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仲敬訪談 041 @ 20190612 論香港獨立與諸夏建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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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618陳醫師訪談劉仲敬第41集整理文稿
主持人:臺灣陳易宏醫師
發布時間:2019年06月18日
整理者:三馬兄
[00:00:05]主持人:香港的立法抗議行動已經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已經開始可以看到一些傷亡者出現了。我看到您之前(10 Jun 2019)在推特上面說,香港流亡政府的錢够不够?我們知道,如果只是做一個流亡政府、做院外活動的話,其實是花不了多少錢的,滿打滿算一年一百萬美金也就差不多了,可是如果你要有軍隊就不一樣了。我們來看看,如果做一些紙上的計算的話,芬蘭國防軍一年的預算大概是36億美金,他們有3.4萬人,芬蘭整體的國土上有550多萬人。他們跟蘇聯挨在一起,所以說他們可能需要比較大的國防力量。我們假設香港需要一支海外兵團,大概是3000人到5000人,而這些人是核心精銳,可能就需要一年5億到10億美金的預算。香港現在有17萬高資産分子,這些人大概手上有超過100萬的淨資産。假如這些人裏面有1/6,就是有3萬人,願意把自己的錢抽出香港,毀家紓難,把錢移到海外去建立新的家園,他們就可以凑足300億美金。以這300億美金作爲本金,去支撑一個一年5億到10億美金的海外軍團和傭兵公司的開支。您覺得,如果達不到這個水準,是不是很難在未來香港的動亂之中發揮作用?
[00:01:56]劉仲敬:不是這樣的。我的意思是,有多少錢先用多少錢,根據現有的資産建立現有的建制。六百億美元(注:該數字見10 Jun 2019推特記錄)是打一場阿富汗戰爭的開支,這個數字是我根據八十年代蘇聯的阿富汗戰爭計算出來的。這樣的軍隊足可以在內地(比如說在長江上游、滇、桂)建立一個國家了。香港的情况比較特殊,它的縱深太淺,不適合像阿富汗以及像我設想的那種游擊戰爭。對于它來說,合理的做法就是保持一個有存在感的流亡政府以及一支像古巴流亡軍團和波蘭流亡軍團的那種軍隊。那種軍隊可以發動小規模的海上襲擊,也可以在敵後進行一兩次保持自己的存在感、證明自己能力的行動,像捷克流亡政府擊斃海德裏希那樣的軍事行動。但主要還是要參加盟軍的作戰,像古巴流亡軍團在中美洲(而不是在古巴本土)跟中美洲的共産黨游擊隊作戰那樣,起一個練兵作用。不到最後的關鍵時刻不輕易登陸,以保存實力爲主。
[00:03:17]香港跟臺灣不一樣,香港不可能在廣東獨立以前獲得安全,跟臺灣的局面是完全不一樣的。所以,香港跟諸夏有非常密切的聯繫,而臺灣則是以切斷聯繫、保持距離爲宜的。香港要獲得自由,必須在中國社會整個解體以後才行,因爲不到中國社會整個解體,共産黨是不會垮臺的。而中國社會整個解體其實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情。之所以沒有這樣,是因爲大家在往與此相反的方向努力。不但不讓中國社會解體,而且還要想方設法的,就像是警察不斷地給綁匪和人質送麵包那樣。這些麵包大部分被綁匪吃掉了,但是爲了讓人質活著,警察只有自己掏錢給人質送麵包,希望這些麵包至少有一部分落到人質手裏面。美國人和整個西方世界過去幾十年來一直在給綁匪送麵包,當然他們只送麵包不送武器,但是既然有一部分麵包到了綁匪手裏面,那麽綁匪必然是寧可讓人質保持半死,繼續收取麵包,也要把麵包中的很大一部分通過黑市賣出去,買一些不大及格的武器來維持自己,不可能把這些麵包完全用來吃。當年薩達姆也是這樣的。
[00:04:35]這個基本格局就是這個樣子,被制裁對象總是這個樣子的,不可能不玩花樣的,結果就已經只能這樣了。如果你肯換一下思路的話,讓他們一起去死,這個問題其實是可以立刻解决的,關鍵就在于大家從來不想這麽辦。如果有人以破壞性的目的去利用中國國內的局勢的話,那麽在中國境內搞出一個戰爭基地來,實際上在最近這幾十年和未來這幾十年內始終是不費吹灰之力的。儘管中國共産黨始終聲稱資本主義要顛覆它,實際上恰好相反,是資本主義極力養活了它。資本主義不要說是想要顛覆你,只要是稍稍放鬆一點救濟的話,內部的張獻忠早就起來了。
[00:05:22]現在進入了一個道義上的節點。西方(特別是美國)費盡心力培養出來的這個資産階級堅决選擇了納粹的道路,要把習近平捧成中國人民的偉大領袖。這個現象在趙紫陽和江澤民時代還是不存在的。趙紫陽的時代,學生和市民階級普遍懷有民主小清新那種觀念,儘管他們分不清楚共産主義和其他專制主義的階級性的不同。江澤民時代的知識分子極其憎惡江澤民,儘管江澤民的表現好像比現在的習近平要好一點,但是他們像恨薩達姆一樣的恨江澤民。而現在的中國知識分子和在改革開放三十年內富起來的新資産階級狂熱地支持習近平,希望讓他做一個漢武大帝。
[00:06:11]他們的動機和效果都跟郝經和徐乾學他們在忽必烈和康熙皇帝時代做的差不多。大明朝已經不可能恢復,我們想辦法讓滿洲人和蒙古人做我們自己的君主,也就是說讓習近平來扮演蔣介石的角色,這樣就可以把共産黨的資産全部盤下來。然後轉而向外,跟共産黨達成一個交易,把共産黨政權變成一個爲我們這些資産階級服務的政權,用共産黨的力量實現我們的納粹式的擴張。而共産黨則利用這一點,把反共的民主力量或者任何其他力量都推到了毫無支持者的社會邊緣。結果就是,除了維吾爾人和藏人這樣的少數民族以及企圖發明民族的香港人以外,國內已經很少有真正的反對者。維權這些東西完全不算,這只是利益糾紛。張三和李四認爲某某某官府占了我的便宜,這個跟青天大老爺攔駕喊冤是毫無區別的。不管是別人真的占了他的便宜,還是他自己的要求本來就是不正當的,這只是中國人之間的內部矛盾,跟憲法意義上的民主不民主是沒有絲毫關係的,根本不值得支持。
[00:07:30]現在的客觀事實就是,廣大的無産階級資本家,就是出身無産階級、在共産黨改革開放政策性扶持之下擠占了過去諸夏軍閥時代的舊資産階級位置、現在正在企圖將共産黨納粹化的那個階級,以及真正的無産階級 — — 出于對資産階級和外國人的嫉妒、僅僅是因爲希望別人倒楣而不是指望自己過得好一些而熱愛共産黨的這些人,使得作爲個人比江澤民和趙紫陽都要笨得多、而政策和各方面都要殘暴野蠻得多的習近平從中國社會的各階級得到了前兩位仁兄做夢都不敢想像的巨大支持,但是這樣也把他逼入了一個蔣介石式的困境。蔣介石如果不真打抗戰的話,他的地位是維持不住的,他很快就會撲通一聲跌回「原來你跟李宗仁、胡漢民和汪精衛其實沒啥區別」的那種地位。這是他無法接受的,所以他只能硬著頭皮去非抗日不可。習近平現在也處在這種局面。當然,這種局面是雙方都會大失所望的,因爲雙方都是建立在欺騙的基礎上,希望對方去犧牲。
[00:08:42]順便說一句,所謂的中華民國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例如被民主小清新崇拜的胡適他們,在1930年代對蔣介石也是這個態度。蔣介石政權的性質和做法跟胡適所熱愛和鼓吹的美國民主是格格不入的,但是胡適仍然堅决支持他,因爲只有蔣介石能够統一中國,維持一個中國的門面。然後他希望像是忽必烈朝和康熙朝的儒家知識分子希望讓蒙古人和滿洲人穩定了秩序以後可以把他們和平演變成儒家君主一樣,他也希望把蔣介石和平演變成爲自由主義者能够接受的中國領導人。當然,和平演變的成功只有在蒙古人和滿洲人完全喪失戰鬥力的時候才能辦到,而這時候蒙古和滿洲今後也就無法維持了。所謂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夢想,雖然他們講了西方的臺詞,但是他們的階級結構、階級生態和階級策略跟元清兩代的儒家知識分子是一模一樣的。你如果把他們當成是西方自由主義的附庸,那就完全錯誤了。他們幹的是士大夫階級的事情,下場也是一模一樣的。
[00:09:57]西方自由主義者不是那種人。西方自由主義者,按照十九世紀基佐(François Guizot)那個時代的定義,他們就是法國國會和英國國會當中比如說曼徹斯特工業家推選出來的政黨代表,他們有實際上的階級支柱。他們當中有幾個知識分子,但是知識分子其實是不重要的。有像基佐那樣的歷史學家,有所謂的曼徹斯特學派的經濟學家,有鼓吹降低關稅和自由貿易的像科貝特(William Cobbett)這樣的著名記者和文人寫手之類的人。但他們的基礎根本就不是這些人,他們就是長期國會時期漢普登(John Hampden)這樣的人,他們自己就是工廠主和老闆。而且他們手下的工人是跟著他們走的,企業家就是工人的天然領袖。他們感到,在原先舊貴族、紳士和地主占主導地位的英國國會中間,曼徹斯特這樣的新興工業城市沒有地位。根據伊麗莎白女王時代劃分的選區,曼徹斯特是什麽?地圖上沒有曼徹斯特這個地方。曼徹斯特已經有百萬人口,財富可以買下歐洲的很多君主,但它在國會裏面一個代表都沒有。
[00:11:07]而伊麗莎白時代的古老的自治城市現在已經衰敗到只剩下七個選民的地步,但是在國會裏面還有兩名議員。而這七位選民當中,有四位是跟他們住得最近的比如說白金漢公爵的遠方親戚,剩下三位是籍籍無名、跟白金漢公爵相比毫無勢力的人。于是這七張選票自動的,在白金漢公爵只有八歲的時候,就已經注定投給白金漢家族了。儘管公爵大人只有八歲,還在保姆的領導之下牙牙學語,但是本家族一定會找一個像埃德蒙·柏克這樣自身不是世家子弟、但是對該世家忠心耿耿的家臣出來。柏克在布裏斯托爾那個選區就是這個樣子的,它是某勛爵的選區。在老爵爺已經去世、小爵爺還沒有長大的時間內,該家族認爲,他們能够牢牢控制所謂的口袋選區(Pocket borough)。什麽叫口袋選區?就是像放在我的口袋裏面、取之如探囊取物一樣的選區,我愛給誰就給誰的那種選區。于是,需要找一個本家族的代理人出來。柏克自己就說,他像是一棵常青藤一樣,只有纏在百年老橡樹上才能够繁榮。這是對當時的政治形勢的一個非常精確的描繪。
[00:12:37]所謂的保守主義知識分子,像劉軍寧這樣的中國保守主義鼓吹者,他完全忽視了英國保守主義(如果英國那種現象能算保守主義的話)的階級本質。在這方面,他們甚至沒有馬克思主義者看得深刻,儘管馬克思主義是抱著否定和批判的態度來看的。當然我也知道這裏面的原因,就是因爲中國知識分子全都是不肯承認自己是游士的游士,而我好像是其中唯一一個肯承認自己是游士的游士。所以,他們在尋找自己虛擬的階級基礎的時候總是有形無形地誇大思想的力量,也就是他們自己的力量,而無視在真正的歷史當中,尤其是立憲制國家的憲法歷史當中,知識分子就是nothing。埃德蒙·柏克留下了無數偉大的講座,使泰戈爾小說中的很多一心想上進的印度青年讀了以後胸中燃起了熊熊的雄心壯志。但是實際情况是,在他的同時,英國國會的很多議員根本不出席辯論會,直到最後投票的時候才來投票。他們的格言就是,我沒有必要聽任何辯論,因爲我事先早就知道我投票是哪一方面的。我在國會聽過無數次最精彩的辯論,沒有哪一次曾經改變過我投票的方向。這就是英國立憲制度黃金時代國會生態的真實體現。
[00:14:03]可以被一場演說改變立場的人,老實說就是還沒有畢業的大學生,對自己將來的社會地位是站在哪一方面還沒有固定打算的人。社會上的大多數人,上至女王、國王、貴族,下至教區的平民,他們會投票或者用其他方式支持哪一方面,90%以上是在他們的祖爺爺那一輩,至少是在安妮女王和克倫威爾時代之間,就已經决定下來了,是每一代都不改的。如果你的祖先在克倫威爾和安妮女王之間是國教徒和保王黨的話,那麽多半在以後,從祖爺爺到重孫子,你們全都會投托利黨的票,反過來也是一樣的。正是在這樣堅强的階級社會之下,英國的憲制才是穩固的。而相反,士大夫社會只有科舉英雄,在社會上地位最高的人也不過是稍微有幾個錢、買了一些土地的大地主以及中小地主這些人,這樣一個宋型或明型的社會是極端脆弱的。在這種情况下,煽動家、演說家和知識分子能够取得最大的影響力,但是也會遭到最大的危險。自由主義者、保守主義者或者任何標簽根本上都是不發揮作用的,真正發揮作用的還是階級本身。
[00:15:39]香港的實質問題就是,它需要的那個階級基礎如果放到阿拉伯世界,更不要說是放到封建的歐洲,其實頂多算是平民的精英。1960年代本土的商人,李嘉誠還在做塑料花呢。香港的經濟完全是冷戰結構的産物,在此之前它是談不上有什麽中産階級社會的。中産階級社會是在1960年以後才産生出來的,它的最高的頂端也就是本土的商人。本土的商人當中,根基最厚的就是1920年代從四邑或其他地方被蔣介石的東征軍從陳炯明的轄區趕到香港的這批人。這批人在香港的地位尚未成爲問題的時候是支持殖民當局的,在殖民當局中扮演了一個比阿拉伯王公和教法學家低得多的輔助性角色,做一做太平紳士之類的,他們的野心就到頭了,他們可以維持治安。
[00:16:47]二戰時期,蘇聯集團和英美集團站在了同一條戰綫上,香港變成了一個統戰基地。大批的中國知識分子被從上海和南京趕到了香港,住在香港比去重慶要好得多。他們當中的大部分是被國民黨和共産黨統戰的。而本土的高等教育是極少極少的,連中學教育都是極少極少的。因此,知識界就被一大撥吳越人和上海人占據了。然後1949年的戰爭又把大批流亡者趕到了香港。其中有很多是匪諜,另一些是受到共産黨傷害的人或者是共産黨的敵人,自然而然就投入了國民黨的懷抱之中。因此,香港的知識界上層一直不是香港人。例如,共産黨是把金庸作爲香港文化界的代表來統戰的,但是金庸從來就不是香港人,也沒有任何香港人會認爲金庸是香港人。只有共産黨才會認爲他是香港人,因爲從帝國的角度來講,住在香港就是香港人。本土的精英階級控制不了本土的知識界,這是八十年代香港的民主運動沒有本土色彩的根本原因。
[00:17:58]現在産生出來的這一批本土派的精英在政治上仍然是相當軟弱的,所以我估計他們沒有辦法把香港在海外的全部資産利用起來,能够利用一小部分就不錯了。他們的支持者絕大部分都是缺乏資産的年輕人。如果他們想要把全部資産都統戰下來的話,那麽游戲就會曠日持久,時機都會喪失。我認爲合理的做法就是,有多少資産就用多少資産,不要去指望那些兩面人色彩極其濃厚、地位非常曖昧、到關鍵時刻會指揮不靈的人。比如說,你很難認爲李嘉誠在海外的資産是香港流亡政府可以利用的資産,他是不是白手套都還很難說呢。而且大多數人像是閩越人在海外的商會一樣,在過去改革開放時代是很容易被統戰和影響的。儘管他們現在已經開始感到味道不對了,但是一個人很難背叛自己的歷史路徑,他們能够采取的做法必然是極其曖昧而無法掌握時機的。而香港的特點就是,它不需要有太强大和太正規性的軍隊。首先把架子搭起來,有多少資産用多少資産,這才是最重要的。
[00:19:16]兩面人的用處是什麽呢?是在緩衝時期起爭取時間的作用。但是爭取時間對于什麽人有用呢?對于知道自己要做什麽事情的人才有用。對于心懷過去、總是希望那個無法維繫的過去再回來的人,這個緩衝期對于他們來說只是臨時而已。他們在這個時期看到自己的資産和機會不斷剝離,過去取得成功的經驗反而對自己不利,但是又拿不出什麽手段來。他們就像大清廢除科舉以後的那些家長,除了四書五經什麽也不會讀,而且還要强迫自己的子女讀四書五經,强迫自己的女兒纏足,因爲非如此不能維持自己的權威,他們面臨著長期的痛苦。他們的唯一用處就是像人肉盾牌一樣,夾在鬥爭雙方之間,緩解了鬥爭展開的速度。例如像田北俊這樣的人,他冒出來說是,我希望中央撤銷投票的意見,但是我還是會跟著中央投票。這種人的存在就是立法會推遲投票的原因。站在習近平的角度上來講,這是第一千次證明了白區黨是靠不住的,毛澤東同志迫害和消滅潘漢年同志的措施是無比正確無比英明的。但他要做到這一點也是需要時間的。
[00:20:35]站在民主小清新的角度來講,他們又會認爲他們贏了。然後在他們以爲他們贏了的這個過程當中,他們什麽也不做,等待下一次。然後到下一次來臨的時候,他們的資産又要大大削弱。他們視爲依托的那些中産階級精英,例如醫生、律師之類的凝結核,在這段等待的時期內將會大量流失。你不要看香港現在有百萬人游行,他們的基礎比起彭定康時代已經差得很多了,最優秀、最强大的人已經在1997年去加拿大了。然後等到鬥爭鼎沸的熱血稍微冷却一點,頭腦最冷靜的那一批人又要開始脚底抹油了。香港跟上海不一樣,比如說協和醫科大學、華西醫科大學或者湘雅醫科大學的畢業生是去不了美國的,他們的文憑無效,儘管他們的學校是傳教士建起來的,但是香港各醫學院的文憑到英美是有效的,所以香港的醫生一定會流失。香港的律師和法官是在英國去殖民化的過程中從英國殖民地各地聚集到香港來的,他們也會流失。等到他們流失殆盡以後,本地身土不二、走不了的那批人的力量會大大削弱。
[00:21:55]共産黨是擅長做基層工作的,對這一點心裏有數。它會不斷地用進三步退兩步的拉鋸式的手段來摧毀你的社會結構。摧毀到一定程度以後,由地下黨控制的無産階級就會跳上前臺,然後打擊那些在1947年仍然留在延安的小地主小資本家。順便說一句,這些人在1932年基本上是貧下中農。1932年的資産階級在毛澤東開進延安的那時候就逃走了。毛澤東住進了當地資本家留下的大房子,那是延安僅有的幾個大房子。延安不是被紅軍攻占的,紅軍只能攻占瓦窑堡,而延安還是一座比較大的城市,是被張學良的軍隊占領的。張學良跟共産黨合作對付蔣介石的時候,爲了加强共産黨的力量,除了送給它很多武器以外,還把延安送給了它。于是當地的地主和資産階級立刻就逃亡一空,他們留下的大宅子就交給毛澤東去住了,但是當地還有逃不了的廣大貧下中農。
[00:23:01]毛澤東搞大生産運動的時候,大生産運動的原因是蔣介石不給他發錢了,于是按照現在的話說他就改革開放了,他就號召廣大貧下中農努力生産發財。而且爲了表示共産黨保護資産階級的誠意,他還樹立了典型。這個先進典型叫做吳滿有,大多數老幹部還記得他。他本來是貧下中農,在共産黨的保護之下發家致富,變成了地主。于是,毛澤東和丁玲親自接見他。毛澤東和吳滿有的照片發給延安和解放區的全體幹部,教育他們要怎樣保護資産階級。吳滿有就是1940年代的馬雲和馬化騰,他也非常感謝毛澤東。在舊地主和舊資産階級在的時候,他一個貧下中農發財的機會是不多的。他英明而且正確地看到,他能够發財,是因爲共産黨趕走了舊地主和舊資産階級的緣故,所以他才能够當上新地主。他以爲共産黨是他的保護者。順便說一句,現在這些無産階級資本家對習近平的看法也就是這樣的。
[00:24:06]他做夢也沒有想到,共産黨在下一次跟蔣介石打起來、開始缺錢的時候就開始鬥地主鬥資本家,于是他就什麽也沒有了。然後他在胡宗南進軍延安的時候投降了蔣介石。然後他又沒有想到,蔣介石又跑了,共産黨又打回來了。于是這個偉大的先進典型在毛澤東的軍隊回到延安以後落到了廣大黑五類的極其凄慘的下場。他的悲情故事對于八十年代傷痕文學的作者來說,在什麽山楂樹之戀或者白樺樹之戀的狗屁文學作者當中一定是極其熟悉的。現代的無産階級資本家就是處在他這種地位,他們的處境是極其尷尬的。他們要做自由主義者是不行的。要做自由主義者,怎麽解釋爲什麽他們的財産不應該還給比如說袁世凱時代和張作霖時代的那些地主和資本家呢?只有共産黨才能容許他們擁有這些財産。因此,你會看到他們比紅二代更加瘋狂地擁護習近平,因爲他們的處境比紅二代更不安全。
[00:25:16]威廉二世時代,瘋狂的帝國主義者是德國文學家托馬斯·曼(Thomas Mann)、亨利希·曼(Heinrich Mann)那些人嘲笑的所謂市儈,就是本來是窮人、在俾斯麥建立第二帝國以後經濟高速成長的那個經濟黃金時代發家致富、但是在政治上沒有依托的新資産階級。他們跟過去自由城市的老資産階級不一樣。自由城市的老資産階級,比如說叔本華家族,他們是漢堡自由市、但澤自由市的商業資産階級,他們有自己的市議會。因此,他們跟普魯士的軍事貴族階級是敵人。他們在1848年的國民議會當中是自由派的領袖,跟俾斯麥和普魯士人是政治上的死敵。普魯士政權統一了德國的時候也不敢重用他們,他們有很多在普魯士人得勢以後乾脆就移民到了英國。而普魯士統一德國以後産生出了一個新資産階級,他們僅僅有錢,但是沒有法統,沒有歷史依據,他們跟舊資産階級處于高度敵意的狀態,只能依靠帝國政府來保護他們。他們就像是過去的自由黨人反對普魯士人一樣狂熱地擁護普魯士人,恰好是因爲他們不是真正的普魯士人,害怕普魯士人失去權勢以後他們的地位保不住。
[00:26:38]事實上,這批人是德國走向戰爭的依據。舊的普魯士容克貴族跟俄羅斯帝國、法國和奧地利在陸地上有深刻的矛盾,但是跟英國在海上毫無矛盾,而且他們還記得英國是他們的恩主,他們的霸權是英國人扶持起來的。而就是這批新的德國資産階級,在海外市場上競爭不過英國人,又是德意志帝國唯一真正的狂熱支持者。普魯士人還不是,因爲普魯士人還記得,沒有德意志帝國的時候我們普魯士王國照樣過得好好的。然而這批新資産階級在沒有德意志帝國、只有普魯士王國的時候,他們屁也不是。那時候,他們根本競爭不過巴登-巴登的自由主義者和漢薩同盟的自由主義商人。只有他們完全離不開德意志帝國。他們的狂熱加劇了威廉二世跟老成持重的俾斯麥的衝突,他們支持威廉皇帝,罷免了俾斯麥,疏遠了容克地主,依靠這個無根階級,把德國的國力推上了跟英國對抗的道路。這批人實在是太像現在的無産階級資本家了,而習近平所依托的也是這批人。這批人在德國甚至不如工人階級。舊的工人階級,像拉薩爾(Ferdinand Lassalle)的工人階級,有過去的手工業者行會,有它封建性的基礎,就像是資産階級和自由派有自己的城市議會和漢薩同盟基礎一樣。而這批冒起來的、沒有階級基礎的新資本家是浮在社會上的。是這批人,而不是像盟軍以爲的那樣是容克地主,才是德國走向戰爭的關鍵。
[00:28:15]現在的中國走納粹道路的關鍵,甚至也不是黃俄餘孽和山東老幹部,而是改革開放起來的這批無根資本家。而我老人家作爲跟叔本華家族比較相似的、相當于巴登-巴登的、也就是袁世凱時代的那批老資本家的後裔,看他們是十分的不順眼。按他們的代理人提倡的那些自由主義原理的話,他們就應該滾開,把位置讓給我們。他們只有在共産黨存在的情况下才會有現在的位置。這是一個直接競爭性的關係,跟共産黨的關係可能都還沒有這麽直接。他們跟共産黨的結合就是習近平政權,這個政權是沒有退路的。習近平和他的支持者以及山東老幹部不能回到做蘇聯勤務兵的那個時代,而無産階級資本家也不能回去做貧下中農。他們寧可死,也不會接受這個道路,所以他們順著他們的道路只能死。他們要存在,就必須:第一,美國無限期地和平演變;第二,中國無限期地維持無産階級專政,背叛和平演變。但是這個事情就等于是你拿了別人的錢而不給別人貨,別人早晚會不給你錢的。這種局面怎麽可能永遠存在下去?所以他們是死定了,他們産生的方式和他們的路徑都决定他們死定了。
[00:29:42]作爲他們的中間人和代理人的香港建制派,這批人是什麽呢?這批人跟中國的無産階級資本家一樣,他們是依靠香港在中國改革開放時期扮演的特殊角色而發財的。直截了當地說,他們享有政策性使用奴隸勞工的優先權,以及政策性扶持轉口貿易和各方面的地位。這個地位是政策扶持起來的,而不是他們自己掙來的,所以他們像無産階級資本家一樣依附共産黨。但他們也像白區黨一樣靠不住,他們希望這種曖昧狀態永遠維持下去,一旦看到事情真的退到了攤牌的地步,他們就希望各種首鼠兩端了。因此結果就是,他們無法實現自己的目的,其作用只是使中間的緩衝期拖長。例如,港幣的地位是依靠跟美元的關係維持的,港幣和美元脫鈎以後,香港就徹底完蛋了,香港的白區黨和建制派的力量也就徹底完蛋了。他們不願意這件事情發生,因此采取了兩面人的做法,盡可能地拖延時間。拖延時間並不意味著問題解决,只是意味著采取决絕態度的雙方贏得了更多時間,那麽勝利就要取决于怎樣利用這個時間。
[00:31:03]民小肯定會認爲他們又贏了一局,下一次再來,但下一次他們的支持者將會遠不如現在這一次。在這一時期,一方面是建制派的實力和機會在削弱,一方面是地下党的社區組織在擴張。從最近這幾次地方選舉,這件事情就已經可以看得很清楚了。泛民的主要支持者是什麽呢?是改革開放時期成長起來的華人律師中産階級之類的。他們等于是像李光耀接替了英國殖民者在新加坡的地位一樣,他們是接替了正在離開的英國類似人物的地位。現在他們的客戶和支持者也在不斷流失當中。以後,跟田北俊的說法相反,建制派(包括田北俊的自由党)的選民確實是會不斷流失,但是民主黨和公民党的選民(特別是可以充當選區骨幹的那批人)也會大量流失。只有地下党的社區組織,由于經濟衰退和社會惡化,可以網羅更多的無産階級。它和本土派的好戰力量,將來的决戰將在這兩者之間展開。沒有人保護的香港中産階級逐步地削弱而滅亡,希望通過和平法治道路的所有政治力量也就相應地根基動搖。
[00:32:35]那麽本土派需要做什麽?本土派是缺乏資源的年輕人,他們不像是巴林的阿拉伯教法學家和也門的伊瑪目那樣有現成的法統,所以他們必須采取革命性的手段。他們要有自己正式的政權機構,把自己能够積累和招攬起來的一點點資産構成軍隊的架構,然後待機而動。招攬支持者和士兵,這倒是不大費勁的事情。當然,這件事情要看他們自己。隨著社會的惡化,走政治路綫而不走經濟路綫的人必然會越來越多,招攬支持者和士兵不是一件困難的事情。相反,你還可以提高標準,不符合我標準的人不接收。至于采取什麽樣的策略是合適的,這個我就不能替他們出主意了,因爲這種事情只有自己人才能够掌握分寸。我只能說我自己會怎麽辦。我設計的做法是不適合于香港的,但是對香港有利,因爲香港不能够在諸夏把事情鬧大以前獲得真正的獨立。
[00:33:43]我設計的做法是非常適合于像巴蜀這樣僻居內地的、布滿了縣級市和農村的地方,這樣的地方在不是交通幹綫所經過的大部分縣份。一個擁有數十萬甚至上百萬人口的縣份當中,戰鬥力最强的人也跟黑社會流氓差不了多少,也就是公安局和退伍軍人那些人。這些人我見識過,都是捧著一個極大的肚皮、依靠跟當地的歌舞廳老闆搞合作來賺錢的人,他們的戰鬥力是極弱極弱的,打敗他們是極其容易的。他們唯一能够打贏的只有營養不良的無産階級和完全沒有受過體育訓練的死大學生。對于除此之外的任何人,他們都是打不贏的。雖然共産黨有一些更强大的軍隊,但是這些軍隊不能够分布在所有地區。只要這樣的地方有幾個縣或者幾十個縣遭到打擊,那麽共産黨唯一能够對付這種局面的方式就是它現在在新疆所采取的辦法,就是再列寧化,把政權的網絡末梢重新建立起來,把整個社會封鎖起來。當然,這是非常倒賠錢的事情。只要有四川一個省實現全面再列寧化,共産黨就會一點機動兵力優勢都剩不下。如果蜀、滇、桂、粵四個省出現同樣的局面,共産黨現有的資源就會立刻倒臺,連龍騎兵地區都維持不下去。
[00:35:25]所以合理的計劃是這樣的:你要有一支由八百名“滿洲人”組成的部隊,這個“滿洲人”可以是美國士兵、高加索士兵或者緬甸的克欽族人,只要戰鬥力比占中國陸軍80%的費拉兵、退伍軍人稍微强一點點。後者的戰鬥力本身就是很差的,他們在軍隊的三年中並不能真正學到什麽,事實上連槍都不大敢讓他們摸,子彈平時都是管制的。在“滿洲人”的身邊,你要配置一個相當于馬逢知和洪承疇的政治隊伍。前者像是1644年在南京的滿洲人一樣,不懂得當地事務。比如說,皇上給他們賞賜是可以的,但是要讓他們從蘇州府撈出錢來,他們唯一可能的辦法就是一路殺過去把浮財搶出來。那是擠不出來的,那是搞不出來多少的,大部分財産都會流失。他們需要像馬逢知這樣的人。
[00:36:28]馬逢知,照現在的話說,他只是一個城管頭領。像金聲桓諸如此類的人,他們的戰鬥力完全比不上滿洲人。順便說一句,滿洲人在順治那十幾年,江南有幾千個滿洲人,南京城裏面有幾百個滿洲人。南京那幾百個滿洲人總共只打了兩仗,第一仗是下江南那一仗,第二仗是鄭成功那一仗。此外的那十幾年,大部分戰役死了幾十萬人,都是金聲桓、李成棟、馬逢知這種人替他們打的。他們的軍隊在下江南那一次領教了滿洲人的厲害以後,就再也不敢跟滿洲人打仗了。但他們可以去跟烏合之衆打仗,跟士大夫階級 — — 像顧炎武那些人組織的鄉兵和民兵打仗,跟其他更加烏合的所謂南明義軍(其實是糾合群盜)打仗,是沒有問題的。在鄭成功打過來以前,他們是能够hold住的。而且他們熟悉當地社會,他們懂漢語,而大多數滿洲人連漢語都不懂。他們到了蘇州,就像吳梅村在詩歌中描繪的一樣,“當今馬伏波”(馬逢知)在蘇州幹的主要工作就是敲詐勒索,各種摟錢。摟了錢以後他自然會分一大部分送給滿洲人,然後滿洲人再分給自己的官兵。但是我覺得,真正的滿洲人撈到的錢還是很少的,而大部分錢都是讓他這樣的人撈到了。最後他如果不是私通鄭成功的話,滿洲人也不會殺他的頭。
[00:38:00]馬逢知的部隊的戰鬥力雖然就那樣了,但是他跟慷慨激昂的死大學生和知識分子不一樣。他是那種雖然沒吃過猪肉但是看過猪跑的人。也就是說,我自己雖然不能打,但我好歹是軍人,誰能打誰不能打我心裏是清楚的。鄭成功來以前,我對滿洲人的忠誠是沒有問題的,鄭成功來了以後,我就要重新考慮一下,想做一做兩面人,結果鄭成功走了以後又被滿洲人殺掉了。而廣大士大夫階級的特點是,他們不但沒吃過猪肉,連猪怎麽跑都沒見過,他們根本分不清楚誰能打誰不能打,而且他們自己永遠是打敗仗的。他們像偉大的史可法一樣,要麽他們就投降去做貳臣了,要麽不投降,他們打誰都是打敗的。在大明朝在的時候,他們的實際作用就是,高呼世道不公,你們不按照孔聖人定下的規矩辦事,太他媽的的過分了。然後喊的聲音大了,就讓皇帝和魏忠賢把他們拉出去砍了。大明朝倒了以後,他們又對滿洲人耍同樣的方式,然後也就被砍了。反正他們的正常結果就是,要麽去做了小人,要麽就被砍了。
[00:39:09]既然做一個正人君子最終的下場都是被砍,那麽砍他們的人到底是武藝高强還是只有殺猪那點本事對他們是毫無區別的,他們對這一點根本不想研究。他們的目的就是,在被砍了以後,歷史學家給他們記載了一個光輝形象,把他們納入忠臣傳,然後他們就得意洋洋地去被砍了。他們在率領他們的鄉兵出兵以前就知道自己是去被砍的,並不覺得自己能够打贏。當然實際上也不可能打贏。而馬逢知這種人沒有什麽名節可言,他要的就是實際利益,所以他像是石重貴時代的杜重威一樣,能打贏就跟著你,不能打贏就投靠能打贏的那一方面,誰能打贏誰不能打贏我是能區別開的。
[00:39:51]另外一個角色是洪承疇,當然還有跟洪承疇同樣的人。他不是像馬逢知這樣的軍人,他也跟史可法一樣分不清誰能打贏誰不能打贏,但是他會保境安民,他會在比如說滿洲人或者任何人能够維持秩序的前提之下把廣大農民群衆組織起來搞生産,然後向他們徵收賦稅。就是這三種人,足够了。能打的八百個滿洲人,一仗就够,一仗打到那些軍事上的內行知道誰也不能跟你打,然後你千萬別再消耗自己的實力;由馬逢知這樣的印第安輔助部隊把你圍繞起來,剩下的那些仗全由馬逢知他們去打;然後再有一個像洪承疇這樣的政治團隊去負責治理你能够控制的那些費拉群衆。有這三種人就足够了。
[00:40:42]八百個真正能打的精銳部隊足以駕馭幾萬人的印第安輔助部隊。這些輔助部隊肯定要燒殺搶劫,各種政治不正確,但你不要管他們,他們就是爲了那個來的。所謂的衙役和胥吏,不拿工資,他就是爲了贏得敲詐勒索的機會才去做胥吏的。否則胥吏又不能升官,你做個毛。他之所以願意去做,照現在的說法他願意去做公安局局長,那是因爲他貪污得到的錢比讀聖賢書的縣太爺還要多。他雖然這輩子連縣官都做不上,而縣太爺說不定有朝一日就做上宰相了,但是他在本地可比縣太爺還要肥,而且縣太爺離了他是沒法統治的。馬逢知、金聲桓、李成棟這種人就是他們在軍事方面的翻版。他們肯定是惡棍,而他們願意爲你服務的基礎就是,你會對他們的惡棍行爲睜一眼閉一眼,然後他們可以從中發大財。你是少不了他們的。如果你只有那幾百個滿洲人的話,你統治不了這塊地方。
[00:41:45]當然,你要建立一個理想的民主制度,要大家都變成負責任的公民,這當然也是可以的,這有兩種辦法。第一,你等五十年、五百年或者五千年這個不確定的時間,你先發明一套長生不老藥,或者是設立一個偉大學派,指望你的子子孫孫的弟子們堅持你的偉大理想。第二種做法是,你現在就去像史可法他們那樣做。現在的民主派士大夫大多數都是投機分子和騙子。史可法這樣的人迄今爲止我一個也沒見到過,我見到的全是投機分子和騙子。但是出于人道主義起見,我假定其中還是有史可法那樣真誠的人。那麽他們要做的事情就像史可法一樣,我絕對不會接受你劉某人的這一套馬基雅維利主義的混蛋做法,你不就是想當軍閥嗎?你跟軍閥有什麽區別?我堅定不移地支持民主的原則,然後伸出我的脖子,像史可法一樣,讓他們砍我的頭。讓美國媒體來扮演史書作者的角色,給你一個光榮的稱號,你是“民主的英雄”了。OK,這個我不跟你搶,我還可以强烈建議把下一届諾貝爾和平獎也頒發給你,像劉曉波一樣,謝謝,慢走不送。
[00:43:06]實際上,能够以最高性價比建立統治的方法就是我說的那種辦法,依靠我製造出來的那三種人。一種是能征慣戰的客軍,極少數真正打仗的軍隊。第二就是跟治安軍差不了多少的人,只要能打得贏城管和警察就行。這事根本不困難。我敢說,像博明(Matthew Pottinger)那樣的美國記者,他如果到北京來跟城管和警察打架的話,城管和警察一定打不過他,雖然後者人多。如果是三、五個警察的話,任何一個美國高中生過來都能把他們打趴下。這是一個基本的營養和社區的問題。以美國baby正常的營養狀態以及美國中小學生正常的運動狀態來說的話,這種結果是必然的。中國人民解放軍的大部分是由考不上高考的貧下中農組成的,他們從小的營養狀態都很差,也就是喝米湯長大的人,底子是極差的。然後在工作階段,他們的主要工作是跟妓院老闆、歌舞廳老闆之類的喝酒狂歡,早就把身體糟蹋得一塌糊塗。就需要這麽一點點戰鬥力,比他們稍微優越一點,稍微打上一、兩場仗,那就足够了。腐敗的、由費拉組成的、以謀取灰色收入爲目的的二流治安軍,構成你打大多數戰役的主力。幾萬人也行,幾十萬人也行,看你的駕馭能力。這種人是要多少有多少的。
[00:44:38]第三是政治團隊。這個政治團隊需要費點心思培養。他們當中需要有像範文瀾這樣的中國民族發明家,換到我就是巴蜀利亞民族發明家。他要把我的巴蜀利亞民族發明大綱,第一,以西方世界能够接受的形式,第二,以人民群衆喜聞樂見的形式,編成小册子,在全世界各地大搞宣傳。而且要有一些水平也不需要高、中學畢業的會計那個水平的人,能够向廣大費拉群衆收稅,而且能够按照縣太爺那種簡陋的方式多多少少在本性非常卑鄙、早已經喪失了儒家、佛教或者任何基本道德觀的廣大人民群衆當中維持一點點秩序。在這種人當中維持秩序,必須得相當狠毒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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