定能看得到。你要運用共產國際招待羅曼·羅蘭的那種技術，把匈奴單于的使節從邊境開始就一直保護起來，用皇家車隊去運送他們，一路上鋪滿錦緞，好吃好喝，金盤子銀盤子，一路送到洛陽的宮廷來。一路上他看到的就是皇帝比單于富得多，他看不到皇帝的臣民比單于的臣民窮得多。然後皇帝告訴他，我跟你和平只是要一點面子而已，我也不想統治草原，你只要在面子上讓我的翻譯官說匈奴單于來朝拜皇帝了，我就給你多多的好處，比你搶到的好處還要多很多倍。如果你打仗的話，正如宋朝的外交官對遼國的蕭太后所說的那樣，打起仗來還不是便宜了將士？太后您本人能得到多少？伊莉莎白女王如果聽到這句話，一定十分滿意。她本人就表示說：打起仗來，你們倫敦商人會發財，我可是要付撫恤金的。蕭太后也很合乎邏輯地說：如果議和的話，錢全都歸我一個人，我高興分給將士多少就分給多少，這顯然對我有利。因此這樣的條約是很可能會達成的，要盡可能地運用這一套外交手段。

[00:31:55]對內就要運用江澤民對克林頓的那種手段：請看，如果皇帝不是足夠強大的話，單于和西哈努克親王怎麼會來朝拜毛主席呢？阿爾巴尼亞遠在歐洲，歐洲人都來朝拜毛主席了，可見蔣介石就是不行。蔣介石如果還行的話，歐洲人怎麼不去朝拜他呢？西哈努克親王從亞洲來，阿爾巴尼亞的總書記從歐洲來，這充分說明毛主席已經勝利了。同樣，89年以後克林頓總統來到了北京，對於有點文化教養的知識份子來說，看來連美國人都已經認可你了。克林頓不來，大家還覺得美國人不知道什麼時候就會把你怎麼樣，蘇聯都已經倒臺了；克林頓一來，江澤民的安全就有了保障。對於克林頓來說，這件事情就像是陳光甫所說的摩根索財長(Henry Morgenthau Jr.)願不願意買你的桐油一樣，美國人在乎你這點狗屁桐油麼，幾百萬美元的生意，摩根索本人的私家財產都不止這個數。但是如果他打了個哈欠，在打哈欠的過程當中把這筆桐油買下來了，那就是日本外交的重大失敗和中國外交的重大勝利。克林頓總統打了一個哈欠，到北京來了一趟，就是江澤民同志的重大勝利和1989年流亡者的重大失敗。像魏京生這種人很清楚這件事情，而克林頓總統卻很可能像是你記不住你前天晚上吃了幾個橘子一樣，大腦裡面對這件事情連一點印象都沒有。這就是在不平等的外交博弈之下有可能會發生的事情。廣大的知識份子認為現在江澤民同志已經坐穩了皮諾切特將軍的位置，而廣大貧下中農卻認為你已經像隋煬帝一樣萬國來朝了。

[00:33:43]我們要注意，帝國的真正繁榮期其實只有幾十年，就是靠內外的雙重忽悠來維持的。帝國的開創集團是內亞酋長，這時候他像忽必烈一樣覺得，有蒙古人自家骨頭支持就足夠了，降虜高興不高興關我屁事。這個時候就是毛澤東在1952年，這時候趙紫陽和焦裕祿死全家他都不會在乎的，但是高崗的一舉一動他都非要在乎不可，他知道高崗是史達林派來的人。周恩來和劉少奇是蘇聯培養起來的人。他想要搞掉他們，只能利用他們的內鬥。他知道饒漱石在新四軍幹事的時候曾經跟劉少奇吵過架，又知道高崗在滿洲混事的時候曾經跟周恩來結過仇，於是他就用高崗去反對周恩來，用饒漱石去反對劉少奇。然後他發現蘇聯不高興以後立刻就及時倒打一耙，把看上去就要失敗的高崗和饒漱石打成反革命分子了。這種表現就是他自身沒有力量的表現，這正是忽必烈在海都和阿裡不哥時代、順治和康熙皇帝在鼇拜時代會做的事情。然後再過幾十年，原有的滿蒙貴族自身被金帛腐化了，漸漸變得跟一個富家翁的戰鬥力沒有什麼不同，除了由於歷史原因遺留下來的財富以外什麼都沒有了。而這正是費拉最看不順眼的事情。

[00:35:13]你要注意，廣大費拉，包括費拉民主人士，他們對成吉思汗身邊的哲別或者像是北齊的斛律光這些家裡面的主要財產就是幾百支強弓的鮮卑大臣並不嫉妒，他們不懂得這些人的力量。在他們看來，沒有什麼金帛美女，這些人他媽的簡直像是清官呢，不嫉妒不嫉妒。然後他們的子孫後代等到納蘭性德以後的時代變成明珠那樣的人，也就是變成李小琳這種人。除了能力之外，我的資本等於零，全國的水電部門都給我上了幾千萬的貢。尤其糟糕的事情是，我連薩滿教也不信了，連共產主義也不講了，我還請了一批和尚來替我爸爸超渡。這簡直是是可忍孰不可忍，你比我們辛辛苦苦科舉讀書高考出來的狀元們拿的錢還要多幾十倍，你憑什麼？而且你還跟我們一樣，簡直已經變成了一個佛教信徒，你腐化到這種地步，憑什麼要拿錢比我們拿得多？在這個時候，廣大民主人士就風起雲湧，開始反對滿洲貴族的特權了。反對的背景就是，我看你好像也沒什麼大不了嘛。這也就是賈政對賈寶玉諄諄教導的那個時代。他哭著說：“賈寶玉啊賈寶玉，我們在從龍入關的時候是武將，才得到了公爵和伯爵的封賞，但是我們現在已經不能打仗了。你不好好讀書去念科舉，一天到晚寫什麼破詩。你再不去科舉的話，我們的子孫就要完了。”現在的共產黨就處在這種階段。他們已經沒有共產國際時代那種帶著金銀珠寶到上海去變賣、自己出動去招募一個小隊活動的能力了，他們變得僅僅像是官僚集團當中沒有經過科舉、連兩榜正途都沒有的那種人。你得根據這個季候來判斷他們。

[00:37:17]至於說到科技這件事情，其實我對這件事情應該是很有發言權的。負責維持科技的那個階級就是我出身的階級，我們家祖祖輩輩都是幹這個事情的。而後來我不幹了，原因其實我當時還沒有完全意識到。我是隨著時間的不斷發展而不斷對形勢做出重新估計的。我往往是知道該怎麼做，但是不知道背後的深層原因是在哪裡。這個深層原因是我到美國以後才總結出來的。這是我到美國的紅利之一，就是我的視野變廣闊了，尤其是可以更加全面地瞭解你在國內瞭解不了的那些資料。而我個人的習慣就是，凡是到歷史記錄當中去找資料，就要到殷墟那些青銅器或者諸如此類的考古學遺址當中去找資料，於是我就總結出了瓦房店學的規律。然後我發現，我自己就是瓦房店學的一個標本。我所出身的那個階級就有一點點像聶士成和袁世凱在滿洲貴族和義和團當中的標準。這個集團的人數其實非常之少，在社會上只是一個薄薄的層面，但是自以為是絕對不可以缺少的，而且有時候還幻想自己是代表人民的。其實他們根本不代表人民，他們少得可憐，既不代表統治者又不代表人民，但是他們有一定的理由認為他們是統治者所不可缺少的人。聶士成認為，他是新軍的大將，義和團和八旗都已經不能打仗了，洋槍洋炮只有我會用，大清皇上是不可能拋棄我的。我就出身於這個階級。如果說共產黨有什麼科技水準的話，那我就是這種科技水準的道成肉身。而且我是真才實學的，華西醫科大學不是誰都能考得上的。當時我高考那一年，在新疆總共只招收了十個人，我是這十個人之一。而且華西醫科大學是傳教士辦的（注：1910年創辦，原名華西協合大學），跟協和和湘雅是同一級別的大學，跟國民黨辦的武漢大學和共產黨辦的人民大學之類的根本不在同一個階級地位上。

[00:39:17]但是華西醫科大學也是一個瓦房店化和無產階級化的現成榜樣，而且也是分階段的。它的過程當然很簡單。傳教士跟蔡松坡將軍合計一下，在蔡松坡將軍的支持之下辦了這個大學。那是諸夏軍閥的時代，也是共產黨正確指出而民小虛偽否定的軍閥作為帝國主義走狗統治滿洲帝國遺產的時代。他們雙方親密合作，產生了華西協合大學。那時的華西協合大學就像琅威理統治的北洋艦隊一樣，代表了它水準的最高峰。它授課用英語，核心課程是教會的神學，技術方面的醫學和法學之類的東西都是週邊。然後我們敬愛的國民黨來了，它就開始宣佈要收回教育權。我們要注意，國民黨的生態位跟基督教阿拉伯人發明出來的復興社會黨是一樣的。它的創始人像孫文本人一樣是一個基督徒，但他們的目的不是宗教而是政治的，是要把全體阿拉伯人和漢人整合起來，發明為一個反對西方殖民主義的民族。然後他們就不幸地發現，這個民族雖然最瞭解西方文化（包括民族發明學技術）的人是一撥基督徒，但是大多數人口和大多數歷史遺產來自於伊斯蘭教徒和儒家。因此在他們發明出來的這個民族結構當中，民族英雄基本上是為伊斯蘭教和儒家反對基督教和外來文化的。因此造成了飛去來器效應，這個民族發明的神話要求排擠他們自己所出身的教會，要求收回教育權，把帝國主義分子趕出去。這種做法只能用流氓手段，各種抵制，包括學生不給你好好上課，你賣東西他們都不好好買，讓你覺得好煩好煩，我跟這些煩死人的爛人打什麼交道，我在別的地方是不是可以過上更舒服的日子。畢啟校長(Joseph Beech)是最後一個帝國主義和軍閥扶植起來的校長，他老人家就覺得，老子去別的地方不好嗎？然後外籍校長和教師就紛紛滾蛋了，於是國民黨所心愛的華籍校長和教師進去了，但是協合大學的名分還留著。

[00:41:45]外籍教師一走，國民黨一進去，各種政治運動就開展了，然後就出現了我們大家很熟悉的情況：凡是有國民黨的地方，共產黨都能混得進去。國民黨是耕地的人，共產黨是收穫的人。國民黨培養出了一批以反帝為目的的激進學生，其中必然有一部分認為（請注意，這在任何群眾運動中都會出現的），蔡英文自從上臺以後變得跟國民黨沒有任何區別了，我們要把蔡英文跟國民黨一起打。必然也有人認為，國民黨上臺以後反帝還反得不夠徹底，他媽的跟北洋軍閥有什麼區別。這時候共產黨就進來收割這批人，在他們當中建立黨組織。於是，就像是七十年代在保釣運動的時候發生的那樣，它也是國民黨組織起來的，然後鬥爭在共產黨和周恩來同志的操縱下，很快就由國民黨發動反對美日帝國主義倒轉過來，反對國民黨充當美日帝國主義的代理人，反帝不力，抗戰不力，消極抗戰，積極獨裁，打倒國民黨，擁護徹底抗戰的共產黨。這一次，周恩來在七十年代統戰海外保釣運動的華人就收到了這個結果。於是國民黨像它在歷史上每一次發動反帝運動的結果一樣，發動到一半就發現運動打到自己頭上來了，海外華人被我們敬愛的周恩來同志統戰過來一大批。這個故事情節是1920年代以來一次又一次發生的。

[00:43:11]於是，就產生出了非著名匪諜毛英才這種人。我到華西醫科大學的時候，接受的入校教育就是崇拜毛英才同志。帝國主義教會是作為負面材料，民族恥辱的一部分。而地下黨的犧牲品、被國民黨抓住槍斃的一個共產黨學生毛英才，她的雕像樹立在學校門口。你在我所去的那個九十年代初期的華西醫科大學見不到他們的建校人和任何一個名醫，但是可以見到眾多匪諜。這些人就開始在華西協合大學進行地下活動，當然也配合偉大的紅軍搞一些學生運動之類的。因為國民黨的士大夫氣還沒有完全消退，所以對學生總是手軟。在學校外面會被抓的事情，在學校內部就很可能被寬容了。閻錫山在太原圍城的時候，山西大學的學生就要求搬到北平去。到了北平，他們就跟北平的學生一樣，裡應外合，逼著傅作義獻城。而閻錫山大概也是覺得留著這批萬惡的搗亂分子還不如趕緊讓他們滾蛋。他們覺得太原很危險，跑到北平去，北平很安全。結果太原被圍攻了好幾個月還沒有陷落，而北平本來很安全的，一旦兵臨城下立刻就不堪一擊了。

[00:44:26]然後等到匪軍進城以後，整個學校都被拆散了，變成了純粹的醫學院，所有的其他文理各科都被拆散了，就是所謂的1952年院系調整，按照蘇聯方式調整院系。雖然你們留下來的那些技術我還是想要的，但是產生技術的那個法團結構的微環境我是要堅決剷除的。但是這種做法從長遠看來是什麼呢？我要吃番茄，但是我要把長出番茄的那塊菜園鏟平掉。這樣做的結果就是，現在已經留在枝頭上的幾個番茄你是吃得到嘴的，以後長出來的恐怕就不是番茄而是什麼有毒的野果也說不定了。但是共產黨是想只佔便宜又賣乖的，雖然這在事理上是不可能的。五十年代的那撥知識份子，是因為他們是已經長出來的番茄，雖然他們的根已經被鏟掉了，但是長出來的番茄還是可以吃一吃的，所以共產黨就像公私合營一樣覺得自己發了大財，占了很多便宜。到第二代的時候開始頭疼，那已經是沒有辦法了，這是自作自受的事情。費拉化和無產階級化的後來的華西醫科大學學生往往會說1952年院系調整的事情，但是他們從來不說1928年反帝愛國運動的事情。他們往往還把國民黨統治的那段時間算成是黃金時代。就憑這個見識，你也可以看出，上帝沒有不公正地對待他們，他們所抱怨的正是他們活該接受的東西。

[00:46:08]事情發展到最後一步（那是我已經離開華西醫科大學以後的事情了），就是它跟四川大學合併了(2000)。這是爭奪預算的一部分，大學集團合併可以爭奪更多預算。海外的華西醫科大學校友會（我們要注意，不是華西協合大學校友會，而是華西醫科大學校友會）這些人的階級地位，你可以看出，跟國粉差不多。他們不要北洋軍閥的中華民國，他們要國民黨的中華民國。這一批人也不在乎傳教士的華西協合大學，但他們要原先那個沒有跟四川大學合併的華西醫科大學。他們聲稱，華西醫科大學的階級地位比鬼才知道從哪兒冒出來的一幫儒家士紳辦出來的四川大學要高。現在合併了，而且我們變成了四川大學下轄的醫學院，是可忍孰不可忍。協和醫學院可以接受這種待遇嗎？協和醫學院也跟清華大學合作辦學了，但是清華大學的階級地位是足夠高的，而四川大學算個毛。我們本來是跟協和醫學院平起平坐的，現在居然會跟遠遠不如清華大學的四川大學合併，是可忍孰不可忍。於是他們瘋狂抗議。但是抗議顯然沒有卵用，他們顯然連自己是誰都沒有搞清楚。要是我去指揮他們，他們就應該抗議華西協合大學，從國民黨那個時候開始抗議，這樣好歹還能夠擺正自己的階級地位。但他們自己就不知道自己是誰，他們所珍惜的那個傳統本身就是他們所遭遇的那種待遇的根本原因。

[00:47:48]現在就有一個問題，就是所謂的“民國大師”問題。八、九十年代是“民國大師”複出的時代。“民國大師”這個概念是由像何清漣這樣的八、九十年代民主小清新叫出來的。他們瘋狂地叫嚷說，萬惡的毛澤東毀了我們偉大的大師。如果這些大師能夠傳宗接代、培養出自己的傳統，我們現在該是多麼的好，我們的技術該是多麼的先進。然後再比較一下，他媽的，你毛澤東搞出來的都是些什麼工農兵學員，像我們敬愛的習近平同志這樣的人，像我們敬愛的江澤民同志這樣的人。請注意，他們當時主要罵的是像敬愛的江澤民同志這種蘇聯培養出來的大學生。他們認為，這些人跟民國大師（民國大師說白了就是帝國主義培養出來的大學生）比起來的話逼格差遠了，都是你萬惡的老毛害的。那時候還是趙紫陽和江澤民的時代，他們還萬萬沒有想到梁家河大學的工農兵大學生會跳出來，使得蘇聯大學生江澤民的逼格都顯得很高了。他們這樣折騰的結果，就把本來只是帝國主義弟子的那些民國大學生捧成了大師。於是唰唰唰，大家一起跟風，我寫兩篇文章悼念偉大的陳寅恪教授，他難道不能寫一篇文章悼念偉大的傅斯年教授嗎？每個教授都有學生，就算沒有學生，也有一幫好事的、想賺稿費的文人。於是，凡是出生於1949年以前的人，過不了十幾年，個個都變成大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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